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俊: SARS，正在考驗中共脆弱的政治平衡

SARS，正在考驗中共脆弱的政治平衡
一
可以想見，如果沒有SARS，中共的高級官員們也應該是夠忙的。十六大和「兩會」的權力聚餐剛剛結束，權力交替還處於交割不清的狀態，江胡溫曾還沒有找到準確的角色定位。在這種宜靜忌變的微妙時刻，SARS風雲平地起，這個不速之客在中華大地上狂飆猛進、攻城掠地，成了一個給黨國要人們忙中添亂、亂中添忙的角色。

按照中共權力鬥爭的規律，凡做出重大人事變動的黨代會召開之後，必然跟隨長達數年的全面權力爭奪，中共八大以來便一直遵循著這個內鬥的規律。相信十六大以後的歷史將依然印證這個規律。十六大形成的江胡體制遠未成型定局，比之毛劉、毛林、毛周體制或鄧胡、鄧趙體制更加前景難測，是平衡地生長，還是突然地變異，這是誰也無法預料的。江澤民續任中央軍委主席，儼然是鄧規江隨、慈禧嫡傳，但時與勢易也，難免東施效顰、畫虎類犬，黃昏夕照悲風至，風光不再奈何天！胡錦濤貴為黨首、國家元首，但在軍委會裡不過是個普通黨員的副手，上有江氏虎視、下有群小環伺，有功功在太上，有過過在朕躬。這種局面即便是在風平浪靜之中也是不能持久的，江胡之間暫時的平衡是極端脆弱的。

二

中國的事情往往要這樣分類：不利於權力鬥爭者借題發揮的事和不足以對權力爭奪產生影響的事皆是皮毛小事，即便死掉千萬百姓仍然可以坐視不理；可以為奪權保權擴權濫權推波助瀾的才是大事，哪怕一篇《海瑞罷官》那樣的劇本或煉功者的一次集體上訪也會被誇大到事關黨國生死存亡的地步。SARS瘟疫的大面積流行對老百姓來說，自然是性命攸關的大事，但是，按照中共歷來的事務分類法，則顯然屬於不痛不痒無關緊要的小事。只要把思想路線和組織路線都「統一」了，按三個代表的要求把消息封鎖住了，就既不是大事也不是小事，簡直就是「平安無事」！區區病毒與區區小民，終會自長自消、自生自滅。人死疫滅一陣風，與萬年不朽的黨國事業相比，完全不值一提。SARS過後，社會主義中國仍然是世界上最安定團結、最繁榮穩定的第一人口大國。

然而，SARS終究從小事變成了大事。中國的傳媒不能不服從書記處和中宣部的權威，而病毒並不認可黨中央的權威，「內政」可以翻雲覆雨，外人不得干涉國內人民也不得與聞，而疫情卻越出了國界。江胡當局曾一心指望SARS悄悄地來靜靜地去，最好永遠不要出現在中國大眾和國際社會的視野之中，但這個指望在國外一片指責聲中落了空。在疫情發生四個半月後，當局和官方傳媒對疫情的態度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SARS就這樣闖進了中共高層的政治生活。

對於這樣的突然轉變我們必須多問一個為什麼。是執政當局的基本政治價值有重大變化：認同了人民具有知情權？認同了行政公開、新聞自由的原則？還是僅僅在國內外壓力下的以退為進：黨和政府的政策方針一向正確，只是有兩個官員犯了糊塗？我們不妨悲觀一點，中國的事情還是得這樣來看，當SARS成為當局眼中的大事之後，我們幾乎立刻可以肯定，它也就從社會的和經濟的層面進入到政治鬥爭的領域，不免淪為高層權爭的工具，成為一個改變現有政治平衡的重要的外生變數。即便新的舉措確實體現了某些官員尊重生命的真誠意願，但尊重生命絕不可能立刻成為全黨的共識、黨中央的共識，壓力之下的公開疫情也絕不等於從此之後就要公開政情。

我們還有一個希望：即使圍繞SARS的高層鬥爭主觀上只具有權力爭奪的意義，但它客觀上將起到促進中國尊重人權、放鬆輿論管制、增加行政公開性的作用。前提是，如果胡溫在權爭中獲勝、而且胡溫之勝主要來源於人民的助力和壓力而不是某個黨內既得利益集團的支持。

三

在對待SARS的態度上，去年十一月底至三月底當局奉行的是「穩定壓倒一切」、「悶聲大發財」的「江澤民主義」（「穩定壓倒一切」雖然出自鄧小平之口，但卻主要體現在江澤民執政時期）。從四月份罷免衛生部長和北京市長開始，「穩定第一」的江澤民主義破產，胡錦濤、溫家寶宣稱「將人民的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言外之意是即使有小小的不穩定也要先救生命，從而小心翼翼地突破了江澤民時代的傳統。SARS風吹、政壇草動，顯然，SARS不僅考驗中國人的生命承受力，也考驗中國政治生態的承受力。

與胡溫的上下奔走、心急如焚相比，軍委主席、國家副主席、人大委員長、政協主席們要氣定神閑得多。SARS把黨政軍要員分成兩派，胡溫呼而江曾不應。中共各部門、各地對待SARS疫情的態度，客觀上意味著對待新老領袖的態度，追隨胡溫意味著冷落江曾。正是在這個意義上，SARS正在挑戰十六大以來形成的江胡體制。

草菅人命、管制信息、黑箱作業、瞞騙賴、假大空，這些都是江澤民時代從毛鄧時代繼承下來的傳統政策，張文康和孟學農僅僅是在慣性地執行黨的既定政策而已，各地各部門的大多數官員在這一點上與張孟不相伯仲。試問，如果沒有最高當局的支持，有哪個官員膽敢向公眾向國外公開宣布不利於社會穩定的負面消息？罷免張文康孟學農而不敢公布張孟的過失之所在，不敢宣布張孟二人應對什麼事件負責，這恰恰說明瞭胡溫「新政」還在投鼠忌器、隔靴搔痒，也說明胡溫得理不得勢、江曾輸理不輸權。

當年鄧小平突破毛澤東時代「繼續革命」、「階級鬥爭」的傳統時，毛澤東本人已過世多年，中國已經被毛澤東的革命路線折騰得貧弱不堪，中共官員中的主流是毛主義的受害者和文革倖存者。而胡錦濤溫家寶在背離江澤民時代的「穩定」傳統時所面臨的卻是：江澤民本人仍然大權在握，此時的中國仍被矇蔽在高壓穩定和泡沫繁榮的盛世假象中，中共高層的關鍵職位仍由江澤民的親信和追隨者把持。對較為開明的胡溫而言，要想在江澤民的眼皮底下、在黑箱作業的氛圍之中，實行任何新政都是無比困難的，除非借民意以攻江意、借國際大氣候以抵禦中國的小氣候。只有將高層權爭放大到民心公意之爭，否則，在那個小圈子中，胡溫要人缺人、要槍沒槍，無論SARS戰役結局如何，都難免功勞盡歸三個代表、失誤必須自己承擔。

當平衡被打破之後，佔得先機但怯陣懼進的胡溫未必敢於倚仗民意果斷出擊，處於被動但刁鑽老辣的江曾未必不能尋找藉口反戈一擊。高層權爭歷來驚險詭異。

但願SARS是中國最後一次因人禍而擴大的天災，但願因SARS而起的權爭是中國最後一場人民沒有主導權的權力鬥爭。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