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逝的五座劳教营 夹边沟只是“之一”（上）(图)

消逝的五座劳教营，夹边沟只是“之一”。（网络图片）

2013年4月，山东曲阜一幢底层的教师宿舍楼里，八十三岁的张元勋没有等来劳教营的最后关闭。在和存世56年的劳教制度的年龄竞走中，这位当年的北京大学中文系“右派学生”倒在了终点线前面。

这也是诸多“坏分子”和所谓“社会渣滓”的命运。在政治压倒一切的年代，他们的命运被一项法外的刑罚莫名主宰，身入劳教营，甚至成为终身居民。在大饥荒和随后的政治碾磨与生存剥夺中，无从计算的生命和姓名逝去了，和遍地丛生的劳教营一同隐匿。

这些劳教营曾经显赫一时，血统延绵至今，却大多隐藏在档案和卷宗的尘霾中。近年来，随着当事人回忆和有心人的发掘，中国“格拉古群岛”（注：右派语，倒用索尔仁尼琴的著作《古拉格群岛》名）轮廓逐渐浮现，尤以夹边沟农场为著名，余者仍影影幢幢，无从清晰勾勒。这些劳教营大多和劳改营混在一起，更为它们的身世蒙上了面纱。

近年来，笔者有机会接触到一些幸存者，分别来自当年显赫一时的几座劳教农场：夹边沟、兴凯湖、峨边沙坪、青海湖、清河茶淀。根据他们的亲身经历和参照文献史志资料，笔者试图粗略勾勒“反右”至“文革”年代中国五大劳教营的轮廓，为劳教制度的深长背影添加可感触的人生注脚。

夹边沟

西安古城墙南门外不远的一座居民楼里，八十四岁的司继才用钢笔和纸质的笔记本写着厚厚的回忆录。半个多世纪以来，他活过了很多东西：活过了夹边沟农场终结一切的死亡，活过了右派平反，也活到了劳教废除。但生与死的竞走并未结束，他想在生前完成的百万字三步曲回忆录，刚刚写到通向夹边沟的入口。

使他无法放手的是手头的证物：一本当年在夹边沟亲笔写下的日记。这本日记的唯一主题是饥饿和死亡。在这本被岁月翻阅得几乎风化的黑色笔记上，密麻麻的陈年字迹中，笔者看到了有史以来饥饿和死亡联系得最紧密的记载：煮食人肉。

埋人回来的司继才，路上闻到一股肉香，“又带着一种腥味，和说不清楚的什么味。”循味而去，两个犯人在锅里煮肉吃，还招呼司继才同享。日记记载，肉黑乎乎的，皮又有些发白。司继才奇怪哪里来的肉，忽然想到是人，顿时感到恶心。身为小组长的司继才向管教报告后，吃人肉者得到惩戒，但饥饿和死亡不会由此停止。

或许由于含有禁忌，笔记中的记载很简单，司继才也不愿意轻易示人。但他毕竟记下了这个场景，并保留到眼下。这或许是从夹边沟保存下来的唯一一本日志，和罕有的食人一手记录。

在笔记和司继才的记忆中，有大量夹边沟死难者的记录。譬如一个在土窑上写下“坐以待毙”而后真地坐着死去的人，一个为了虚幻的“改造好了可以回家”的宣传活活累死的青年，手里攥着家信；一个前来探亲目睹丈夫被捆绑致死随即自杀的妇女……这些记忆的一部分收入了杨显惠着的《夹边沟纪事》中，夹边沟因此开始为人熟知，成为最著名的劳教死亡营。

