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密中共的早期“革命史”——抗战后（五）（图）

八

继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之后，中共建立的最有名的割据政权就在延安了。那个时期的延安号称"革命圣地"，但却因领导与群众的明显不平等而为人诟病，特别是毛泽东一手发动的整风运动，更是为中共统治大陆后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起了个坏头。

正如《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书记述的那样，抗战时，许多热血青年听信了中共的宣传，怀着对国民党的不满，对共产党的向往，先后奔赴延安。刚到延安时，他们无一不是兴奋万状。有个青年回忆道："我们终于见到延安的城头了，我们这时兴奋得几乎要流出泪来，我们在车上向著延安城不停的欢呼，歌颂这座庄严的古城......歌声开始激荡。

我们高唱起(国际歌)和俄国的{祖国進行曲)。"青年们又慕煞干部们身上又臭又脏的烂军服，处处觉得新鲜、刺激和神秘，为之颠倒。(延安颂) 的歌声响彻全城，新来者被编入各种学校受训。但很快的，他们就或多或少失望了。他们来延安是冲著一个梦，这个梦与现实相差十万八千里。最使人失望的是"平等"问题。这个他们理想的核心，竟然在革命圣地无踪无迹，不平等、特权比比皆是。就吃来说，每个单位都有大、中、小三灶，中灶的肉、油大概是大灶的一倍，小灶就更多了。高级领导有特别的营养食品。

穿著也是一样。一般人穿当地自织自染的土布，粗且扎人。领导人穿国统区進口的舒服的斜纹布。毛的内衣内裤是极细的布。一个为毛家洗洗补补的佣人告诉我们，她本人不够穿内衣裤和袜子的资格，只能穿空心棉袄，经常都在感冒。

日用品像菸草、蜡烛、写字纸都按等级分配。说到孩子，中共领导的可以送去苏联，或有自己的保姆。职位低一些的高干的妻子生产可以進医院，产后有专人服侍。再低一些的干部可以送孩子上保育院。有幸结婚的一般干部，要么不敢生孩子，要么自己想法子对付。

艰苦的生活条件使疾病常常发生，但是医药分配按等级。毛本人有美国医生马海德，还有两个苏联医生。如有什么需要，他直接向莫斯科要，或给重庆的周恩来打电报。医院分高干病房跟一般人病房，進医院得要介绍信，连病人的饭菜也分等级。

抗战刚开始时，延安有个国民政府派来的红十字会医疗队，给一般共产党员和老百姓看病。但不久它被赶走了，有谣言说它用的针药全是有毒的，还在食水里下毒，散播细菌。医疗队走后，个别医生被留了下来，主要为特权阶层服务。

延安最显眼的特权标志是汽车，这里唯一的一辆汽车，是纽约洗衣房华侨捐赠来运送伤员的。但毛把它"私有化"了，做了他的专车。人人都知道这是"毛主席的小包车"，跟毛很接近的王稼祥夫人朱仲丽都以为这"是宋庆龄从国民党地区搞来，专门送给毛泽东用的"。年轻的司马璐看到毛和妻子江青乘车经过后说，江青穿著深红色的春装，"和毛泽东在车中双双风驰电掣，招摇过市，路人都为之侧目"。

延安盛传著一句笑话："延安就三样东西--太阳、厕所、空气是平等的。"毛很清楚特权是人们耿耿于怀的敏感东西。一天，老朋友曾志来吃晚饭，饭后毛请她再来。她冲口而出："那我以后每个星期天都到你这里来会餐！"毛收住了微笑，显得有些尴尬。

党是这样向年轻的志愿者解释等级制度的："同志们，并不是这些领导同志自己要求享受得好一点，而是党的命令，党因为这个同志对党的贡献和现在所负的责任，就有权利命令他，要他把健康保持得更好一点。比如，毛主席，党可以要他每天吃一只鸡。

特权体制甚至延伸到日本在延安的共产党人和战俘，他们中只有一个人有权过性生活：最高领导野阪参三。一位当时的战俘对我们说："毛泽东希望他过得心情愉快，所以给他找了个女同志作他的伴侣。我们没提意见，没公开提意见。大家是有意见，只是藏在心里。"

尽管失望，年轻的志愿者却没法离开，他们進了延安就出不去了。其他地方，包括别的红色根据地，都一概叫做"外面"可望而不可及。过来人说：在延安的老干部中，新干部中，思乡病很流行。农家子弟往往直率地提出回家去，知识分子干部就聪明多了，他们不说"回家去"，而是编造一套谎言，说得天花乱坠，要求党调他们出外工作。当然绝大多数不会批准。

司马璐在医院里看到下面的一场戏："我们没有病，为什么把我们送到这里。"两个江西佬一面在咆哮著，一面在企图挣脱政治指导员的手。指导员对他们说："同志，你安静一点。"又招呼几个武装同志把他们压住。......两个江西佬继续在诉说："我们要回家看看双亲和儿女，一次再次请假不准，硬说我们有了神经病，送我们到这里来。"

