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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逝的五座勞教營 夾邊溝只是「之一」(上)(圖)

作者:袁凌  2019-12-07 09:46 桌面版 简体 打賞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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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逝的五座勞教營,夾邊溝只是「之一」。
消逝的五座勞教營,夾邊溝只是「之一」。(網絡圖片)

2013年4月,山東曲阜一幢底層的教師宿舍樓裡,八十三歲的張元勛沒有等來勞教營的最後關閉。在和存世56年的勞教制度的年齡競走中,這位當年的北京大學中文系「右派學生」倒在了終點線前面。

這也是諸多「壞分子」和所謂「社會渣滓」的命運。在政治壓倒一切的年代,他們的命運被一項法外的刑罰莫名主宰,身入勞教營,甚至成為終身居民。在大飢荒和隨後的政治碾磨與生存剝奪中,無從計算的生命和姓名逝去了,和遍地叢生的勞教營一同隱匿。

這些勞教營曾經顯赫一時,血統延綿至今,卻大多隱藏在檔案和卷宗的塵霾中。近年來,隨著當事人回憶和有心人的發掘,中國「格拉古群島」(註:右派語,倒用索爾仁尼琴的著作《古拉格群島》名)輪廓逐漸浮現,尤以夾邊溝農場為著名,餘者仍影影幢幢,無從清晰勾勒。這些勞教營大多和勞改營混在一起,更為它們的身世蒙上了面紗。

近年來,筆者有機會接觸到一些倖存者,分別來自當年顯赫一時的幾座勞教農場:夾邊溝、興凱湖、峨邊沙坪、青海湖、清河茶澱。根據他們的親身經歷和參照文獻史志資料,筆者試圖粗略勾勒「反右」至「文革」年代中國五大勞教營的輪廓,為勞教制度的深長背影添加可感觸的人生註腳。

夾邊溝

西安古城牆南門外不遠的一座居民樓裡,八十四歲的司繼才用鋼筆和紙質的筆記本寫著厚厚的回憶錄。半個多世紀以來,他活過了很多東西:活過了夾邊溝農場終結一切的死亡,活過了右派平反,也活到了勞教廢除。但生與死的競走並未結束,他想在生前完成的百萬字三步曲回憶錄,剛剛寫到通向夾邊溝的入口。

使他無法放手的是手頭的證物:一本當年在夾邊溝親筆寫下的日記。這本日記的唯一主題是飢餓和死亡。在這本被歲月翻閱得幾乎風化的黑色筆記上,密麻麻的陳年字跡中,筆者看到了有史以來飢餓和死亡聯繫得最緊密的記載:煮食人肉。

埋人回來的司繼才,路上聞到一股肉香,「又帶著一種腥味,和說不清楚的什麼味。」循味而去,兩個犯人在鍋裡煮肉吃,還招呼司繼才同享。日記記載,肉黑乎乎的,皮又有些發白。司繼才奇怪哪裡來的肉,忽然想到是人,頓時感到噁心。身為小組長的司繼才向管教報告後,吃人肉者得到懲戒,但飢餓和死亡不會由此停止。

或許由於含有禁忌,筆記中的記載很簡單,司繼才也不願意輕易示人。但他畢竟記下了這個場景,並保留到眼下。這或許是從夾邊溝保存下來的唯一一本日誌,和罕有的食人一手記錄。

在筆記和司繼才的記憶中,有大量夾邊溝死難者的記錄。譬如一個在土窯上寫下「坐以待斃」而後真地坐著死去的人,一個為了虛幻的「改造好了可以回家」的宣傳活活累死的青年,手裡攥著家信;一個前來探親目睹丈夫被捆綁致死隨即自殺的婦女……這些記憶的一部分收入了楊顯惠著的《夾邊溝紀事》中,夾邊溝因此開始為人熟知,成為最著名的勞教死亡營。

