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俊: SARS，正在考验中共脆弱的政治平衡

SARS，正在考验中共脆弱的政治平衡
一
可以想见，如果没有SARS，中共的高级官员们也应该是够忙的。十六大和“两会”的权力聚餐刚刚结束，权力交替还处于交割不清的状态，江胡温曾还没有找到准确的角色定位。在这种宜静忌变的微妙时刻，SARS风云平地起，这个不速之客在中华大地上狂飙猛进、攻城掠地，成了一个给党国要人们忙中添乱、乱中添忙的角色。

按照中共权力斗争的规律，凡做出重大人事变动的党代会召开之后，必然跟随长达数年的全面权力争夺，中共八大以来便一直遵循着这个内斗的规律。相信十六大以后的历史将依然印证这个规律。十六大形成的江胡体制远未成型定局，比之毛刘、毛林、毛周体制或邓胡、邓赵体制更加前景难测，是平衡地生长，还是突然地变异，这是谁也无法预料的。江泽民续任中央军委主席，俨然是邓规江随、慈禧嫡传，但时与势易也，难免东施效颦、画虎类犬，黄昏夕照悲风至，风光不再奈何天！胡锦涛贵为党首、国家元首，但在军委会里不过是个普通党员的副手，上有江氏虎视、下有群小环伺，有功功在太上，有过过在朕躬。这种局面即便是在风平浪静之中也是不能持久的，江胡之间暂时的平衡是极端脆弱的。

二

中国的事情往往要这样分类：不利于权力斗争者借题发挥的事和不足以对权力争夺产生影响的事皆是皮毛小事，即便死掉千万百姓仍然可以坐视不理；可以为夺权保权扩权滥权推波助澜的才是大事，哪怕一篇《海瑞罢官》那样的剧本或练功者的一次集体上访也会被夸大到事关党国生死存亡的地步。SARS瘟疫的大面积流行对老百姓来说，自然是性命攸关的大事，但是，按照中共历来的事务分类法，则显然属于不痛不痒无关紧要的小事。只要把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都“统一”了，按三个代表的要求把消息封锁住了，就既不是大事也不是小事，简直就是“平安无事”！区区病毒与区区小民，终会自长自消、自生自灭。人死疫灭一阵风，与万年不朽的党国事业相比，完全不值一提。SARS过后，社会主义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安定团结、最繁荣稳定的第一人口大国。

然而，SARS终究从小事变成了大事。中国的传媒不能不服从书记处和中宣部的权威，而病毒并不认可党中央的权威，“内政”可以翻云覆雨，外人不得干涉国内人民也不得与闻，而疫情却越出了国界。江胡当局曾一心指望SARS悄悄地来静静地去，最好永远不要出现在中国大众和国际社会的视野之中，但这个指望在国外一片指责声中落了空。在疫情发生四个半月后，当局和官方传媒对疫情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SARS就这样闯进了中共高层的政治生活。

对于这样的突然转变我们必须多问一个为什么。是执政当局的基本政治价值有重大变化：认同了人民具有知情权？认同了行政公开、新闻自由的原则？还是仅仅在国内外压力下的以退为进：党和政府的政策方针一向正确，只是有两个官员犯了糊涂？我们不妨悲观一点，中国的事情还是得这样来看，当SARS成为当局眼中的大事之后，我们几乎立刻可以肯定，它也就从社会的和经济的层面进入到政治斗争的领域，不免沦为高层权争的工具，成为一个改变现有政治平衡的重要的外生变量。即便新的举措确实体现了某些官员尊重生命的真诚意愿，但尊重生命绝不可能立刻成为全党的共识、党中央的共识，压力之下的公开疫情也绝不等于从此之后就要公开政情。

我们还有一个希望：即使围绕SARS的高层斗争主观上只具有权力争夺的意义，但它客观上将起到促进中国尊重人权、放松舆论管制、增加行政公开性的作用。前提是，如果胡温在权争中获胜、而且胡温之胜主要来源于人民的助力和压力而不是某个党内既得利益集团的支持。

三

在对待SARS的态度上，去年十一月底至三月底当局奉行的是“稳定压倒一切”、“闷声大发财”的“江泽民主义”（“稳定压倒一切”虽然出自邓小平之口，但却主要体现在江泽民执政时期）。从四月份罢免卫生部长和北京市长开始，“稳定第一”的江泽民主义破产，胡锦涛、温家宝宣称“将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言外之意是即使有小小的不稳定也要先救生命，从而小心翼翼地突破了江泽民时代的传统。SARS风吹、政坛草动，显然，SARS不仅考验中国人的生命承受力，也考验中国政治生态的承受力。

与胡温的上下奔走、心急如焚相比，军委主席、国家副主席、人大委员长、政协主席们要气定神闲得多。SARS把党政军要员分成两派，胡温呼而江曾不应。中共各部门、各地对待SARS疫情的态度，客观上意味着对待新老领袖的态度，追随胡温意味着冷落江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SARS正在挑战十六大以来形成的江胡体制。

草菅人命、管制信息、黑箱作业、瞒骗赖、假大空，这些都是江泽民时代从毛邓时代继承下来的传统政策，张文康和孟学农仅仅是在惯性地执行党的既定政策而已，各地各部门的大多数官员在这一点上与张孟不相伯仲。试问，如果没有最高当局的支持，有哪个官员胆敢向公众向国外公开宣布不利于社会稳定的负面消息？罢免张文康孟学农而不敢公布张孟的过失之所在，不敢宣布张孟二人应对什么事件负责，这恰恰说明了胡温“新政”还在投鼠忌器、隔靴搔痒，也说明胡温得理不得势、江曾输理不输权。

当年邓小平突破毛泽东时代“继续革命”、“阶级斗争”的传统时，毛泽东本人已过世多年，中国已经被毛泽东的革命路线折腾得贫弱不堪，中共官员中的主流是毛主义的受害者和文革幸存者。而胡锦涛温家宝在背离江泽民时代的“稳定”传统时所面临的却是：江泽民本人仍然大权在握，此时的中国仍被蒙蔽在高压稳定和泡沫繁荣的盛世假象中，中共高层的关键职位仍由江泽民的亲信和追随者把持。对较为开明的胡温而言，要想在江泽民的眼皮底下、在黑箱作业的氛围之中，实行任何新政都是无比困难的，除非借民意以攻江意、借国际大气候以抵御中国的小气候。只有将高层权争放大到民心公意之争，否则，在那个小圈子中，胡温要人缺人、要枪没枪，无论SARS战役结局如何，都难免功劳尽归三个代表、失误必须自己承担。

当平衡被打破之后，占得先机但怯阵惧进的胡温未必敢于倚仗民意果断出击，处于被动但刁钻老辣的江曾未必不能寻找借口反戈一击。高层权争历来惊险诡异。

但愿SARS是中国最后一次因人祸而扩大的天灾，但愿因SARS而起的权争是中国最后一场人民没有主导权的权力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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