这时，有个好事的干部走过去，指指两个江西佬胸前挂的"长征纪念章"，对他们说："同志，记得你们有光荣的革命历史呀！""这个东西有屁用，我们死里逃生，受伤十几次了，现在人家升官的升官，有好吃好穿，我们为的什么，还不如回家种田去。"对年轻的志愿者们来说，逃跑更是难于上青天，抓回来面临处决。大部分也就断了走的念头，留下来了。

就是这批人毛泽东得用来做他的权力基础。显然，他们不是权力基础的材料。要他们为中共冲锋陷阵，毛得从根本上改变他们，重新塑造他们。这个工程就是著名的"延安整风"，于一九四二年初揭幕。

首先，毛拿他们的带头人、三十五岁的共产党员作家王实味开刀。王实味曾翻译过恩格斯、托洛茨基的著作。三月十三日，延安的主要报纸《解放日报》连载他的文章(野百合花)。毛一看就留了神。王实味写道：

延安青年近来似乎生活得有些不起劲，而且似乎肚子里装得有不舒服。为什么呢？我们生活里缺少什么呢？有人会回答说：我们营养不良，我们缺少维他命，所以......。另有人会回答说：延安男女的比例是"十八比一"，许多青年找不到爱人，所以......。还有人会回答说：延安生活太单调，太枯燥，缺少娱乐，所以......。这些回答都不是没有道理的......但谁也不能不承认：延安的青年，都是抱定牺牲精神来从事革命，并不是来追求食色的满足和生活的快乐。

王实味

王实味的答案是，延安青年失望了，对等级制度失望了，对革命队伍缺乏"爱和热"失望了。他引用路上听到的两个青年女子的一段对话："动不动，就说人家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其实，他自己倒真有点特殊主义。事事都只顾自己特殊化，对下面同志，身体好也罢，坏也罢，病也罢，死也罢，差不多漠不关心！"

"哼，到处乌鸦一般黑，我们底X X同志还不也是这样！"

"说得好听！阶级友爱呀，什么呀--屁！好象连人对人的同情心都没有！"......

"真正关心干部爱护干部的，实在大少了。"

(野百合花)继续连载时，王实味把话说得更单刀直入。"一种人说：我们延安并没有等级制度：这不合事实，因为它实际存在著。另一种人说：是的，我们有等级制度，但它是合理的。这就须要大家用脑子想一想。"王实味呼吁人们自己用脑子想，这就已经大逆不道了，他还提出了自己合情合理的观点："我并非平均主义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却实在不见得必要与合理"，"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另一方面有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对他们不惟没有爱，而且--这是叫人想来不能不有些‘不安'的。"

毛看到这些话后，猛拍办公桌上的报纸，厉声问道："这是王实味挂帅，还是马克思挂帅？"他立刻打电话给《解放日报》。报社受到整肃。

王实味又把更尖锐的思想写到墙报上。毛泽东允许墙报存在，给青年知识分子一个透气阀门，说话的园地。对毛来说，它的好处是读者有限，又很容易消失：风吹雨打，撕去覆盖，不像印刷品可以留起来。

王实味在墙报文章里大声疾呼："党内的正气必须发挥起来，邪气必须消灭"。"我们还需要首先检查自己的骨头。向自己发问：同志，你的骨头有毛病没有？你是不是对‘大人物'(尤其是你的‘上司')有话不敢说？反之，你是不是对‘小人物'很善于深文罗织？要了解，软骨病本身就是一种邪气，我们必须有至大至刚的硬骨头！"王实味已经不光是反对特权等级，而是鼓动人们"造反"了。

王实味的墙报被贴在布上，高高地悬挂在南门外，延安最热闹的地区。文章不长，但人们从四面八方川流不息地赶来，看的就是那短短的几行字，那几行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王实味成了大家心目中的英雄。

一天晚间，毛泽东打著马灯去看了王实味的墙报。他看到激动的人群，感到了王实味极大的号召力，当即决定狠整王实味。他后来说："不少的人，从很远的地方跑到小鞭沟看他的文章，但没人看我的呀！""王实味称王称霸"，"王实味在延安挂帅，他出墙报，引得南门外各地的人都去看，他是‘总司令' ，我们打了败仗。"

毛理屈词穷，只好给王实味冠以"托派"的罪名。王实味从前私下说过一些关於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话，如说托洛茨基是个"天才"，"斯大林人性不可爱"，在苏联清党时"不知造就了多少罪恶"。这些话现在被公开扯出来批判。王实味被关押。

