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前開始的一場事關中國命運的大論爭，一九五七年後轉入地下，現在忽然間公開到全世界了。這就是由盧躍剛所代表的《中國青年報》和共青團中央之間發生的那場「戰爭」的意義所在。
為什麼叫做戰爭呢？因為按常規，盧躍剛的這封信不可能出現。一個上級機關的頭頭的訓話，是代表一級權威，下面只能照辦，無二話可說；更不要說公開對抗了。再說，趙勇的那次訓話，主旨就是重申團中央對《中國青年報》的絕對權威：「誰要是不聽話，隨時可以滾蛋」。而現在就站出一個盧躍剛，針鋒相對地宣告，他就不信這個邪，讓大家來評議一下誰該滾蛋吧！
妄圖把中國拉回斯大林時代？
最大的分歧，是這家報紙究竟應該辦成什麼樣子。或者說，報紙究竟是個什麼性質的東西。從一九五七年起，無聲的辯論已經進行了半個世紀，並且已經由歷史做出了結論。但是趙勇拿出了一個一九五一年的文件，要求《中國青年報》回到當年團中央關於創辦這張報紙的決定上來。我是那段歷史的見證人之一。一九五○年，中國向蘇聯派出了第一個青年代表團。使命是學習蘇聯的經驗，包括辦一張青年報紙的經驗。到《共青團真理報》學習時，我曾經為後來《中國青年報》的社長兼總編輯張黎群做翻譯。那當然只能是斯大林的一套新聞制度。從一九五三年斯大林死後，那張報紙連同那套制度就開始改變，現在連那個黨和他的政權都不再存在了，而《共青團真理報》卻依然健在，還頗受歡迎，不過已經面目全非。趙勇把半世紀前的古董拿出來，除了證明他妄圖把中國拉回到斯大林時代，有什麼意義呢？何況在此期間，《中國青年報》已經兩次改變了自己！
《中國青年報》的兩次改革
第一次改革，發生在一九五六年夏季。顯然是在團中央書記胡耀邦（和代表黨中央分管團的工作的鄧小平）的讚許之下，《中國青年報》在全國新聞界中率先來了一次大變革，面目全非。主要之點又恰好是它從此不再是「團報」了。可惜不出一年，編輯記者十七人被打成右派後，報紙又恢復了舊貌。有趣的是，時隔三十年，八十年代末，又來了一次改革，而改革的內容和一九五六年幾乎一模一樣，還是擺脫「團報」的束縛：報導不再限於青年和共青團，而是以全社會為對象，可以干預同青年完全無關的問題。這時我已離開《中國青年報》，對於一九七八年復刊後的那張報紙，並不很喜歡。只是從這次改革起，我才成為它的訂戶，並四處宣傳這張報紙值得一訂，「每天都有幾篇報導我覺得必須剪下來保存」。《中國青年報》的發行量一躍而至二百多萬份，還不足以證明改革的成功嗎？
但是事情怪著呢，最重視宣傳的中國共產黨，最怕的卻是自己的媒體對社會發生更大的影響！這其實就是那個黨已經變質的一個反映，因為它極力維護現狀，生怕自己的統治有所動搖，而從事新聞工作的黨員，只要不失良知，職業本身就決定他們必定推動變革。現在趙勇和盧躍剛之爭，便代表著那兩種不同的社會力量。
兩次改革，相隔三十年，卻如出一轍，最雄辯地證明了時代和現實的律令是何其強大，同時也證明報紙的本性是不可改變的。
鄧小平雖然在政治改革上始終未邁出決定性的一步，他對於新聞自由還是比較寬容的，因而才有可能在搞了三次反自由化運動（一九八一，一九八三，一九八七）之後，在一九八八──八九年出現一個新聞自由的新高峰。江澤民就不一樣了，《人民日報》現在還距文革時期的它更近而離八十年代的它更遠，其面貌成了六四後十幾年政治大倒退的縮影。《中國青年報》的發行量也下降到四十多萬份，失去了五分之四的訂戶。但是江澤民畢竟還沒有要求《中國青年報》回歸到它「團報」的屬性。怎麼現在反倒更有過之呢？趙勇絕無自作主張的膽量。那意旨顯然是從上面下來的。
筆桿子已經不可靠了
這就見出政治家膽識的高低了。盧躍剛說，現在是中共「通過民主渠道，解決自己執政的合法性問題」的時候。鄧小平在二十六年前也曾經面對同樣的局面。那時他的抉擇是有限度地擴大新聞自由，不怕揭本黨的瘡疤。那也是為了給改革提供論據，壓倒黨內的保守派。當今的領導，日子按說應該比鄧小平當年好過多了，因為無論如何經濟是上去了，餓肚子的人是少了。那麼為什麼財大而不氣粗，還要把那一丁點兒新聞自由收回去呢？這一方面是暴露了一個事實，那就是社會穩定以及政權的合法性，是用金錢買不來的；同時也暴露了領導人缺乏膽識，不敢開拓，寧願對對付付過日子。收縮自由可以迴避眼前的風險，至於它會使未來那場爆炸殺傷力更大，那就不管了。