在当时的中国劳教版图上，夹边沟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小农场，三千人左右的规模不算太大，即使在甘肃也远非受人注目。特别的是，这3000来名劳教分子绝大多数是右派知识份子，包括傅作义的弟弟、留美博士傅作恭等人，大部分又在三年饥荒中饿死，幸存者只是零头。右派的帽子没有夺走幸存者的叙述能力，围绕这个小地名，集中产生了数种文献，《夹边沟纪事》之外，尚有美学家高尔泰的《寻找家园》、何凤鸣《经历——我的1957》和邢同义的《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王吉泰的《大祭灵》、赵旭的访谈录以及导演王兵的《夹边沟》电影等，形成“夹边沟现象”。杨继绳以描写三年大饥荒为题材的《墓碑》也涉及到夹边沟。这或许是冥冥中的天命对于中国劳教记忆的特殊馈赠。

1957年6月，夹边沟劳教农场开办，由劳改农场转身而来；1961年底，夹边沟农场因为死亡太多被关闭，以后被部队接管。在短命的历史中，夹边沟体现了一个劳教营的全部特性，并发挥到极致：沉重而荒谬的强迫劳动，早已超出所谓“自食其力”的层次；严酷的人身剥夺和暴力镇压，与真正的监狱并无两样，劳改局下设劳教处，劳教犯和劳改犯人混同关押，管教可以为了偷一个萝卜虐死犯人；不毛之地的生存环境，住在戈壁地窝子里，不仅无法脱逃，甚至离开劳教营只有死亡，以致出现高尔泰书中记载的“自由人追赶监狱”；“教养”宗旨的欺骗性，所谓的“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意味着没有限定的刑期，后果更是赤裸裸的饥饿和死亡。

根据司继才的讲述，夹边沟死尸成堆的被发现，并非出自上级有意调查，而是内务部长钱瑛司机的一次迷路。据说，当时场长还想把钱瑛等人捆起来，可见素日之骄横。解救了夹边沟幸存者的钱瑛，文革中被关入了秦城监狱，在监狱医院患癌症去世。

今天的夹边沟，右派尸骨已为亘古风沙湮没，多数变成了医学院的实习标本。司继才的笔记本，也没有机会进入反右或大饥荒博物馆。但国人毕竟知道了这个不起眼却惊心动魄的小小地名。

兴凯湖

1959年4月，北大数学系的右派份子陈奉孝和几千名劳改、劳教男女犯人一起，从北京被转移到中苏边境黑龙江密山县的兴凯湖农场。这是北京市公安局新添的劳教营，和劳改农场合二为一。陈奉孝本人是判刑的犯人，但北大物理系判处劳教的谭天荣和他同批押送。

押送途中大雨如注，全体犯人逗留于密山剧院看电影，期间发生了反革命密谋叛乱事件，数名犯人被判处死刑。陈奉孝幸免牵连。

根据姚小平在《老照片》杂志撰文，由于地近苏联，兴凯湖有条特殊规定：越狱的犯人被抓获，可以就地处决。几名试图通过冬天结冰的湖面逃亡苏联的囚徒，遭此厄运。

兴凯湖农场是一片沼泽地，要靠犯人排涝造田，种粮自给，劳动量惊人，一个中队二百多犯人要种近一万亩水田。冬天则要顶着“烟泡”造渠修路，用赤脚踩碎水田上结的冰，搅拌冻土。劳动的强度，同处密山县的云山畜牧场发生的“夺命大豆事件”可为一证：由于在饥饿和秋雨中连夜抢收大豆，一夜之间有7人活活累死。

到处是沼泽和漂浮的草甸子，割乌拉草的犯人们不小心就会遭遇灭顶之灾。犯人住的是和夹边沟类似的地窝子，冬天的“烟炮”会把住处全部埋住，夏天的小咬则可以叮死人，一个跟管教顶撞的犯人被脱光了绑起来喂蚊子，三天后就死去。谭天荣先后关过兴凯湖、清河和团河三个农场，在他记忆中，最苦的是兴凯湖农场。

