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4年01月15日讯】柏杨在他的历史著作里，自述平生：不为帝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至于柏杨先生现在是否还如斯坚持，似乎存疑）。我所知道的许多文人，和柏杨先生的论调恰好相反：他们只为帝王唱赞歌，却很少说人话的。
曾几何时，我们欢呼官员下海，以为这是社会转型的起始。后来，我们沮丧的看到：官员下海，贩卖的，依旧是权力。
近年来，我们又欢喜商人入仕，认为这是政治改革的前兆。但种种迹象又一次使我们失望：商人入仕，追逐的，依旧是利润。
著名企业家韦尔奇有一句名言：你如果想成为一个成功的人，就要和那些成功的人站在一起。这句话被今天的知识界奉为圭臬，是他们正在努力实践的处世方略。
但是他们许多人的行径，用一句一千年前的中国古语来形容，或许更为贴切。这个成语叫做：趋炎附势。
《菜根潭》云：中才之人，难与下手。至人何思何虑，愚人不识不知，可与论学亦可与建功；唯中才的人，多一番思虑知识便多一番臆度猜疑，事事难与下手。
今天无知无识的愚人少有了，今天的教育却也培养不出至人。熙攘于天地间的，多是一些中才之人。
一句美国谚语：“一个父亲能够给予孩子们的最好的财富，是爱他们的母亲。”
我愿由此推及：一个政府能够为社会做出的最大贡献，是为它垂范一个健康的道德体系。
老宣疯话：求治的善法，诛杀千个盗匪，不如罢免一个贪官。廉政的善法，不在于一个贪贿千万元的官员被判处极刑，而在于一个贪贿千元的官员被迫辞职。
当成就和优势被浮夸粉饰时，成就和优势会减半；当危机和缺失被遮瞒掩盖时，危机或缺失会加倍——对于为政者，闻过则喜，不只是一种胸襟，更是一种智慧。
勇气的涵义包括两个方面：它包括一个人敢于做什么的勇气，还包括一个人不敢做什么的勇气。现实中多有无所畏惧的懦夫。
德蕾莎修女说：“没有爱的正义不成其为正义；没有正义的爱不成其为爱。”
为仇恨所哺育的正义，为正义所教唆的仇恨；用狭隘和极端所驱使的信仰，用暴虐血腥来实现的理想——百年历史上的旗帜花样繁多，热衷于追随的人群伤痕累累。
没有爱的正义不成其为正义，没有正义的爱不成其为爱——德蕾莎修女的这句话，可以用来澄清百年的功过是非。
当制度不足以约束权力，当教育不能够哺育良知，当文化失去自由和创造力，这意味着一个社会从他的未来中抠去了两个字：希望。
拿破仑说：“政治是最肮脏的”。这句话最常被无耻的政客引用。政治越是在它肮脏的时候，越是无处不在。在文化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内深刻的政治烙印，是肮脏政治自暴的丑行。
吴王好舞剑，百姓多疮瘢；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这是戏言。历史上常见的是大王好虚言，好谀媚，好奢靡，好争斗，好杀人。于是就有了我们所看到的历史真实。
权力的中心，常常被目为正义的源头。当这源头遭到玷污的时候，是要付出百倍的代价来澄清的。
一把普通的长剑，在一个罗马士兵的手里，它刺穿了阿基米德的心脏：法国的革命者砍下了拉瓦锡的头颅，并不比砍落其他的千万颗头颅更费力；中国的红卫兵批倒了马寅初，所有的声音都比一部<<新人口论>>更理直气壮——
自由是一个社会的最高财富，它的价值，有时却是在少数人甚至是个别人的身上得以体现。而正是这少数人，代表着一个社会认知的颠峰和文明进步的最深层的动力。当这少数人的权利被剥夺时，就是对一个民族最深刻的戕害。
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白马是马，抑或白马非马？物质决定意识，还是意识决定物质？是人文主义合理，还是科学主义更透彻？
不同思想之间的这一类争论永远不会有定论。人类的智慧就是在这不断的争论中得以延伸，每一种纯洁的立场都值得尊重。任何终极真理的产生，都意味着智慧甚至是正义的死亡。人间许多罪恶的缘起是：这一条道路绝对正确。
在一个地方，如果一个犯了罪的人见到警察却不害怕，这里的治安可能不好；但是，在一个地方，如果一个没有犯罪的人见到警察依然害怕，这里的状况会更糟。
俗语说：吃菜要吃白菜心。读书求知也是这样，要拣最菁华鲜美处下口。
今天的教育，往往是一种啃菜帮式的教育。
而一些“索隐派”的所谓学者，就是一些啃菜帮的读书人。有一种文化叫做休闲文化。譬如：超女。有一种文化叫做帮闲文化。譬如：诗人“王幸福”。
令人不解的是，帮闲的文化人常常嘲笑，贬斥休闲文化。
有一种教育使人无知；有一类知识使人麻木；有一种进取使人堕落；有一种创作使人平庸；有一种道德使人放纵；有一智慧慧使人猥琐；有一种成熟使人无耻。
看一个权势者在生前享用过多少谄媚和逢迎，就可以推知，历史为他准备了多少鞭挞和唾骂；看一个社会为现实臆造了多少谎话和大话，就能知道，它为未来预设了多少苦难和艰难。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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