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我的平庸的“极端主义”

【看中国2013年10月19日讯】“你的思想太极端了！”一个朋友读了我的一些文字，留下谆谆告诫。

这样的忠告收到过多次，我只能回报以苦笑。其一，我没有什么思想，码字所述，多是一些常识。其二，因为是常识，所以无法走向极端，只会流于平庸。

“小朋友，我问你，春天在哪里？不要问春风，不要问燕子，雷锋叔叔早把春天告诉了你：对待同志要象春天一样温暖，春天就在我们的友爱里。”

这首儿童歌曲，是我小时候在音乐课上学过的。对这首儿歌，过来人应该还有记忆。歌曲的第四段歌词是这样的：“小朋友我问你，冬天在那里……雷锋叔叔早把冬天告诉了你：对待敌人要象冬天一样无情，冬天就在我们的仇恨里。”

仇恨教育是不是极端主义，这个问题也许可以搁置。但是，在几十年的历史里，我们的“敌人”太多了，所以我们的仇恨和“无情”就很多。在国土外部，先是美帝是敌人，当然美帝的走狗也是敌人；后来苏修是敌人，苏修的走狗当然也是敌人。当年世界的两大主要阵营，都是我们的敌人。

外部的敌人不少，不过内部的敌人更多。反动派地主富农是敌人，接着胡风和右派是敌人；再后来，彭德怀、张闻天、王稼祥、黄克诚、周小舟等等人等是敌人；再后来，刘少奇、陶铸、吴晗等成了敌人，在后来，林彪也敌人了……

而在党外，“地富反坏右”当然还是敌人，资本家是敌人，文化是“四旧”，是要破的，是敌人；知识分子是牛鬼蛇神，属横扫之列，所以，也是敌人——
对于外部的敌人，我们只能用仇恨遥望；内部的敌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们受到无情的消灭和迫害……

2013，他们说，美国和西方是敌人，宪政是敌人，民主自由是敌人，新闻自由是敌人——

在这样的历史和现实面前，我用我的粗笨的大脑思索，得出一个“极端主义”的结论：政治腐败的和弦，是制造敌人，制造敌视和仇恨。当年的毛某某为了贪权，不停的制造敌人；今天的官僚集团为了贪钱，继续制造敌人。

仇恨和敌视是可怕的，而如果我们仇恨和敌视的，是真相和社会常识，这样的仇恨之树上，会结出什么样的果实？

2013，我的平庸的极端主义认为：过去和现在，我们没有那么多的内外敌人，几十年来，我们的社会只有一个可怕的敌人，它的名字叫做：不受监督和约束的权力。

几十年来，报纸、电视等传媒上，以及在日常生活中，我不只一次的听到这样的话：“党和政府给了我一口饭吃！”

说这句话的人，常常是普通的劳动者和纳税人。

郎咸平说：中国消费品里，税收的比重达到64%。如果这个数字涉嫌夸大的话，我们把它减半——32%。这仍是中国历史上，以及今天的世界上最重的税负。
32%的税负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当你生下来，使用的第一块尿片是1元钱的话，“恭喜”你，你已经是一个纳税人，因为你用0.32元去养活政府了。

但是，我们的教育和宣传让我们相信：是党和政府养活了纳税人，给了纳税人“一口饭吃”。

曾经一段时期里，我被梁新先生讥讽为：浪漫主义诗人。因为梁新先生认为我的文字不是说理，是浪漫的抒情。

我不是诗人，但我知道一个“浪漫主义”——一个我们的教育和宣传多年来所塑造的浪漫主义：我们的政府官员坐在办公室里或专车或专列里，弹指轻挥或划一个圈或签一个字，米面油茶肉蛋和滚滚财富就流到劳动者的餐桌和口袋里了——

这是古往今来最伟大的“浪漫主义”。

“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獾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3000多年前，我们的先人用不浪漫的诗句，向社会管理者发出疑问：你们的优渥待遇从哪里来的？3000年后，他们的后人站在21世纪的现代舞台上回答：感谢管理者，给我们一口饭吃。

