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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密中共的早期「革命史」——抗戰後(五)(圖)

2007-12-22 04:34 作者:佚名 桌面版 简体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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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之後,中共建立的最有名的割據政權就在延安了。那個時期的延安號稱"革命聖地",但卻因領導與群眾的明顯不平等而為人詬病,特別是毛澤東一手發動的整風運動,更是為中共統治大陸後連續不斷的政治運動起了個壞頭。

正如《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一書記述的那樣,抗戰時,許多熱血青年聽信了中共的宣傳,懷著對國民黨的不滿,對共產黨的嚮往,先後奔赴延安。剛到延安時,他們無一不是興奮萬狀。有個青年回憶道:"我們終於見到延安的城頭了,我們這時興奮得幾乎要流出淚來,我們在車上向著延安城不停的歡呼,歌頌這座莊嚴的古城......歌聲開始激盪。

我們高唱起(國際歌)和俄國的{祖國進行曲)。"青年們又慕煞幹部們身上又臭又髒的爛軍服,處處覺得新鮮、刺激和神秘,為之顛倒。(延安頌) 的歌聲響徹全城,新來者被編入各種學校受訓。但很快的,他們就或多或少失望了。他們來延安是衝著一個夢,這個夢與現實相差十萬八千里。最使人失望的是"平等"問題。這個他們理想的核心,竟然在革命聖地無蹤無跡,不平等、特權比比皆是。就吃來說,每個單位都有大、中、小三灶,中灶的肉、油大概是大灶的一倍,小灶就更多了。高級領導有特別的營養食品。

穿著也是一樣。一般人穿當地自織自染的土布,粗且扎人。領導人穿國統區進口的舒服的斜紋布。毛的內衣內褲是極細的布。一個為毛家洗洗補補的佣人告訴我們,她本人不夠穿內衣褲和襪子的資格,只能穿空心棉襖,經常都在感冒。

日用品像菸草、蠟燭、寫字紙都按等級分配。說到孩子,中共領導的可以送去蘇聯,或有自己的保姆。職位低一些的高幹的妻子生產可以進醫院,產後有專人服侍。再低一些的幹部可以送孩子上保育院。有幸結婚的一般幹部,要麼不敢生孩子,要麼自己想法子對付。

艱苦的生活條件使疾病常常發生,但是醫藥分配按等級。毛本人有美國醫生馬海德,還有兩個蘇聯醫生。如有什麼需要,他直接向莫斯科要,或給重慶的周恩來打電報。醫院分高幹病房跟一般人病房,進醫院得要介紹信,連病人的飯菜也分等級。

抗戰剛開始時,延安有個國民政府派來的紅十字會醫療隊,給一般共產黨員和老百姓看病。但不久它被趕走了,有謠言說它用的針藥全是有毒的,還在食水裡下毒,散播細菌。醫療隊走後,個別醫生被留了下來,主要為特權階層服務。

延安最顯眼的特權標誌是汽車,這裡唯一的一輛汽車,是紐約洗衣房華僑捐贈來運送傷員的。但毛把它"私有化"了,做了他的專車。人人都知道這是"毛主席的小包車",跟毛很接近的王稼祥夫人朱仲麗都以為這"是宋慶齡從國民黨地區搞來,專門送給毛澤東用的"。年輕的司馬璐看到毛和妻子江青乘車經過後說,江青穿著深紅色的春裝,"和毛澤東在車中雙雙風馳電掣,招搖過市,路人都為之側目"。

延安盛傳著一句笑話:"延安就三樣東西--太陽、廁所、空氣是平等的。"毛很清楚特權是人們耿耿於懷的敏感東西。一天,老朋友曾志來吃晚飯,飯後毛請她再來。她衝口而出:"那我以後每個星期天都到你這裡來會餐!"毛收住了微笑,顯得有些尷尬。

黨是這樣向年輕的志願者解釋等級制度的:"同志們,並不是這些領導同志自己要求享受得好一點,而是黨的命令,黨因為這個同志對黨的貢獻和現在所負的責任,就有權利命令他,要他把健康保持得更好一點。比如,毛主席,黨可以要他每天吃一隻雞。

特權體制甚至延伸到日本在延安的共產黨人和戰俘,他們中只有一個人有權過性生活:最高領導野阪參三。一位當時的戰俘對我們說:"毛澤東希望他過得心情愉快,所以給他找了個女同志作他的伴侶。我們沒提意見,沒公開提意見。大家是有意見,只是藏在心裏。"

儘管失望,年輕的志願者卻沒法離開,他們進了延安就出不去了。其他地方,包括別的紅色根據地,都一概叫做"外面"可望而不可及。過來人說:在延安的老幹部中,新幹部中,思鄉病很流行。農家子弟往往直率地提出回家去,知識份子幹部就聰明多了,他們不說"回家去",而是編造一套謊言,說得天花亂墜,要求黨調他們出外工作。當然絕大多數不會批准。

