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逝的五座勞教營 夾邊溝只是「之一」(下)(圖)

2019-12-08 16:00 作者:袁凌 桌面版 简体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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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難還未結束,勞教營消逝,集中營林立。圖為一位哈薩克族女孩,表示想找回被關在集中營親人。
苦難還未結束,勞教營消逝,集中營林立。圖為一位哈薩克族女孩,表示想找回被關在集中營親人。(圖片來源:FB)

接上文:消逝的五座勞教營 夾邊溝只是「之一」(上)

峨邊沙坪

78歲的鐵流住在北京東郊,擁有一處庭院,這是他平反之後下海打拼的成果。利用這份家底,他還資助出版了一本記錄右派經歷的地下刊物《往事微痕》。引人注目的是,他的兒子還是十幾歲的少年——他成家生子時已年近60。

鐵流是四川人,在反右中與流沙河一起被打成反黨小集團,送往峨邊縣沙坪勞教營。峨邊縣地處小涼山,是大涼山門戶,與前些年因「盲井」事件出名的雷波縣緊鄰。齊邦媛《巨流河》記載,抗戰最緊張時期,「雷峨馬屏」地區被視為一旦成都陷落中國軍民堅壁清野的最後堡壘,可見其地勢險要。沙坪農場緊鄰大渡河,背靠原始森林,正是前代石達開覆滅之地,農場五分廠海拔達2500米,可謂絕境,正是右派份子「脫胎換骨」之地。

根據《當代四川簡史》,1957年四川劃右共約60000人。應運而生的沙坪農場成了流放的一大去處,一萬多名右派身入此處。諷刺的是,其中包括了不久前負責選址的兩位勞教局幹部。

鐵流在沙坪勞教營待了大半年,轉往築路支隊修築鐵路。沙坪農場的飢餓不同於別處,從建場第一天就已開始。由於此前沒有農墾基礎,不毛之地湧入大量人口,口糧定額不足,犯人的定量只有一月22斤,還經過層層剋扣,到嘴裡只是一碗包穀麵湯,「流動的速度連狗都追不上」,更不用說支持冬春的大勞動量。管教的訓詞則是「要想吃舒服,就得拚命開荒種糧,人民政府不會拿糧食白養你們」。

由於高寒的自然條件,農場的土地收不回種籽,口糧標準進一步下降後,死亡隨即大量出現。根據林憲君的回憶錄,三年大飢荒中全農場死亡人數過半,超過5000人。林憲君親手掩埋過的死者在百人以上。他所在的小組開始有23人,數月後剩下7人,與其他組合併為20多人後,幾月後又減為6人。

所有的死者一律無棺木墓碑,一穴埋葬幾十甚至上百人,埋人最多的荒坡幾年後種上南瓜,竟然重達百斤,得名「南瓜山」。2007年,鐵流重訪「南瓜山」憑弔,並賦詩稱「千萬屍骨化肥水,育出南瓜滿山花。」

沙坪農場的餓殍中包括了著名的右派份子董時光。董時光是留美教育學博士,他的哥哥董時進是近來頗為著名的農學家,兄弟在易代之際的去就正好相反:董時進觀望而終於離開大陸,在臺灣繼續研究土改;董時光則從美國回國,受周恩來親迎,在西南師範大學任教。「反右」中,董時光因「出言狂妄」批評黨員和主張教授治校被打成右派,當時同在西師任教、與董時光為朋友的吳宓日記中,多處有董時光受開會批鬥的記載。遣送至沙坪農場後,董時光在飢餓面前低下了驕傲的頭顱,每次吃完飯都用指頭刮桶裡殘留的漿糊充飢,並回答獄警「比美國麵包還好吃」。1958年,董時光和鐵流一起調往築路支隊,1961年出差路上飢餓,用呢毯換了一斤乾牛肉一口氣吃完,不料腸胃飢餓過久無法消化,腸梗阻暴斃。

一個驚心的現象是,沙坪農場的成年死難者之外,還有數千名少年勞教犯。林憲君曾經在大堡分場帶領14名「小勞教」燒木炭,最後只剩下3人,由於無力掩埋,林憲君親手將數名小勞教的屍體扔進了河流沖走。一次一個小勞教趴在林憲君背上哭訴,希望臨死前見媽媽一面,話頭未完人已斷氣,幾乎立即發出惡臭,原因是生前已經耗盡了人體的所有養分。

2013年5月,筆者在香港觀看了謝貽卉導演的記錄片《大堡小勞教》。這部記錄片通過走訪倖存者,還原了當年沙坪農場大堡少年勞教犯分部的飢餓史。1957年末,四川省仿效蘇聯模式,對輕微違法和品行不良的未成年人實行勞動教養。次年五、六千名十幾歲的孩子出現在峨邊沙坪農場,最小者只有9歲。

這些孩子的任務是在海拔兩千米的山地上開荒,自給自足。由於土地荒寒,「勞動教養」的前景破滅,開荒變成末日晚餐,死神隨之降臨,據當事人透露,一共死去2600多名未成年勞教犯。荒謬的是,「小勞教」中有些是家長迷信蘇聯電影《教育的詩篇》,強烈要求把不聽話的孩子送來由國家管教的。飢餓降臨之時,她們前來要求接回孩子卻遭到拒絕,這些孩子以後全部餓死。1961年大堡作業區崩潰,瀕死的孩子被戰士背下山。