我们的宣传和教育，其宗旨是：涂改一些最基本的社会常识。

2013，我的平庸的极端主义认为：这样的教育和宣传，是不可持续发展的，而且，它是在从根本上阻断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进程，把国家再次抛入贫弱落后的深渊。

在中国的历史上，每一次王朝更迭，都往往带来一个社会经济复兴的盛世时期。其中的原因，不是因为新王朝伟大，而是因为在建立新王朝的过程里，旧的官僚集团遭到打击和削减。当官僚集团的手减少了对社会的压榨和巧取豪夺，经济即迅速恢复——农民会在荒芜的土地里种出粮食，手工业者会制造出日用品，商人不辞辛劳的奔波在山川大地上，赚取利润的同时激活流通——

这样的一个复兴或盛世，60年前没有出现。相反的，却出现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饥荒和衰退。因为，当年我们掌握了据说是一个颠扑不破的新真理，一个优越的新主义，而它的核心叫做：公有制。

公有制的含义是什么？就是社会财富是公有的，具体到操作上，就是政府所有的，再具体点就是：社会财富是被政府官员掌控的。

到这里不难看出，公有制存在着巨大的漏洞和危险性。打个比方就是，如果我的钱装在我自己的口袋里，它们是安全的，我会为它们精打细算的；但是，亲，如果你敢把你的钱装进我的口袋里——我保证，你再也见不到它们了。

有一个例子很说明问题：1949年，蒋介石败退台湾，下令带走了40吨黄金。这批黄金，当时折合美金约5亿元；而在大陆，在毛主政期间，光是援助阿尔巴尼亚，就达100亿人民币，折合美金，最低估价是：40亿美金。而此后援助越南，更离谱，是200亿元——公有制政府很有钱。而且，这类援助，即使在60年中国人民大批饿死的情况下，从没有间断过——这不仅是在花钱，更是在花命。

这里，我们不妨退一步看：如果公有制是可行的，那么，最需要的是什么？是对政府官员严格的监督、约束和选举。私有制下的政府官员都需要选举监督，何况公有制下掌握了巨大社会资源和财富的官员？

但他们说：民主是美国的阴谋。我用你的钱，如果你要盯着我，就是上了美国的当。

1978年，中国进行了改革开放，经济得到长足的发展。所谓的农村改革是什么？是把土地的使用权还给农民（这个政策据说很伟大很创新，这新政策有至少3000年的历史）。而开放是什么？是不再把外部世界当作敌人。这一步很短，但是这一步，我们走了30年。

30年的商品经济实践，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我们付出的代价更大。到今天，我们面临着社会失衡甚至倾覆的危险。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在改革经济体制的同时，政治体制却原地踏步，从未作出实质性的改革。权力依然掌握着主要的社会资源，依然没有有效的监督和约束。当这样的权力进入市场，它不会建成市场经济，充其量只能叫做官场经济。如果说，之前的公有制（实际是官有制）破坏了社会的自我调控功能，那么今天，这官有制再次破坏了市场的调控功能。而最致命的是，当权力的手伸进市场里搅和的时候，它的最终结果是权力失控。权力失控所制造的，已经不是腐败，而是极度腐败。这样的腐败，是无法治理的。建立于现代科技基础上的经济体系是一块大肥肉，这块肥肉，很油肥，很厚实，但它却同时是很脆弱的一个整体，一角坍塌，可能就造成全盘崩溃。所以，它是经不起极度腐败的刮剥的。

2013，我的平庸的极端主义认为，中国社会正在悬崖的边上，政治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而且，历史所馈留的时间，已经所剩不多了。

“你为什么喜欢政治，为什么要过问政治呢？”有朋友这样问。我不喜欢政治，更不想过问政治。但是，这个体制的特别之处即在于，他把政治过度延伸，使政治无所不包，无处不在，深入社会生活的每一个犄角旮旯。不是我在过问政治，是政治一直在过问我们，而且，将继续过问下去。它是悬在我们所有人头上的一块巨崖，避不开，躲不过。

所以，亲爱的朋友，我的“极端主义”很平庸，也很中庸。2013，且容我守着这份平庸，对悬在头顶的巨崖，做出一个思考的姿态。

如此而已。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