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公諸於世始於2003年2月11日。這一天，廣東政府正式承認廣東當時已發現305例非典型肺炎（非典）病人，並有5例死亡。2月20日，中國衛生部向世界衛生組織發出簡報，稱2月11日發現的急性呼吸道綜合症（ARS）病原可能是衣原體（與細菌類似的生物），主要依據是從兩例標本中"通過電鏡觀察到了衣原體的形態"（據新華社報導）。
用"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ARS）到PUBMED資料庫檢索，發現最早報導這個疾病的學術刊物是《英國醫學雜誌》，它在2月22日介紹了SARS在廣東的發生情況 〔BMJ326，416 （2003）〕。世界衛生組織（WHO）3月12日向全球發出"非典"警報。3月17日，WHO的科學家組織了一個包括全球歐美亞三大洲、9個國家和地區、11個研究機構的研究網路，其中沒有中國大陸的科學家。3月21日，香港大學的科學家從患者體內發現病毒，根據電子顯微鏡觀察，初步認為這是冠狀病毒。三天後，美國CDC肯定了這個發現。〔Science300，224－225 2003）〕。3月28日，中國正式加入WHO的研究網路。4月16日，WHO在日內瓦正式宣布，一種新型冠狀病毒是SARS的病原。這個病毒被命名為SARS病毒。
中國決定正式加入WHO的SARS研究網路，已經說明對早先的"衣原體"病原說發生了懷疑。但在這之後，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中國疾控中心）病毒預防控制所首席專家、中國工程院院士洪濤教授還在向中國的記者宣布"衣原體絕對是主要元凶"。據4月4日中國疾控中心主任李立明介紹，洪濤院士在2月18日就首先通過解剖病人屍體發現衣原體樣顆粒，並以此為起點，該中心目前已有了圍繞衣原體在"病原形態學、免疫學、病毒學、分子生物學等多學科的非典型肺炎病原的聯合攻關"。4月10日下午，在一個官方發布會上，洪濤通報了中國疾控中心發現冠狀病毒的消息。但他同時表示，"個人認為，可能是衣原體和冠狀病毒同時發生作用"。12日，洪濤再次公開表示，"衣原體和冠狀病毒同時存在"。（《財經》雜誌2003年4月20日）。即使到了4月23日，洪濤院士還在中央電視台上說："我們發現衣原體老跟冠狀病毒伴隨，很可能它們兩個有什麼協同作用，要麼是協同，它需要它，要麼是它感染了，鋪平了道路，冠狀病毒給衣原體的供給造成溫床，鋪平了道路，這種可能性都有的。"
應該指出，中國是世界上唯一把衣原體與SARS聯繫在一起的國家，洪濤領導的中國疾控中心是中國唯一從SARS病人體內發現衣原體的單位。截止到4月10日，他們也僅從5個樣品中發現了含有與衣原體形態相似的物質。洪院士的發現幾乎馬上就受到了中國臨床專家的置疑，從廣州到北京，從2月18日一直到今天，洪院士在中國疾控中心之外幾乎就找不到一個同行知音，日本專家就直斥SARS的衣原體病原說"違背常識"。〔Nature422，459 2003）〕。倒是政府在4月上旬以前一直以洪院士的發現為制訂宣傳和防治政策的主要理論依據。
洪院士是搞病毒研究出身的，他憑藉一雙72歲高齡的昏花老眼，觀看來自極少數幾個病人的、放大了數千倍甚至上萬倍的電子顯微照片，然後就鐵嘴鋼牙地咬定SARS病原是衣原體，面對全世界的眾口一辭，仍舊堅持自己的"發現"，其勇氣、其自信真能讓人敲破胸膛。而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也就根據這雙昏花老眼來組織聯合攻關，政府並且依此來壓制、排斥臨床醫生的不同意見（見《財經》雜誌2003年4月20日系列報導），這一切都令人感到這根本就不是在搞科學，而是在搞政治。對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和洪院士來說，重要的似乎不是找到SARS的真正元凶，反倒是要證明自己的正確。我倒想問一問：到底是院士服務國家呢，還是國家服務院士？雖然科學研究允許出錯，但一個有良知的科學家應該有承認錯誤的勇氣和膽識。從這件事情可以看出，中國的院士不僅學術水平低劣，道德水準也不達標。
