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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有所思—在历史的浪花间拾掇(上)

 2014-01-14 07:43 桌面版 正體 打赏 0

【看中国2014年01月14日讯】公元1628年,大明帝国进行了一场政治体制改革。改革的中心内容是,精简机构,整肃吏治,压缩政府财政支出。

大明帝国组织部对各级政府机关做了一番考察梳理之后,发现:虽然机构臃肿,效率低下。但是,每一个官员、每一个岗位的设置都是必需的、及时的、不可动摇的。无论掐掉公务员队伍里哪一根微小的线头,都会牵动明帝国广泛的官僚统一战线。反复权衡之后,他们发现:原来负责传递政府公文的驿站有冗余,应当裁撤。于是一纸令下,大批的驿卒失业下岗了——在下岗的驿卒中,有一人的生活特别困难,连老婆都被饿跑了。这个驿卒名叫李鸿基,他的另一个广为人知的名字叫做:李自成。他后来选择了一条经典的下岗再就业之路:造反。

林白水(林獬)评价袁世凯: “项城命中,厥禄太多,禄可比之于食,肠胃有限,而所进过量,不能消化,积滞日久,必致胀死。”说的直白一点,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袁世凯的一生,是被太多的权力和金钱、地位撑死的。

权力是会腐蚀人的,金钱是腐蚀人的。当权力和金钱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将会有怎样的腐蚀力?

历史和现实中,被权位和利益撑死的,又岂止一个袁世凯?

奴性是一种病态。这种病的前期症状,是对权力无条件的膜拜和顺服;它的后期症状,是对社会、对权力无底限的报复和戕害。但权力,常常以培养奴性为己任。

许多权势者常挂在嘴边的托词是:是人就会犯错误。但他们所犯下的,却往往不是人的错误。

伪君子比真小人更刻毒;假共和比真专制更腐败。

现代派的某些诗歌和官员的讲话构成今天汉语文化的两极:前者是狗屁不通,后者是通通狗屁。

小时候读书就学,在一篇课文之后,常见这样的注释:作者通过虚构的故事,揭露了社会的阴暗,现实的弊端,时政的腐败…… 长大后,我终于知道,一种更为深重的阴暗和腐败是:这样的故事不容许虚构。

多年之后,当我一次次在灯下驻笔无言,呵壁自语时,才知道:极度的丑恶,是不能用用文字和语言来敲打的。

体制吃人,不再有痛苦呻吟,愤懑呐喊,而是群情欢跃,争相以赴。被体制吃过的人,不会留下伤痕或血迹,相反的,却看似更加光鲜体面了。被体制吃掉的只是良知和脊骨,吐出来的,是一具更加丰满肥硕的肉身。

这是一个体制中人所主导的时代,是一个遍地爬虫的时代。

成易之争,表面上看起来是不同的历史道德观的争执。实际上,它碰触的是现实社会里一根最痛的神经。易中天是一个有操守的学者,但他显然对现实社会的痛楚缺少了一分敏感。我们今天还没有足够的体制建树,来防止奸雄恶枭在现实社会里为非作歹。

或者应该说,我们还没有一棵足够茁壮的善之树,来宽容一枚历史的恶之果。

清人郑板桥在他自编的诗集自序中,留下这样一句话:“板桥诗刻止于此矣,死后如有托名翻版,将平生无聊应酬之作,改窜阑入,吾必为厉鬼,以击其脑。”郑板桥不愿把附和应酬之作流传后世,怕这些文字玷污了自己的清名。

比较古代文人和现代文人,一个显著的区别常常是:古人看重自己身后的千古清誉,今人有一张不惧世人唾骂的厚脸皮。

如果1912年,你问满清皇室:是否实行君主立宪?他们一定点头如捣;如果1992年,你问苏联特权集团:是否推行民主自由?他们一定群起响应;如果2013年你问卡扎菲,是否继续独裁暴政?他一定坚决否认——觉悟总是迟到,这是人性定律,更是极权定律。

1989年12月21日,罗马尼亚的总书记齐奥塞斯库召开盛大集会,与会人员,全部是精心挑选出来的党员干部。在会上,齐奥塞斯库介绍了罗马尼亚建设的伟大成就,揭露美国的民主阴谋,强调了党的领导的正确性和必然性。齐氏讲话的中途,台下有人“嘘——”了一声。接着,一声嘘变成千万声嘘,千万声“嘘——:变成千万声怒吼——齐氏政权就这样被嘘倒了。

今天在重复同样内容的诸公,你们可曾听到千万个“嘘——”声?

唐中宗景云元年,“上宴近臣,国子祭酒祝钦明自请做《八风舞》,摇头转目,备诸丑态,上笑。钦明素以儒学著名,吏部侍郎卢藏用私谓诸学士曰:‘祝公《五经》,扫地尽矣!’”

在皇帝的家宴上,学者祝钦明表演一段舞蹈,搏领导一笑——这一举动不仅被同僚耻笑,还被司马光载入《资治通鉴》,遗羞青史。唐人和司马光都不会想到,千年之后,学者的媚舞不再是独舞,而是发展成为集体舞。表演的场合也不再是皇家禁苑,而是在稠人广众之间。

而沦落扫地的,又岂止是一点斯文?

泰戈尔的诗句:我庆幸,我不是这权力的轮子,而是压在轮子下的活人之一。是做权力的轮子,还是做轮子下的活人?如果把这个提问抛给今天文场的兖兖诸公,答案恐怕会让你心寒齿冷。

今天的学界缺少大师,缺少的不是大师的智慧,而是缺少大师的人格。

丑小鸭会变成美丽的天鹅,可爱的小蝌蚪也会变成癞蛤蟆。美丽的是童话,残酷的是实话。理想的人生格局是,站在实话之上,去追逐童话。

当一个社会的实话资源匮乏时,会形成这样一种倒置:人们站在童话之上,追逐实话。而文人学子们,则践踏着文化,来仰望世俗。

旧时代市井的地痞无赖,在大街上寻找穿着体面的行人,然后凑过去,把一颗脏乎乎的脑袋往你身上蹭。你如果嫌他恶心,他会提示你:“打我呀!”你一打,他就倒地不起——赔钱!

新时代的文人学者,写一些是非颠倒的书,摆在书架上,取个骟情的名字:《中国不高兴》,《中国可以说不》,《中国站起来》。然后炒作,用种种的荒谬与拙劣来提示你,“骂我呀!”你要骂他,就要买他一本书——掏钱!

文人下作,手段尤高!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句话背后的真相是:
榜样的作用是无穷的。
你只要找到一个正直的公民,整个社会的道德都得以提升。
你只要找到一个廉洁的官员,腐败的吏治就得到了遮掩。
你只要找到一个下岗再就业的成功范例,千万失业大军的问题就得到了解决。
如果你是一个平庸的导演,就去拍榜样剧好了。

“他像一个巨大的海狸,日夜不停的筑造着理性和常识的堤坝,以期阻挡住不断上涨的无知和偏执的洪水”——房龙在他的历史著作里这样评价先哲伊拉斯谟。

房龙不会想到,在他身后,“无知与偏执的洪水”一次次的溃堤而出,把人类没入罪恶和苦难的深渊。

房龙更不会想到,一百多年之后,无知和偏执会成为无耻文人的炒点和卖点。成为他们媚俗表演的资本。

(有删减)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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