在當時的中國勞教版圖上,夾邊溝是一個很不起眼的小農場,三千人左右的規模不算太大,即使在甘肅也遠非受人注目。特別的是,這3000來名勞教分子絕大多數是右派知識份子,包括傅作義的弟弟、留美博士傅作恭等人,大部分又在三年飢荒中餓死,倖存者只是零頭。右派的帽子沒有奪走倖存者的敘述能力,圍繞這個小地名,集中產生了數種文獻,《夾邊溝紀事》之外,尚有美學家高爾泰的《尋找家園》、何鳳鳴《經歷——我的1957》和邢同義的《恍若隔世——回眸夾邊溝》、王吉泰的《大祭靈》、趙旭的訪談錄以及導演王兵的《夾邊溝》電影等,形成「夾邊溝現象」。楊繼繩以描寫三年大飢荒為題材的《墓碑》也涉及到夾邊溝。這或許是冥冥中的天命對於中國勞教記憶的特殊饋贈。

1957年6月,夾邊溝勞教農場開辦,由勞改農場轉身而來;1961年底,夾邊溝農場因為死亡太多被關閉,以後被部隊接管。在短命的歷史中,夾邊溝體現了一個勞教營的全部特性,並發揮到極致:沈重而荒謬的強迫勞動,早已超出所謂「自食其力」的層次;嚴酷的人身剝奪和暴力鎮壓,與真正的監獄並無兩樣,勞改局下設勞教處,勞教犯和勞改犯人混同關押,管教可以為了偷一個蘿蔔虐死犯人;不毛之地的生存環境,住在戈壁地窩子裡,不僅無法脫逃,甚至離開勞教營只有死亡,以致出現高爾泰書中記載的「自由人追趕監獄」;「教養」宗旨的欺騙性,所謂的「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意味著沒有限定的刑期,後果更是赤裸裸的飢餓和死亡。

根據司繼才的講述,夾邊溝死屍成堆的被發現,並非出自上級有意調查,而是內務部長錢瑛司機的一次迷路。據說,當時場長還想把錢瑛等人捆起來,可見素日之驕橫。解救了夾邊溝倖存者的錢瑛,文革中被關入了秦城監獄,在監獄醫院患癌症去世。

今天的夾邊溝,右派屍骨已為亙古風沙湮沒,多數變成了醫學院的實習標本。司繼才的筆記本,也沒有機會進入反右或大飢荒博物館。但國人畢竟知道了這個不起眼卻驚心動魄的小小地名。

興凱湖

1959年4月,北大數學系的右派份子陳奉孝和幾千名勞改、勞教男女犯人一起,從北京被轉移到中蘇邊境黑龍江密山縣的興凱湖農場。這是北京市公安局新添的勞教營,和勞改農場合二為一。陳奉孝本人是判刑的犯人,但北大物理系判處勞教的譚天榮和他同批押送。

押送途中大雨如注,全體犯人逗留於密山劇院看電影,期間發生了反革命密謀叛亂事件,數名犯人被判處死刑。陳奉孝倖免牽連。

根據姚小平在《老照片》雜誌撰文,由於地近蘇聯,興凱湖有條特殊規定:越獄的犯人被抓獲,可以就地處決。幾名試圖通過冬天結冰的湖面逃亡蘇聯的囚徒,遭此厄運。

興凱湖農場是一片沼澤地,要靠犯人排澇造田,種糧自給,勞動量驚人,一個中隊二百多犯人要種近一萬畝水田。冬天則要頂著「煙泡」造渠修路,用赤腳踩碎水田上結的冰,攪拌凍土。勞動的強度,同處密山縣的雲山畜牧場發生的「奪命大豆事件」可為一證:由於在飢餓和秋雨中連夜搶收大豆,一夜之間有7人活活累死。

到處是沼澤和漂浮的草甸子,割烏拉草的犯人們不小心就會遭遇滅頂之災。犯人住的是和夾邊溝類似的地窩子,冬天的「煙炮」會把住處全部埋住,夏天的小咬則可以叮死人,一個跟管教頂撞的犯人被脫光了綁起來餵蚊子,三天後就死去。譚天榮先後關過興凱湖、清河和團河三個農場,在他記憶中,最苦的是興凱湖農場。