他短暂生命的最后几年是在单独囚禁中度过的。一九四四年，国民党地区的记者来访延安，王实味被弄出来见他们，他们见到的是一个机器人。记者魏景蒙写道："他重复说：‘我是个托派。我攻击毛主席应该被处死'"，"毛主席宽宏大量......我对他的仁慈戚激不尽。"记者赵超构注意到他："谈话的神情完全像演讲，时刻舞著手势以加强他的语气，说到他过去的‘错误'，他的表情严肃到可怕。有时，竟是声色俱厉的------据我的观察，他的精神上所受的刺激，就在和我们会面的时候，也还是掩饰不了的。"

王实味的审讯者之一后来透露王实味说这番话是奉命，出于无奈，"他见了记者回来以后，非常恼火躺在床上，握紧拳头，表示了极大的不满"。一九四七年中共撤离延安时，王实味被带上，途中被处决。

那是个漆黑的夜晚，他被大刀砍死，扔進一座枯井。那年他四十一岁。一九四二年，拿王实味开刀後，毛杀鸡儆猴，要年轻的志愿者们参加一场场批判王实味的会。但毛发现他们没有被吓住。王实味毕竟跟托洛茨基主义有些瓜葛，而这些青年人很多连这个名字都没听说过。延安刚开始批托洛茨基时，为了帮助人们记住这个俄国名字，康生说："你们可以记作"兔子吃鸡"。

"托派"这顶帽子对年轻志愿者们没有恫吓力，毛和康生另辟蹊径。那年冬天，他们指控大部分国民党地区的中共地下党组织是"红旗党"，打著红旗反红旗，是为蒋介石服务的特务集团。这下，几乎所有在延安的年轻志愿者都成了特务嫌疑犯。他们都曾是这些地下党的成员，或者是由这些组织介绍来延安的。为这个可怕罪名作依据的，只有一条口供，出自从甘肃地下党来的十九岁的党员张克勤。在七天七夜不让他睡觉、轮番审讯的情况下，他终于说出了审讯者提示他说的话：地下党是特务机构。

就这么个藉口，毛泽东把几乎所有志愿者都当作特务嫌疑犯关起来。一九四三年四月，数千人被逮捕，关進黄土山深处为监禁他们新挖的窑洞。一处监狱坐落在中共克格勃(此时叫"社会部，)所在地枣园的后山沟里，可关三千多人。(毛有一住处也在那里。)被捕的还是少数，大多数人被关押在各自的机关或学校。所有单位全成了准监狱，封闭起来，由卫兵把守。毛命令各单位"实行放哨戒严，禁止会客及出入的自由"。做"狱卒"的是本单位的人，往往来自非国统区，通常只占一个单位人数的一两成。

把一般工作单位变成准监狱是毛的重要发明。在他未来的统治下，整个中国都将采用这种模式。在这件事上，他更胜希特勒、斯大林一筹，使同事一夜之间变成囚犯与狱吏。用这种方式，毛不仅让人与人之间充满可怕的紧张关系，还增加了直接参与镇压的人数，甚至施用刑法的人数。希特勒、斯大林搞这些肮脏事大多用的是秘密警察盖世太保、克格勃，地点在一般人看不到的铁门后面。而毛的方式，不仅卷入的人多得多，也公开得多。

关押后，志愿者们被逼著承认自己是特务，还必须咬别人是特务。这不是真正抓特务，而是制造恐惧。延安也在真抓特务，那是不露声色地在暗地里随时進行。据毛的助手师哲说，真正的特务嫌疑者"稍微发现有疑点就把他处理了"，常常是迅速、秘密、无声无息地处死。‘ 对志愿者所施的刑讯逼供，最常见的是不许睡觉，有时长达两个星期。也有吊打、坐老虎凳一类传统办法。还有心理恐吓，如吓唬说不招就把毒蛇放進窑洞，甚至假枪毙。在沉寂的夜里，远远近近的山沟，一排排一层层的窑洞，受刑者的惨叫声传遍延安。

毛泽东亲自发出指示怎样用刑效果最佳，当然不是直说"用刑"，而是用委婉名词"逼供信"。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五日，他说：运动中"一定会犯逼供信错误"，"纠正太早与纠正太迟都不好，太早则无的放矢，妨碍运动的开展，太迟则造成错误，损伤元气：故以精密注意，适时纠正为原则。"毛这样仔细，是因为他需要受刑者将来继续为他服务。

与关押受刑相结合的是歇斯底里的坦白大会。志愿者们一个个被推到台上，强迫承认自己是特务，" 检举"他们的同志。被检举的跟著被揪上台去，逼著认罪。在台下一片震耳欲聋的凶狠的口号声中，不肯认罪的被当场捆起来拖走，押進监狱，或是上假枪毙的刑场。毛说这些坦白大会使人"恐慌到极度"。任弼时说，坦白大会"是一种极严重的神经战，在某种意义上对某些人来讲，甚至比任何刑法还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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