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處於文化大革命中的北京街頭
人類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後，很多國家都在理性地反思--對戰爭殺戮地反思，對政治體制地反思，對傳統觀念地反思,對種族歧視、環境惡化等等都在嚴肅地反思，對本國在歷史上的所作所為進行負責任的反思。這顯然是進步的人類向理性高峰攀登的努力，值得欽佩。
鮮見的例外是中國大陸的統治者中國共產黨，他們一直在"偉光正"的夢囈中自我陶醉。執政者不願面對歷史，卻硬要打著"崛起"的旗幟擠進"負責任的大國"的行列，也就只能表演一幕濫竽充數的現代版醜劇了。
其實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共開明領袖胡耀邦執政時期，也曾有過一段短暫的反思，平反過一些冤、假、錯案，甚至企圖啟動政治體制改革。誰能想到，其結局竟然是胡耀邦付出了政治生命和自然生命的雙重代價。這段史實讓人們看清了打著改革旗號的太上皇鄧小平的口是心非，也看出中國的政治改革之路有多麼艱險。隨後的江澤民和胡錦濤之類的左派政治庸人，更是三令五申地要求統一口徑：不准講"反右"的"陽謀"，不准講"大躍進"後餓死幾千萬善良同胞，不准講"文革"的瘋狂。總之，凡共產黨倒行逆施禍國殃民造成的災難都應該讓中國人失去記憶。
然而我卻很幸運，我的幸運來自一個偶然的機遇，讓我窺見了血腥的真相......
1984 年，在中共開明總書記胡耀邦主持下，平反中共建國以來歷次政治運動造成的冤假錯案工作已在全國展開。該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派了四個工作人員來到四川，搞有關平反冤、假、錯案問題的調查。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派三個工作人員配合。調查的地區是四川省最富庶的川西平原、原溫江地區所轄的溫江、郫縣、彭縣（現為彭州市）、崇慶縣（現為崇州市）、灌縣（現為都江堰市），還有邛崍、蒲江、大邑、雙流等縣。最高法院四人分別是辦公廳副主任郭振江，告訴申訴審判庭副庭長張國棟，審判員王執堅，書記員鮑聖慶（現為最高法院辦公廳副主任）。四川高級法院三人分別是告訴申訴審判庭庭長解三選，審判員李昌榮，書記員劉尊勤。溫江地區中級法院派該院副院長吳忠仁主持全面工作。中級法院的告訴申訴庭和轄區內各縣的告訴申訴庭人員，基本上都抽調到這個由四級法院組成的龐大工作組中。由於過去漫長的歲月中整人運動層出不窮，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量大得驚人，單靠法院工作人員顯然難以完成這項任務。中共中央同意各級法院在地方政府部門抽調幹部到法院幫助工作的要求。這樣很多縣又抽調諸如文教局、糧食局、文化館等單位的人員加入到這個工作組裡，我這個法律門外漢就因此而調入其中才得以大開眼界。
工作開始時在溫江中級法院內開會，佈置具體任務，要求把每個縣的歷史老案全部排查，縣法院所有歷史檔案全部翻出來普查一遍，看有什麼問題。什麼"大肅反"、"小肅反"、"三反五反"、"平叛"、"一打三反"等等塵封了多年的歷史檔案一下子都見了天日，而每一本檔案都是一幕活生生的人生悲劇，一摞檔案便是一個個殘缺家庭匯成的社會悲劇！
最高法院和省高級法院的工作人員由中級法院吳忠仁副院長陪同，一個縣接一個縣的聽匯報復查工作進展的情況，匯報分別到各縣法院去聽，各縣黨政部門不列席參與。
在到彭縣法院聽匯報時，已經是10月份了。匯報是在縣法院的一個會議室內進行的。一個從該縣文化館抽調到工作組來的年輕人匯報了發生在大躍進後飢荒年代的陳年舊案："1959年3月27日，某村婦女陳慧芳從十幾里外的山上採野菜回家，煮熟後準備讓家裡的老人先吃。等她從裡屋把老人扶出來時，發現煮好的一鍋野菜已被其9歲的大女兒吃完，女兒因湯湯水水脹得太多，難受得在地上打滾，氣憤中陳慧芳當即將大女兒掐死，然後肢解煮食。判決認定該陳慧芳對社會主義大躍進不滿致人死亡的行為構成反革命殺人罪，判處死刑。 "這個年輕人又補充了一句："此案在審訊人員問犯人‘為什麼對自己的親生女兒也能下此毒手時，該犯理直氣壯地回答說：‘她把我們一家救命的東西都吃光了，那我們就只有吃她了。'"
聽著這令人毛骨悚然的匯報，全場鴉雀無聲，似乎每個人都在暗自叩問自己的良心，究竟誰才是釀成"人相食"這一慘劇的元凶禍首？但沒人願意、也沒有人敢於正面回答這個問題。在沉默的尷尬中，最高法院的郭振江冷冷地說道："匯報下一個......"
只是那次匯報的場景氣氛已永遠永遠地定格在我這個年輕人的腦海，甚至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正是這些冤死鬼的命運促使我認定極權暴政是我不共載天的死敵。
不久，另一則案例更堅定了我的抉擇，案例說："1959年9月13日，某村富農之妻余氏，妄想復辟變天。當發現門外路過的小女孩趙艷（11歲，村民趙長東之女）時，將其拉入屋內，掐死後肢解燉煮，鍋內溢出的異味引起過路的一個民兵的警覺，將余氏當場抓獲，余氏反革命氣焰極其囂張，膽敢對民兵說‘既然都煮好了，就讓我吃一口嘛，反正我都快死了'"。其判決書最後說："該犯犯罪情節十分惡劣，不殺不足以平民憤，故以反革命殺人罪，判處死刑。"
匯報就此打住，最高法院辦公廳郭副主任問溫江中級法院吳副院長："這類案子還有多少？"吳答："初步統計有27件。""這類案子怎麼辦？"郭回答："我們只有帶回去（指帶回北京最高法院）研究處理，現在不要動。"然而，其它政治類型的案件，中央和最高法院都先後出臺了相應的平反政策和處理辦法。唯獨這二十多件與人吃人相關的案子卻石沉大海杳無音訊。
我記得那時連最高法院最年輕的工作人員鮑聖慶都當場就說，"要不是親眼看到這些檔案，我真不敢相信這是真的！"是啊，不翻開這些檔案，誰敢相信呢？
此後，我常想，這些在特定的社會環境、特定的政治背景下，人都要餓死了，人的生存權利遭到徹底剝奪，完全喪失了自控能力實施的行為，究竟誰負有最根本的社會責任和法律責任呢？在人類文明的歷史中，這種人類吞噬同類的罪責，從本質上講，社會執政集體的責任遠遠大於行為個體。
歷史是沈重的，只有反思這段歷史，才有可能避免這段歷史的重演，才有可能告慰四川那近一千三百萬的餓死鬼！才有可能告慰中國那近五千萬被無辜餓死的怨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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