三年飢荒時期,興凱湖和夾邊溝一樣大量餓死人。跟陳奉孝一起分到四分場一中隊的75名犯人,到1967年農場解散時活下來的只有29名,絕大多數死於飢荒。陳奉孝盡力記住了24個死者的名字。一個飢餓的犯人甚至撈住陳奉孝剛拉出尚未落地的大便塞入嘴裡。一次陳奉孝和另一人抬死屍去埋,挖坑時發現凍土下已經埋了一名死屍,索性兩人合葬。興凱湖埋葬死者的墳地之一叫太陽崗,似乎這些勞教分子真是沐浴著紅太陽的光輝遇難的。

2002年,北京潘家園舊貨市場發現了一份《右派份子死亡情況調查表》,總共94名死亡右派中,有5名來自偏遠的興凱湖,其中包括了中央實驗歌劇院教員和「民建」北京分會副會長。這5人都死於飢荒真正發生之前的1958和1959年。至於飢荒中興凱湖死去的勞教者,並無文獻記載。值得一提的是,李銳、丁玲和作家從維熙也曾經在興凱湖下放勞動過。

在興凱湖農場,有兩樣著名的發明:石棺小號和「三兩八」。前者是用於懲罰違規犯人的禁閉室,高一米左右,寬不足一米,長一米五左右,不透光線,形似一具石棺。陳奉孝在其中關押了三個月。後者是飢荒時期北京市獄政的「科學發明」,讓關小號的犯人一天吃三兩八玉米窩頭或稀飯,據說是一位法醫研究出來:一個人只要不幹活,躺著不動,每天吃三兩七錢五的苞米麵就餓不死,四捨五入成了「三兩八」。據說有犯人如此被關小號一年多,竟然沒有餓死,足見此研究成果之「科學」。但科學仍舊難免誤差,北京大學物理系右派劉奇弟,因替胡風鳴冤被判刑關押到興凱湖,1961年在小號中凍餒而死。

《北京市監獄勞教志》記載,興凱湖農場是北京市勞改勞教局下轄的超大型農場,全場水陸面積13萬多公頃,同時管理勞改、勞教和所謂留場就業人員。到1966年因與蘇聯交惡、防範戰備風險移交地方時,前後共關押犯人14729人,勞教人員5635名,還有留場就業人員(所謂「二勞改」和「二勞教」)近15000名。如此規模和人數,只有清河農場堪與匹敵。北京市公安局勞改處的領地可以延伸至遙遠的中蘇邊境,也可見專政力量之無遠弗屆。整個密山縣,密麻麻佈滿了勞改和勞教農場,成了一片由地主、反革命分子、右派和知青的血汗逐次浸潤的土地,直到今天仍然生活著不少當年的「留場就業」人員後代。

陳奉孝刑滿後「留場就業」,文革後回到了山東老家濰坊。2010年筆者見到他時,他的腿上還保留著當年「坐老虎凳」硌下的銅錢大小的疤痕。他在興凱湖農場的同伴譚天榮,則在青島的一處兩居室宿舍中孤身度過晚年。20來年的勞教和「二勞教」生涯,完全奪去了他年輕時的物理學天才和「學生領袖」(毛澤東語)風采,以及愛情和婚姻幸福,但並沒有抽掉他衰老皮膚下的硬骨頭。

清河茶澱

去世之前,張元勛一直在用一根手指,一個字一個字地敲出一本叫《河岸》的回憶錄,記錄他在清河農場的經歷。

清河茶澱農場,並非如它的名字寓意的田園。由於僻處渤海之濱,有著半島的特殊地形,又因鹽鹼地改良的需要,早在解放之初,它就成了北京市處置抓獲的「敵特分子」的中心。1957年下半年開始接收勞教人員,到第二年末已勞教6400餘人,在全北京市勞動營系統最多。1983年清河茶澱農場勞教部門撤銷,現仍為北京最大的勞改農場。

