图为今年1月香港政府围封葵涌邨，要求邨内居民进行病毒检测。（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当全世界都回到正常生活，只有香港在考虑要再次收紧防疫措施。”这些年头从香港出走到世界各地的朋友，渐渐发觉自己习惯不了自由；而习惯上的分别，就由戴口罩开始。
“在外国，出街不用戴口罩吗？”“不用；甚至在飞机上，也不再强制乘客戴口罩。”反过来说，在世界各地的人，其实是很难明白，为何某神奇国度至今仍然坚持要清零。
我也有尝试过去找出神奇国度坚持清零的理由。坊间最多人相信的原因不外乎两个。第一个讲法就是既得利益作祟；生产销售中成药、防疫用品以及测试剂的既得利益者，在过去两年赚过盘满砵满，所以他们不愿意放弃这笔丰厚利润。另一个讲法就是，中共内部也有两派观点；两派正在透过清零来角力。
其实以上两个讲法并无抵触；但是在资讯不透明的情况下，很难以事实证明究竟那一个观点更接近事实。而我有第三点观察，就是从中共一贯作风，以及过去两年由外交体系的言辞转变，来尝试推测决策背后的动机。
这场瘟疫最初爆发的时候，中共的第一件事，就是对内封锁消息，对外就强调疫症是可防可控。有理由相信，在这个阶段，中共仍然是一贯地以政治先行，以稳定压倒一切。其实史上不断重复的人为错误，往往都是出于这种颠倒理想与现实的思想陋习。
之后，疫症扩散到世界各地，纸包不住火；这个阶段，中共最紧张的不是如何治理问题，反而是开动外交机器，将“武汉肺炎”这四个字，从一切公开讨论中消除。由世卫到各大媒体、网络社交平台，尤其是 Facebook ，完全服从配合。中共多年来建立对国际组织的影响力，终于发挥作用。
在疫症初期，中共已经不断强调由外国传入的个案。与此同时，外交战狼也在社交媒体上，将疫症描绘成外国势力阴谋，是美军在2019年10月在武汉举行的世界军人运动会中播毒。当然，这种讲法就只有中共的外交战狼在Twitter上不断推播。
战狼幼稚的行为，其实也反映出最高决策者的水平。但亦因为战狼过态的作风，令世界各地忽然有更多人去考究武汉 P4 病毒实验室所进行的研究项目，尤其是改变冠状病毒基因序列的“功能增加”（Gain-of-Function）实验。当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病毒源头来自武汉，战狼也急速显转变了论述模式，将焦点放在“中国模式如何战胜疫症”。
中共向来都会借西方国家的危机，宣扬中国模式的优越。由 2020 年中开始，欧美各国最受疫情影响的时候，中共外宣机器就以最高姿态大吹大擂“七日建成方仓医院”，以及各种极端的操控行动在中国执行得如何流畅。言下之意，就是对世界各国说：“因为你们太过自由，误了防疫的时机，人命死伤也是咎由自取，不可以将责任推卸到中国。”
过去两年，对世界最大影响，不是疫症，而是中国模式差点就灌输到各国。不少发展中国家的民众，亦曾经相信中国疫苗是最有效，是中国拯救了世界。
以上观察，应该足以解释为何中共无法逆转清零的方针。本来应该以科学实证为本的防疫措施，在中共统治下亦难免成为了统治者的意识形态工程；而这种意识形态工程，除非有最高领导人的明显指示，否则在执行层面的官僚一般都不会随便自把自为。
在专制极权统治之下，没有理性逻辑可言。各国商会和企业对香港特区政府陈情，希望香港尽早对外开放，是向错误的对象，发放错误的讯息。现实中，只有北京向香港发号施令，而香港的官僚只有执行的职责，没有向北京转达讯息的权力。
话虽如此，我相信终有一日，定于一尊者的独裁者，会忽然宣布，抗疫已经取得空前胜利，而一切清零政策亦会在极短时间之内消失于无形。毕竟，中共要的不是防疫，而是要精神上的胜利。虽然什么都比人迟一步，但届时内宣外宣机器，自会歌功颂德，说伟大的领导人才是世界救主。
明明是自己作下的孽，却强说是别人的错，更要吹捧自己是解决问题的人。中共的作风，向来如此；正是见怪不怪，其怪自败。
利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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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按：利世民是香港时评人、财经专家，现为香港《看中国》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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