司馬璐在醫院裡看到下面的一場戲:"我們沒有病,為什麼把我們送到這裡。"兩個江西佬一面在咆哮著,一面在企圖掙脫政治指導員的手。指導員對他們說:"同志,你安靜一點。"又招呼幾個武裝同志把他們壓住。......兩個江西佬繼續在訴說:"我們要回家看看雙親和兒女,一次再次請假不准,硬說我們有了神經病,送我們到這裡來。"

這時,有個好事的幹部走過去,指指兩個江西佬胸前挂的"長征紀念章",對他們說:"同志,記得你們有光榮的革命歷史呀!""這個東西有屁用,我們死裡逃生,受傷十幾次了,現在人家陞官的陞官,有好吃好穿,我們為的什麼,還不如回家種田去。"對年輕的志願者們來說,逃跑更是難於上青天,抓回來面臨處決。大部分也就斷了走的念頭,留下來了。

就是這批人毛澤東得用來做他的權力基礎。顯然,他們不是權力基礎的材料。要他們為中共衝鋒陷陣,毛得從根本上改變他們,重新塑造他們。這個工程就是著名的"延安整風",於一九四二年初揭幕。

首先,毛拿他們的帶頭人、三十五歲的共產黨員作家王實味開刀。王實味曾翻譯過恩格斯、托洛茨基的著作。三月十三日,延安的主要報紙《解放日報》連載他的文章(野百合花)。毛一看就留了神。王實味寫道:

延安青年近來似乎生活得有些不起勁,而且似乎肚子裡裝得有不舒服。為什麼呢?我們生活裡缺少什麼呢?有人會回答說:我們營養不良,我們缺少維他命,所以......。另有人會回答說:延安男女的比例是"十八比一",許多青年找不到愛人,所以......。還有人會回答說:延安生活太單調,太枯燥,缺少娛樂,所以......。這些回答都不是沒有道理的......但誰也不能不承認:延安的青年,都是抱定犧牲精神來從事革命,並不是來追求食色的滿足和生活的快樂。

王實味

王實味

王實味的答案是,延安青年失望了,對等級制度失望了,對革命隊伍缺乏"愛和熱"失望了。他引用路上聽到的兩個青年女子的一段對話:"動不動,就說人家小資產階級平均主義:其實,他自己倒真有點特殊主義。事事都只顧自己特殊化,對下面同志,身體好也罷,壞也罷,病也罷,死也罷,差不多漠不關心!"

"哼,到處烏鴉一般黑,我們底X X同志還不也是這樣!"

"說得好聽!階級友愛呀,什麼呀--屁!好像連人對人的同情心都沒有!"......

"真正關心幹部愛護幹部的,實在大少了。"

(野百合花)繼續連載時,王實味把話說得更單刀直入。"一種人說:我們延安並沒有等級制度:這不合事實,因為它實際存在著。另一種人說:是的,我們有等級制度,但它是合理的。這就須要大家用腦子想一想。"王實味呼籲人們自己用腦子想,這就已經大逆不道了,他還提出了自己合情合理的觀點:"我並非平均主義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卻實在不見得必要與合理","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麵湯,青年學生一天只得到兩餐稀粥......另一方面有些頗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對上感覺他們是異類,對他們不惟沒有愛,而且--這是叫人想來不能不有些‘不安'的。"

毛看到這些話後,猛拍辦公桌上的報紙,厲聲問道:"這是王實味挂帥,還是馬克思挂帥?"他立刻打電話給《解放日報》。報社受到整肅。

王實味又把更尖銳的思想寫到牆報上。毛澤東允許牆報存在,給青年知識份子一個透氣閥門,說話的園地。對毛來說,它的好處是讀者有限,又很容易消失:風吹雨打,撕去覆蓋,不像印刷品可以留起來。

王實味在牆報文章裡大聲疾呼:"黨內的正氣必須髮揮起來,邪氣必須消滅"。"我們還需要首先檢查自己的骨頭。向自己發問:同志,你的骨頭有毛病沒有?你是不是對‘大人物'(尤其是你的‘上司')有話不敢說?反之,你是不是對‘小人物'很善於深文羅織?要瞭解,軟骨病本身就是一種邪氣,我們必須有至大至剛的硬骨頭!"王實味已經不光是反對特權等級,而是鼓動人們"造反"了。

王實味的牆報被貼在布上,高高地懸掛在南門外,延安最熱鬧的地區。文章不長,但人們從四面八方川流不息地趕來,看的就是那短短的幾行字,那幾行他們想說而不敢說的話。王實味成了大家心目中的英雄。

一天晚間,毛澤東打著馬燈去看了王實味的牆報。他看到激動的人群,感到了王實味極大的號召力,當即決定狠整王實味。他後來說:"不少的人,從很遠的地方跑到小鞭溝看他的文章,但沒人看我的呀!""王實味稱王稱霸","王實味在延安挂帥,他出牆報,引得南門外各地的人都去看,他是‘總司令' ,我們打了敗仗。"

毛理屈詞窮,只好給王實味冠以"托派"的罪名。王實味從前私下說過一些關於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話,如說托洛茨基是個"天才","斯大林人性不可愛",在蘇聯清黨時"不知造就了多少罪惡"。這些話現在被公開扯出來批判。王實味被關押。