張元勛1957年來到清河,這裡不通車,半島入口駐紮部隊,農場裡崗樓鐵絲網交織。張元勛所在的勞動營條件簡陋,就在營房周圍栽上一些電線桿,拉上8號鐵絲電線,圈出幾畝地。人粘在網上,電網並不停止運作,有時清早起來,看到電網上有人,大都是晚上想不通的觸網自殺者。親歷者杜高根據公安部內部檔案記載,清華大學學生右派郭道宏,「不忍飢餓,企圖逃跑,爬電網觸電死亡,倒斃在離電網一米處」。

勞教犯人中長年展開鬥爭批判。張元勛的難友文懷沙,經常被小流氓打耳光。前文提到的譚天榮在清河也挨過耳光。文革中遇羅勉前往探望被勞教的姐姐遇羅錦,親眼目睹一犯人勸說同伴勿唱樣板戲詞「不怕牢底來坐穿」,恐怕被人當做是影射,全體犯人立即厲聲斥為反動、「攻擊樣板戲」,「像瘋狗一樣互相撕咬」,遇羅勉對專政下的人性惡感到震驚。告密揭發成為流行風氣,稍微頂撞管教就會上手銬。毛澤東逝世時氣氛更緊張,所有管教人員都荷槍實彈。

長年監禁,犯人的性需求成為無法解決的難題。張元勛回憶,一些因流氓罪名被勞教的女青年精神失常,裸體隔著鐵絲網對異性看守高呼「來操我吧」,為此不得不把看守換成女性。張元勛同隊的一個小青年因為長得清秀,成為多角同性戀的中心,受到開會批鬥。最離奇的一件事是,勞動隊養的一條母豬半夜裡被人強姦,犯科者被當場抓獲,母豬殺掉無人吃肉。文革之後,犯事的勞教人員結了婚,與張元勛鄰居,沈迷於拉二胡。性壓抑導致獸交現象,在勞教人員中並非孤例。

1960年開始,大飢荒不例外地掃蕩了這裡。犯人一月的伙食直降為6斤棒子麵,鮮草鍘碎了煮熟,攙和棒子麵做黏合劑,和豬食沒有區別。和夾邊溝一樣,勞教犯成堆死去。一天早上張元勛醒來,鄰鋪的犯人已經無聲地死在被窩裡。勞動隊的廁所在院子裡,有時早上起床,院裡倒著七八具死屍,是半夜去上廁所一頭栽倒的人。

浮腫到膝蓋的張元勛也擔任了埋屍任務,搭檔是一位神父。埋屍的地點在一處河岸堤壩,正是他回憶錄名字的來源。餓死的人或浮腫或乾瘦,體重變得很輕,「和一隻雞差不多」。幸運的是,他們或許能得到神父的祈禱。張元勛說,河岸上埋葬的餓殍大約有上千人,寫出來是一部現成的《悲慘世界》。可惜由於身患多種癌症,他沒來得及實現這個願望。

2002年姚小平在潘家園發現的《死亡右派份子情況調查表》中,全部94人中有84名來自清河農場,其中絕大多數死於1960和1961年,除了高校學生,更有許多中央部委的幹部,此外還有和尚、阿訇各一名,都是一代知識精英。死者全部是青壯年,在「勞動教育」的美好名義下被剝奪了性命。在大會上公開為胡風辯屈的美學家呂熒,就死在被稱為「等死隊」的三分隊北磚窯裡。這些人的死亡原因一欄,和夾邊溝的右派一樣標為肺結核、腸炎、肝炎等疾病,實際上都是飢餓。

1962年,清河農場倖存的人員被轉移到京郊團河農場「就食」,張元勛和譚天榮都在其中。直到這時,張元勛才確認自己脫離了死亡。死亡危機過後,又被送回清河。

勞改期滿的張元勛,先到管教科領取一張釋放證,隨即又到「留場就業處」報導,釋放證被收回。「二勞教」「二勞改」把刑罰變成了終身制。遇羅勉說:「勞教時還有盼望,一就業就永遠失望了。」直到文革結束,張元勛才恢復自由身。

2000年炎熱的夏天,張元勛用3個月寫出了《北大往事與林昭之死》。兩年後他查出了癌症。去世之前的張元勛,家裡擺放著很多胎質厚重的瓷瓶,是他從泰山的古董市場買來。擊節叩問之下,有深遠回聲。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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