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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不拾遺,夜不閉戶」(圖)

2016-11-07 20:00 桌面版 简体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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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貞觀政要》。(網路圖片)

中國歷史上,曾經幾度出現過「路不拾遺,夜不閉戶」時代。這是中國歷史的輝煌,也是中國人文化的底蘊。同時,歷史的鏡子也照見給我們正反兩方面的實例。

大同與小康

《禮記禮運》: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孔子說:「大道實行的時代,和夏商週三代傑出君主在位的時代,我沒有趕得上,而內心深懷嚮往。大道實行的時代,天下是公共的,大家推選有道德有才能的人為領導,彼此之間講究信譽,相處和睦。所以人們不只把自己的親人當作親人,不只把自己的子女當作子女,使老年人都能安度晚年,壯年人都有工作可做,幼年人都能健康成長,矜寡孤獨和殘廢有病的人,都能得到社會的照顧。男子都有職業,女子都適時而嫁。對於財物,人們只是不願讓它白白地扔在地上,倒不一定非藏到自己家裡不可;對於氣力,人們生怕不是出在自己身上,倒不一定是為了自己。所以勾心鬥角的事沒有市場,明搶暗偷作亂害人的現象絕跡。所以,門戶只須從外面帶上而不須用門上鎖。這就叫大同。

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裡,以賢勇知,以功為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勢者去,眾以為殃,是謂小康

現在,大同社會的準則已經被破壞了,天下成為一家所有,人們各自親其雙親,各自愛其子女,財物生怕不歸自己所有,氣力則唯恐出於己身。天子、諸侯的寳座,時興父傳於子,兄傳於弟。內城外城加上護城河,這被當作防禦設施。把禮義作為根本大法,用來規範君臣關係,用來使父子關係親密,用來使兄弟和睦,用來使夫婦和諧,用來設立制度,用來確立田地和住宅,用來表彰有勇有智的人,用來把功勞寫到自己的賬本上。因此,勾心鬥角的事就隨之而生卜,兵戎相見的事也因此而起。夏禹、商湯、周文王、武王、成王、周公,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產生的佼佼者。這六位君子,沒有一個不是把禮當作法寳,用禮來表彰正義,考察誠信,指明過錯,效法仁愛,講究禮讓,向百姓展示一切都是有規可循。如有不按禮辦事的,當官的要被撤職,民眾都把他看作禍害。這就是小康。」

禮因此就變得緊要了。《禮記曲禮上》曰:「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

貞觀之治」的社會

《資治通鑒》記載:上與群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上哂之,曰:「民之所以為盜者,由賦繁役重,官吏貪求,飢寒切身,故不暇顧廉恥耳。朕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為盜,安用重法邪?」自是數年之後,海內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焉。

皇上與群臣討論禁止盜賊。有人請求使用嚴酷的法律來制止。皇上微笑著說:「老百姓之所以去做盜賊,是由於賦稅太多,勞役、兵役太重,官吏們又貪得無厭,老百姓吃不飽,穿不暖,這是切身的問題,所以也就顧不得廉恥了。我們應當去掉奢侈,節省開支,減輕徭役,少收賦稅,選拔和任用廉潔的官吏,使老百姓穿的吃的都有富余,那麼,他們自然就不會去做盜賊了,何必要用嚴厲的刑法呢!」從這以後,過了幾年,天下太平,沒有人把別人掉在路上的東西拾了據為己有,大門可以不關,商人和旅客可以露宿。

貞觀王朝的強盛是中國的任何一個王朝都無法比擬的。貞觀年間,農民佔有一定土地,賦役負擔減輕,有了安定的生產和生活環境,大量荒地被開墾出來,社會經濟出現了繁榮景象。那時候,政治清明,經濟較快,國力加強。

貞觀王朝的社會秩序好得令人難以置信,全國判處死刑的囚犯只有二十九人。六三二年,刑(sǐ)犯增至二百九十人。這一年的歲末,李世民准許他們回家辦理後事,明年秋天再回來就死(古時秋天行刑)。次年九月,二百九十個囚犯全部回還,無一逃亡。那時的中國政治修明,官吏各司其職,人民安居樂業,不公平的現象少之又少,國人心中沒有多少怨氣。豐衣足食的人不會為生存鋌而走險;心氣平和的人也不易走極揣,因此犯罪的概率也就少之又少。

據《舊唐書》記載,唐朝的時候,有一個做買賣的人途經武陽(今河北大名、館陶一帶),不小心把一件心愛的衣服丟了。他走了幾十里後才發覺,心中很著急,有人勸慰他說:「不要緊,我們武陽境內路不拾遺,你回去找找看,一定可以找得到。」那人聽了半信半疑,心裏想:這可能嗎?轉而又一想,找找也無妨。於是趕了回去,果然找到了他失去的衣服。

《貞觀政要》記載,貞觀年間「官吏多自清謹。制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跡,無敢侵欺細人。商旅野次,無復盜賊,囹圄常空,馬牛布野,外戶不閉。又頻致豐稔,米斗三四錢,行旅自京師至於嶺表,自山東至於滄海,皆不糧,取給於路。入山東村落,行客經過者,必厚加供待,或發時有贈遺。此皆古昔未有也。」

意思是說,在貞觀年間官吏多數清廉嚴謹。王公、貴族、大戶皆不敢欺壓百姓。經商旅行看不見盜賊,監獄經常是空的。百姓豐衣足食,牛馬遍野,夜不閉戶,道不拾遺。特別難得的是,行旅之人自京師到嶺表,自山東到滄海,吃飯不用花錢,路途上可取。進入山東村落,地方人家還把陌生的行旅之人當作客人厚加招待,甚至贈送錢財物資。這是古今未有的事啊!

商鞅變法後的秦國

在天下分崩、群雄逐鹿的時代,秦靠法崛起於諸國之間。自秦孝公當政商鞅變法開始,秦的民風大為改觀。人們路不拾遺,夜不閉戶,在田間專心勞作,在戰場上奮勇殺敵。

但是,秦卻忽略了一個問題,法終究是要作用在人身上。再強大的國家,也經不起酷法的幾次折騰。烹飪最重要是「適度」,法最重要是公平。

商鞅變法伊始,就忽視了人對法的感受,變法之時,就有不少貴族認為商鞅的法律過於嚴苛,是在為秦積累禍患。但商鞅顯然沒有將這些指責放在心上,正所謂「剃人頭者,人亦剃其頭」,商鞅的酷法斷了他人的生路,總有一天,商鞅也會斷送在自己所制的法上。果然商鞅後來被五馬分屍。

據《史記》記載,商鞅在遭受禍患之前已經有所察覺,他試圖逃出秦國。在逃亡的過程中,商鞅曾想到一家旅店躲避,店主卻以「法律規定,沒有證件的人住店,店主要一同受罰」為由,拒絕了商鞅的請求。商鞅這才感嘆秦法的弊端,可為時已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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