如果說洪院士在SARS風波中的表現不能夠代表院士整體水平的話，那麼一群不包括洪院士的22名院士應該能夠。4月22日，由中國科學院副院長陳竺先生領銜的22位院士向中國政府提出"以非典型肺炎防治為切入點構筑我國預防醫學創新體系"的建議。讀完這篇向全國公開的信件，我不禁再次為中國的院士臉紅。22位院士，代表中國醫學科學界的最高水平，怎麼連一封正式的信件都寫不好？通觀這封信，幾乎就是一些概念、術語的堆集和羅列，文字不通順，語法有毛病，語氣不連貫，說明他們缺乏基本的文化教育。這且不說，從這封信中,人們很難看到中國學術界自己的思想、見解、特性、和個性。如果說它有什麼中心思想的話，那就是簡單的一句話，要政府掏錢，建立一個像美國NIH那樣的機構。
中國有幾個成語，叫做未雨綢繆，叫做亡羊補牢，叫做順手牽羊，叫做趁火打劫。領袖的作用是未雨綢繆，防患於未然；匠人的功能是亡羊補牢，把損失降低到最小；無賴的表現是順手牽羊，得撈一把就撈一把；流氓的本能是趁火打劫，你招災我得福。中國科學院的院士們沒有能夠未雨綢繆，防患於未然，使人民免除SARS的災難，就已經說明瞭他們沒有科學領袖的能力和資格。SARS出現之後，他們又喪失先機，把研究引向歧途，遺害全國，波及世界，說明他們連匠人的功夫都不具備。現在又趁著全國上下苦於SARS荼毒之際，提出這麼個建議，他們到底要幹什麼呢？
美國現今的科學研究體制肇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形成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目前除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NSF）和國家衛生科學研究院（NIH）之外，尚有能源部、國防部、農業部等眾多部門扶持科學研究，主要是大學的科學研究。它之所以搞成現在這個政出多門的樣子，既非政府的本意，也不是這個科研政策制訂者萬.布希的本意，而幾乎完全是政治鬥爭的結果。萬.布希的計畫是要建立一個統一掌管、規劃全國基礎科學（包括醫學科學）研究的基金會，但由於他與議會主要成員發生矛盾，結果使NIH得到可乘之機，在1950年NSF成立之前，把醫學研究的指揮權攬了過去。雖然目前尚看不出這個體制有什麼弊端，但同樣看不出它比萬.布希的原定計畫有什麼優勢。陳竺等22名院士憑藉著自己對美國科研體制的一知半解，趁著目前這個混亂時機，想要在國家自然科學基金之外另立山頭，自搞一套，既不合時宜，也不符合中國的國情。
誰都知道，中國的學術腐敗根源之一就是科學研究經費的分配制度，而在所有的體制中，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的科研基金分配可以說是比較公平的。在目前學閥、幫派橫行的學術界，在目前控制學術界的人士知識水平嚴重落後的今天，再另搞一套科研基金分配系統，無疑會使它成為某些院士控制的傀儡，成為他們壟斷科研經費的機器。而壟斷和控制只能夠使學術腐敗愈演愈烈。不僅如此，從洪濤的衣原體事件還可以看出，集權和壟斷是學術發展的死路。中國科學的發展，目前需要的不是金錢，不是建立一套套的官僚管理機構，恰恰相反，中國需要的是砸爛這個機構，使科學家能夠憑藉自己的才能和努力獲得發言權，而不是憑藉自己的地位。
要做到這一步，首先就要廢除中國的院士制度。中國有句古語：慶父不死，魯難未已。對中國的學術界來說，也同樣：院士不廢，學術無望。
(新世紀）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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