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郭沫若。（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1926年，郭沫若出任广东大学文学院院长，在国民革命军政治宣传系统与左派联系日趋密切的背景下，透过林伯渠等人的引介，初次见到了当时身兼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的毛泽东。关于这次相遇，他在自传写作《创造十年》及续篇中，以司马迁《史记》评价张良的笔触作为引子，留下了一段极具视觉反差的速写：“余以为其人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女子。吾于毛泽东亦云然。”、“人字形的短发分排在两鬓，目光谦抑而潜沉，脸皮嫩黄而细致，说话的声音低而委婉。”
年轻时期的毛泽东。（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在郭氏眼中，毛泽东的外貌与气质呈现出近乎女性化、阴柔的一面：留着中分短发，两鬓贴服，皮肤白皙，甚至略带病态的青黄，神情温和，毫无草莽之气；说话时声音低沉，语调委婉，带着厚重的湘潭口音，听起来轻细，以致郭沫若自己承认，有时因听力不佳而听不太清楚。然而在谈到“运动”（所谓的“革命运动”与“群众运动”）时，毛泽东的思路却十分犀利，谈吐深邃，使郭觉得“深奥莫测”，这种外表阴柔、思想锋利的反差正是他早期印象中最强烈的一点。彼时的郭沫若，当然是以传统士大夫“相人术”去丈量这位湖南出身的“革命”干部。在后来的回忆整理中，有文字称郭沫若1926年初见毛时未发现他有帝王之相。
海外传记作家迪克‧威尔逊在其著作《毛泽东传》（Mao:A Biography）中，也用“皮肤白皙、声音低柔、谦恭有节”来描写青年毛泽东的整体感觉，与郭氏的印象基本吻合。
当时的郭沫若，习惯于在政治人物身上寻找那种洪亮高亢、气宇轩昂的“大英雄”标记：声若洪钟、身材魁伟、谈吐豪迈。这也是他在国民革命军宣传系统服务期间，对领袖型人物的既定审美。然而，他未曾识破的是，那种低柔语调之下，藏着的杀气与权力野心。这股“深奥莫测”的气息，日后在延安整风、反右、反胡风，再到“文化大革命”，才被暴露到极致。
从“看走眼”到“桂冠诗人”的焚书
1949年后，新政权建立，郭沫若迅速被推上“桂冠诗人”和官方文化旗手的位置。中共中央一度把他塑造成“鲁迅的继承者”与新中国文化界的领袖，让他同时兼任政务院副总理、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文联主席等多重身分，一人身兼诗人、史学家与政治家三重角色。对于那个曾在1926年用“状貌如妇人女子”来形容毛泽东的文人而言，这几乎像是一场命运反讽。
坐上这个位置之后，郭沫若的笔几乎完全向权力折服。同一双眼睛、同一张嘴，从早年用相人术打量毛泽东，转为源源不断地生产“颂圣神作”。对外，他可以说出“斯大林是我爸爸”这样的话；对内，他用长篇组诗和词牌，把毛写成历史与宇宙的唯一坐标。到了60年代，他已习惯用诗歌为每一次政治运动“背书”，从“大跃进”到“人民公社”，几乎每一波口号背后，都能找到一首郭沫若的应景诗。
这种跪姿在1966年达到第一个高潮。4月1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扩大）会议上，文化部汇报即将展开的文化大革命，山雨欲来之势已在高层蔓延。郭沫若抢先表态，当场宣布要把自己过去的创作全部否定：“在一般的朋友、同志们看来，我是个文化人……（作品）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好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讲，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这一下切断自己的文学、史学身分，他把整个文本生命一口气打入垃圾堆，只求先向毛和运动表忠心、减轻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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