三年饥荒时期，兴凯湖和夹边沟一样大量饿死人。跟陈奉孝一起分到四分场一中队的75名犯人，到1967年农场解散时活下来的只有29名，绝大多数死于饥荒。陈奉孝尽力记住了24个死者的名字。一个饥饿的犯人甚至捞住陈奉孝刚拉出尚未落地的大便塞入嘴里。一次陈奉孝和另一人抬死尸去埋，挖坑时发现冻土下已经埋了一名死尸，索性两人合葬。兴凯湖埋葬死者的坟地之一叫太阳岗，似乎这些劳教分子真是沐浴着红太阳的光辉遇难的。

2002年，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发现了一份《右派份子死亡情况调查表》，总共94名死亡右派中，有5名来自偏远的兴凯湖，其中包括了中央实验歌剧院教员和“民建”北京分会副会长。这5人都死于饥荒真正发生之前的1958和1959年。至于饥荒中兴凯湖死去的劳教者，并无文献记载。值得一提的是，李锐、丁玲和作家从维熙也曾经在兴凯湖下放劳动过。

在兴凯湖农场，有两样著名的发明：石棺小号和“三两八”。前者是用于惩罚违规犯人的禁闭室，高一米左右，宽不足一米，长一米五左右，不透光线，形似一具石棺。陈奉孝在其中关押了三个月。后者是饥荒时期北京市狱政的“科学发明”，让关小号的犯人一天吃三两八玉米窝头或稀饭，据说是一位法医研究出来：一个人只要不干活，躺着不动，每天吃三两七钱五的苞米面就饿不死，四舍五入成了“三两八”。据说有犯人如此被关小号一年多，竟然没有饿死，足见此研究成果之“科学”。但科学仍旧难免误差，北京大学物理系右派刘奇弟，因替胡风鸣冤被判刑关押到兴凯湖，1961年在小号中冻馁而死。

《北京市监狱劳教志》记载，兴凯湖农场是北京市劳改劳教局下辖的超大型农场，全场水陆面积13万多公顷，同时管理劳改、劳教和所谓留场就业人员。到1966年因与苏联交恶、防范战备风险移交地方时，前后共关押犯人14729人，劳教人员5635名，还有留场就业人员（所谓“二劳改”和“二劳教”）近15000名。如此规模和人数，只有清河农场堪与匹敌。北京市公安局劳改处的领地可以延伸至遥远的中苏边境，也可见专政力量之无远弗届。整个密山县，密麻麻布满了劳改和劳教农场，成了一片由地主、反革命分子、右派和知青的血汗逐次浸润的土地，直到今天仍然生活着不少当年的“留场就业”人员后代。

陈奉孝刑满后“留场就业”，文革后回到了山东老家潍坊。2010年笔者见到他时，他的腿上还保留着当年“坐老虎凳”硌下的铜钱大小的疤痕。他在兴凯湖农场的同伴谭天荣，则在青岛的一处两居室宿舍中孤身度过晚年。20来年的劳教和“二劳教”生涯，完全夺去了他年轻时的物理学天才和“学生领袖”（毛泽东语）风采，以及爱情和婚姻幸福，但并没有抽掉他衰老皮肤下的硬骨头。

清河茶淀

去世之前，张元勋一直在用一根手指，一个字一个字地敲出一本叫《河岸》的回忆录，记录他在清河农场的经历。

清河茶淀农场，并非如它的名字寓意的田园。由于僻处渤海之滨，有着半岛的特殊地形，又因盐碱地改良的需要，早在解放之初，它就成了北京市处置抓获的“敌特分子”的中心。1957年下半年开始接收劳教人员，到第二年末已劳教6400余人，在全北京市劳动营系统最多。1983年清河茶淀农场劳教部门撤销，现仍为北京最大的劳改农场。

张元勋1957年来到清河，这里不通车，半岛入口驻扎部队，农场里岗楼铁丝网交织。张元勋所在的劳动营条件简陋，就在营房周围栽上一些电线杆，拉上8号铁丝电线，圈出几亩地。人粘在网上，电网并不停止运作，有时清早起来，看到电网上有人，大都是晚上想不通的触网自杀者。亲历者杜高根据公安部内部档案记载，清华大学学生右派郭道宏，“不忍饥饿，企图逃跑，爬电网触电死亡，倒毙在离电网一米处”。