他短暫生命的最後幾年是在單獨囚禁中度過的。一九四四年,國民黨地區的記者來訪延安,王實味被弄出來見他們,他們見到的是一個機器人。記者魏景蒙寫道:"他重複說:‘我是個托派。我攻擊毛主席應該被處死'","毛主席寬宏大量......我對他的仁慈戚激不盡。"記者趙超構注意到他:"談話的神情完全像演講,時刻舞著手勢以加強他的語氣,說到他過去的‘錯誤',他的表情嚴肅到可怕。有時,竟是聲色俱厲的------據我的觀察,他的精神上所受的刺激,就在和我們會面的時候,也還是掩飾不了的。"

王實味的審訊者之一後來透露王實味說這番話是奉命,出於無奈,"他見了記者回來以後,非常惱火躺在床上,握緊拳頭,表示了極大的不滿"。一九四七年中共撤離延安時,王實味被帶上,途中被處決。

那是個漆黑的夜晚,他被大刀砍死,扔進一座枯井。那年他四十一歲。一九四二年,拿王實味開刀後,毛殺雞儆猴,要年輕的志願者們參加一場場批判王實味的會。但毛髮現他們沒有被嚇住。王實味畢竟跟托洛茨基主義有些瓜葛,而這些青年人很多連這個名字都沒聽說過。延安剛開始批托洛茨基時,為了幫助人們記住這個俄國名字,康生說:"你們可以記作"兔子吃雞"。

"托派"這頂帽子對年輕志願者們沒有恫嚇力,毛和康生另闢蹊徑。那年冬天,他們指控大部分國民黨地區的中共地下黨組織是"紅旗黨",打著紅旗反紅旗,是為蔣介石服務的特務集團。這下,幾乎所有在延安的年輕志願者都成了特務嫌疑犯。他們都曾是這些地下黨的成員,或者是由這些組織介紹來延安的。為這個可怕罪名作依據的,只有一條口供,出自從甘肅地下黨來的十九歲的黨員張克勤。在七天七夜不讓他睡覺、輪番審訊的情況下,他終於說出了審訊者提示他說的話:地下黨是特務機構。

就這麼個藉口,毛澤東把幾乎所有志願者都當作特務嫌疑犯關起來。一九四三年四月,數千人被逮捕,關進黃土山深處為監禁他們新挖的窯洞。一處監獄坐落在中共克格勃(此時叫"社會部,)所在地棗園的後山溝裡,可關三千多人。(毛有一住處也在那裡。)被捕的還是少數,大多數人被關押在各自的機關或學校。所有單位全成了准監獄,封閉起來,由衛兵把守。毛命令各單位"實行放哨戒嚴,禁止會客及出入的自由"。做"獄卒"的是本單位的人,往往來自非國統區,通常只佔一個單位人數的一兩成。

把一般工作單位變成准監獄是毛的重要發明。在他未來的統治下,整個中國都將採用這種模式。在這件事上,他更勝希特勒、斯大林一籌,使同事一夜之間變成囚犯與獄吏。用這種方式,毛不僅讓人與人之間充滿可怕的緊張關係,還增加了直接參與鎮壓的人數,甚至施用刑法的人數。希特勒、斯大林搞這些骯髒事大多用的是秘密警察蓋世太保、克格勃,地點在一般人看不到的鐵門後面。而毛的方式,不僅捲入的人多得多,也公開得多。

關押後,志願者們被逼著承認自己是特務,還必須咬別人是特務。這不是真正抓特務,而是製造恐懼。延安也在真抓特務,那是不露聲色地在暗地裡隨時進行。據毛的助手師哲說,真正的特務嫌疑者"稍微發現有疑點就把他處理了",常常是迅速、秘密、無聲無息地處死。‘ 對志願者所施的刑訊逼供,最常見的是不許睡覺,有時長達兩個星期。也有吊打、坐老虎凳一類傳統辦法。還有心理恐嚇,如嚇唬說不招就把毒蛇放進窯洞,甚至假槍斃。在沉寂的夜裡,遠遠近近的山溝,一排排一層層的窯洞,受刑者的慘叫聲傳遍延安。

毛澤東親自發出指示怎樣用刑效果最佳,當然不是直說"用刑",而是用委婉名詞"逼供信"。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五日,他說:運動中"一定會犯逼供信錯誤","糾正太早與糾正太遲都不好,太早則無的放矢,妨礙運動的開展,太遲則造成錯誤,損傷元氣:故以精密注意,適時糾正為原則。"毛這樣仔細,是因為他需要受刑者將來繼續為他服務。

與關押受刑相結合的是歇斯底里的坦白大會。志願者們一個個被推到台上,強迫承認自己是特務," 檢舉"他們的同志。被檢舉的跟著被揪上臺去,逼著認罪。在台下一片震耳欲聾的凶狠的口號聲中,不肯認罪的被當場捆起來拖走,押進監獄,或是上假槍斃的刑場。毛說這些坦白大會使人"恐慌到極度"。任弼時說,坦白大會"是一種極嚴重的神經戰,在某種意義上對某些人來講,甚至比任何刑法還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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