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除黨內異己 斯大林將「告密」合法化(圖)

2018-09-30 05:39 作者:鄭異凡 桌面版 简体 0
    小字


為打擊排除黨內異己,斯大林將難聽的「告密」合法化。(網絡圖片)

提要:在蘇聯共產黨的歷史上一直存在告密的問題,即向組織密告周圍同事、同志的私下言行。告密者往往成為安全機關的密探。這些人的動機不一,有的是為了邀功請賞向上爬,有的是為了打倒對手,有的是為自保。「告密」一詞太露骨,實在不好聽。為打擊排除黨內異己斯大林將難聽的「告密」合法化

蘇聯共產黨的歷史上一直存在告密的問題。告密有兩種。一種是十月革命前被招募潛伏黨內的沙皇政府密探。另一種告密是十月革命勝利後出現的新現象,即向組織密告周圍同事、同志的私下言行。在安全機關介入黨內鬥爭,當權者用格伯烏(國家政治保衛局)的方式解決黨內意見分歧時,告密者往往成為安全機關的密探。這些人的動機不一,有的是為了邀功請賞向上爬,有的是為了打倒對手,有的是為自保。

上世紀20年代,黨內鬥爭逐漸激化。得到列寧支持的托洛茨基,與「三駕馬車」(斯大林、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之間在一系列問題上出現分歧。1923年秋,工農產品價格的剪刀差引發銷售危機,國內出現工潮。黨內對解決經濟問題以至黨內民主問題等發生不同意見。

十月革命後不久,即成立了全俄肅反委員會(簡稱契卡),它很快獲得了非常權力,即逮捕和不經法庭審判直接處死的生殺大權。這種情況一直延至實施新經濟政策的初期。

1922年初契卡改組為國家政治保衛局(格伯烏),屬內務人民委員部管轄,任務是鎮壓公開的反革命暴亂,從事反間諜工作,保衛鐵路和水路交通線,保衛國家邊界等。它有搜查逮捕權,但已無處決權,案件必須移交法院審理判刑。這是把蘇維埃國家納入法制軌道的一項重要措施。

但是這一次,格伯烏首腦捷爾任斯基卻要求把對敵鬥爭的方法用於黨內鬥爭,要求在黨內建立告密制度,這引發托洛茨基的強烈抗議,他堅決反對安全機關介入黨內生活。不久,布哈林在10月11日的政治局會議上也反對這種做法,他說:「這只會帶來害處。這會被理解為變本加厲的警察制度。我們必須急速轉向黨內民主。」

然而屬斯大林多數派的許多大會代表都支持告密行為。中央監委主席團委員施基裡亞托夫認為,就某個黨員想成立什麼集團向黨的高級機關告密,這是「每一個黨員的義務」。中央監委主席古比雪夫完全支持這種說法。而中央監委主席團委員古謝夫走得更遠,他聲明:「每一位黨員都應當告密。如果我們有什麼毛病的話,那不是因為告密,而是因為不告密……可以是很好的朋友,但一旦出現政策分歧,我們不僅不得不中斷我們的友誼,而且還要走得更遠——去『告密』。」

「告密」一詞太露骨,實在不好聽,它使人想起沙皇時期專事告密的奸細。聰明的中央監委主席古比雪夫建議把「告密」改為「報告」。這場爭論的結果是通過「報告」的形式把「告密」行為合法化!國家安全部門被用於黨內鬥爭,共產黨員用來反對蘇維埃政權的敵人的鬥爭方式,變成了黨員之間相互告密的行為。

1927年底出現糧食和工業品嚴重短缺,商店排長隊,工人舉行集會和群眾大會要求改善糧食供應。與此同時也出現糧食收購危機,有一億多普特糧食收不上來,斯大林採取了「非常措施」,動用刑法對待有糧不交的農民。「非常措施」是一種掠奪農民的手段,使農民同蘇維埃政權的關係惡化。

圍繞是否把「非常措施」常態化,黨內再次出現嚴重分歧。以共產國際政治書記處書記、《真理報》主編布哈林,人民委員會主席李可夫和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主席托姆斯基為一方,以斯大林、莫洛托夫等人為另一方,雙方展開激烈的爭論和鬥爭。

《真理報》是控制輿論的重要工具,1928年9月30日布哈林在《真理報》上發表文章《一個經濟學家的札記》,表面上批判托洛茨基派,實際上是同斯大林爭論。

這引起斯大林的警惕,他也緊緊盯住《真理報》不放。恰好《真理報》編輯部的一名叫B.C波波夫-杜博夫斯基的人給莫洛托夫寫了封告密信。這封告密信就成了撤換《真理報》編委會和編輯部中布哈林擁護者的根據。

在新任命的副主編的支持下,一批新的編輯人員使得仍任主編的布哈林不再能決定報紙的方針了。這是斯大林在黨內鬥爭中利用告密取得成功的一個例證。

分享到:

看完那這篇文章覺得

評論

暢所欲言,各抒己見,理性交流,拒絕謾罵。

留言分頁:
分頁:


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