這一招，無疑是從舊武器庫裡找出來的。找出來的另一手招數，就是趙勇在《中國青年報》會議室裡說的「要加強中共永遠的執政地位，必須依靠筆桿子、槍桿子這兩桿子」了。可是趙勇此次來《中國青年報》的使命，就泄露了一個秘密：筆桿子已經不可靠了。
這是中共面對的一個致命的兩難局面。它需要的是聽他使喚的人，就是盧躍剛所說的那種和黨「保持高度一致」的人，聽話，「直腸子，吃啥拉啥，沒腦子，指哪兒打哪兒，見誰咬誰」。共產黨別的本事不咋樣，點金成石倒很靈。被它看重和重用的人，投機取巧、見風使舵的能力就大大加強了，智慧、良知和敏感就減弱了。這種人只能敗事，而能夠成事的筆桿子，偏偏就是趙勇寧願他們「滾蛋」的人。
「給自己製造了一個醜聞」
盧躍剛這封公開信的意義，就是他首次把一個重要的歷史事實公開了，那就是：盧躍剛和他所代表的《中國青年報》裡的大多數編輯和記者，公開地表示他們和共青團中央主要領導人決裂，這是前所未有的。
盧躍剛寫到《中國青年報》人幾十年來和幾屆團中央領導都有過相對和諧的關係。發生分歧時，雙方都能以謙讓達成妥協。除非是毛澤東親自發動的運動，很少動用處分的手段。胡耀邦甚至曾甘冒風險極力保護過《中國青年報》的領導和普通編輯、記者，不然，反右運動的犧牲者就不是十七個人，而很可能是三十幾位了。文革前，團中央領導人資歷、年齡都比《中國青年報》的人要高。文革後，則相反，《中國青年報》的老人兒，就比團中央領導幹部資歷更老了。八十年代末那場改革，我隱約感覺到團中央似乎未必十分同意，但鑒於《中國青年報》領導幹部畢竟都是老報人，也就不加干涉了。這種情況何以到了九十年代就全然改變了呢？不清楚。是否由於六四後報社的人多成了戴罪之身，使得對方更加居高臨下了呢？
一九八九年的那一天，也標誌著一個不講理的時代開始了。以前也不是很講道理，但明目張膽地以力服人，動不動就是開除或逮捕，卻是江澤民時代的新事。這一招好像很嚇人，不過也有弊病：萬一連這一招有一天也失靈了，那可怎麼辦呢？
趙勇和盧躍剛之間的戰爭，就是這樣爆發的。以強行改組，即對人員隨意調動或處分來迫使新聞出版單位就範的做法，早就成了實現「黨的領導」的唯一有效辦法了。只要是受到讀者歡迎的報刊，例如《南方週末》，或湖南的《書屋》，改組就像換一件襯衫那樣不算回事了。但是好景不長，這回對《中國青年報》竟然不靈了。盧躍剛鄭重指出，「細細觀察整個事態發展的過程，不能不讓人懷疑這次對《中國青年報》的改組，是一場窺伺已久的陰謀……閣下們給《中國青年報》人傳達的所有信息已經到位。但是，閣下們沒有收到震懾的效果，反而在中國新聞界給閣下們自己製造了一個醜聞。」
把團中央放到被告席上
真的是「敬酒不吃吃罰酒」，為了給團中央一次體面地改正錯誤的機會，《中國青年報》七十多位編輯、記者聯名寫給團中央書記處和周強書記一封信，卻被周強斷然拒絕了。好，現在打破歷史記錄，一個下級單位的成員把一封嚴厲批評上級領導（涉及的範圍還要大得多）的公開信捅到網際網路上，把一個堂堂皇皇的共青團中央放到被告席上，在全世界面前出了醜！
信裡寫的全都是事實，要否認，很難；默認呢，後果不堪設想。不錯，盧躍剛是位名記者，可用這種方式和黨對著幹，也未免太出格了吧？可是你又拿他怎麼辦呢？對他採取任何措施，都會引起整個《中國青年報》編輯部的反彈，還有個國際影響呢。置之不理，也不行。這個先例決不能開。
趙勇被整了一頓，聲名狼藉，可那又不是他自己的主意！由誰出面來改善一下他的形象呢？看來那是黨中央的旨意：收斂一下傳媒的氣焰，加強控制，以免刺激社會風暴爆發；爆發後又難以收拾。誰出面都不合適。
這個盧躍剛也許出於無意，可是他這回給黨的領導出的難題可真夠嗆呀。現在，採取組織措施，已經是黨手中唯一有效的武器了。叫他這麼一折騰，假如對《中國青年報》不再追究責任，又對他本人不加懲罰，創下這個先例，今後又怎樣在中國實現黨的領導呢？
盧躍剛的信件公布，已經一個多月了，迄今毫無反應。既有蔣彥永醫生捉了又放的事例在先，就不能不謹慎從事了。
(爭鳴)(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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