劳教犯人中长年展开斗争批判。张元勋的难友文怀沙，经常被小流氓打耳光。前文提到的谭天荣在清河也挨过耳光。文革中遇罗勉前往探望被劳教的姐姐遇罗锦，亲眼目睹一犯人劝说同伴勿唱样板戏词“不怕牢底来坐穿”，恐怕被人当做是影射，全体犯人立即厉声斥为反动、“攻击样板戏”，“像疯狗一样互相撕咬”，遇罗勉对专政下的人性恶感到震惊。告密揭发成为流行风气，稍微顶撞管教就会上手铐。毛泽东逝世时气氛更紧张，所有管教人员都荷枪实弹。

长年监禁，犯人的性需求成为无法解决的难题。张元勋回忆，一些因流氓罪名被劳教的女青年精神失常，裸体隔着铁丝网对异性看守高呼“来操我吧”，为此不得不把看守换成女性。张元勋同队的一个小青年因为长得清秀，成为多角同性恋的中心，受到开会批斗。最离奇的一件事是，劳动队养的一条母猪半夜里被人强奸，犯科者被当场抓获，母猪杀掉无人吃肉。文革之后，犯事的劳教人员结了婚，与张元勋邻居，沉迷于拉二胡。性压抑导致兽交现象，在劳教人员中并非孤例。

1960年开始，大饥荒不例外地扫荡了这里。犯人一月的伙食直降为6斤棒子面，鲜草铡碎了煮熟，搀和棒子面做黏合剂，和猪食没有区别。和夹边沟一样，劳教犯成堆死去。一天早上张元勋醒来，邻铺的犯人已经无声地死在被窝里。劳动队的厕所在院子里，有时早上起床，院里倒着七八具死尸，是半夜去上厕所一头栽倒的人。

浮肿到膝盖的张元勋也担任了埋尸任务，搭档是一位神父。埋尸的地点在一处河岸堤坝，正是他回忆录名字的来源。饿死的人或浮肿或干瘦，体重变得很轻，“和一只鸡差不多”。幸运的是，他们或许能得到神父的祈祷。张元勋说，河岸上埋葬的饿殍大约有上千人，写出来是一部现成的《悲惨世界》。可惜由于身患多种癌症，他没来得及实现这个愿望。

2002年姚小平在潘家园发现的《死亡右派份子情况调查表》中，全部94人中有84名来自清河农场，其中绝大多数死于1960和1961年，除了高校学生，更有许多中央部委的干部，此外还有和尚、阿訇各一名，都是一代知识精英。死者全部是青壮年，在“劳动教育”的美好名义下被剥夺了性命。在大会上公开为胡风辩屈的美学家吕荧，就死在被称为“等死队”的三分队北砖窑里。这些人的死亡原因一栏，和夹边沟的右派一样标为肺结核、肠炎、肝炎等疾病，实际上都是饥饿。

1962年，清河农场幸存的人员被转移到京郊团河农场“就食”，张元勋和谭天荣都在其中。直到这时，张元勋才确认自己脱离了死亡。死亡危机过后，又被送回清河。

劳改期满的张元勋，先到管教科领取一张释放证，随即又到“留场就业处”报导，释放证被收回。“二劳教”“二劳改”把刑罚变成了终身制。遇罗勉说：“劳教时还有盼望，一就业就永远失望了。”直到文革结束，张元勋才恢复自由身。

2000年炎热的夏天，张元勋用3个月写出了《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两年后他查出了癌症。去世之前的张元勋，家里摆放着很多胎质厚重的瓷瓶，是他从泰山的古董市场买来。击节叩问之下，有深远回声。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