由於死人太多,沙坪農場場長梁某被判刑十五年,恰巧與在築路支隊涉嫌「反革命集團案」被判刑的鐵流身處同一囚室。鐵流回憶,梁對此並無愧色,稱身為共產黨員和公安幹警,執行上級指示是天職,「餓死人與否與我何干?」

和成人一樣,從死亡線上逃生的「小勞教」們並不能就此解教,而是「留場就業」,直到1970年代由於人滿為患逐批遣返,從事底層勞役。

在無名右派和「小勞教」的屍骨上,沙坪農場轉產種植了茶樹,一直存在到2006年,才搬遷至四川眉山。在峨邊縣的政府網站上,找不到任何關於沙坪勞教營的記載。2008年,《眉山日報》刊登了一篇報導,記者與沙坪勞教所黨委書記、所長一起「重訪沙坪」,該報導提到了「搬遷後異常寂寞的所部辦公區的瓦片上,已經長滿厚厚的綠色苔蘚」,卻只忙於記敘「三代勞教人」艱苦卓絕、「再創輝煌」的事跡,沒有一個字提到比苔蘚更卑微的勞教人員的血汗和性命。

該報導還透露,2008年的沙坪勞教所「是全國最大的勞動教養管理所之一,也是四川最大的勞動教養基地」,並且經營形式良好。數千名右派和未成年人的屍骨,或許終於為勞教營提供了足夠的肥料。

青海湖

1958年去西寧的路上,火車坐了3天2夜,陸錦碧的腳腫了。這位長在紅旗下的華東政法學院青年教師,因為響應系黨支部號召提意見而戴上「右派」帽子,被發配到遙遠的青海,在西寧郊外的工廠裡勞動改造,由於表現好三年後「摘帽」。

但這只是幻景。由於當了著名法學家楊兆龍的女婿,沾染上「反革命」嫌疑,1965年他被重新「戴帽」,判處勞教三年,送到青海湖以北、祁連山下的八寳農場。

八寳農場建立於1957年,專門關押右派和其它勞教分子。陸錦碧回憶,農場高峰時期有1萬多人。農場緊鄰祁連山下,海拔達到近3000米,嚴重缺氧,夏天沙塵暴,冬天氣溫接近零下30度。場區沒有警衛,因為地處荒涼,逃跑的唯一道路是翻越祁連山,有似當年紅軍西路軍失敗後的逃亡。陸錦碧來到農場,看到20幾個鋸掉雙腿的人,都是逃亡途中被凍掉。

在山崗上,陸錦碧清晰地看到了幾年前飢荒的後果。「亂石下面,一個坑接一個坑,每個坑裡都埋了好多人。」其中一具破裂的棺材,露出屍骸,是一對下放幹部夫婦、李富春和羅瑞卿秘書的墳墓。在青海的亡魂中,有不少因為下放而自殺的「戴帽」幹部,「右派管理右派」,來到這裡的所有人都具有「流放」性質。

據原青海省公安廳幹部尹曙生《勞動教養和反右派鬥爭》一文記載,三年飢荒中青海勞教人員死亡4000多人,其中3000多人是右派份子,1000多人是女性。青海省省屬勞改、勞教系統3年死亡三類人員(勞改犯人、刑滿就業人員、勞教人員)49000餘人,佔總數16萬人的30%。杜甫筆下「古來白骨無人收」的青海湖,疊壓了新的白骨。

由於沒有食物,大量勞改勞教犯和移民被遣散回大陸,自謀出路,或者自行逃散。一些人在「大逃港」潮流中出境,陸錦碧在自製半導體中聽到,倖存者在港台電臺中講述「十萬愛國志士,困守祁連山下」。

陸錦碧在八寳農場期間,冬天雪太大,壓垮了一座女勞教人員住的草棚子,棚子裡的19人全部身亡。這些女勞教大多原是中學生,在1958年「清理大上海」的運動中,她們因為所謂「跳黑燈舞會、貼面舞」被送至青海勞教,葬送了青春。

1966年,八寳農場被撤銷,陸錦碧和難友們一路西遷,直至柴達木盆底邊緣、崑崙山腳下的伊克高裡農場,海拔3800米,遍地是白花花的鹽鹼,像鏡子一樣反光,鹼蓬是少數僅有的綠色。農場原址是一處河南移民生產隊,隊員都在大飢荒中餓死和逃亡。

1969年,陸錦碧的妻子楊黎明帶女兒前去探望,乘坐押送逃亡者回場的便車到了農場,又乘坐馬車才到了分場,氣溫低至零下20多度,當晚女兒就因為高山反應差點喪命。一家三口在戈壁上割黃麻根取暖,拉大車歸來,讓楊黎明想到了《伏爾加河上的縴夫》。在這片或許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勞教營裡,陸錦碧因為批判文革的「牙膏皮事件」險些被處決,九死一生,文革之後才回到上海。

八寳農場或伊克高裡遠不是青海僅有的勞教營。據《青海省志・勞動改造志》記載,當時青海的勞改勞教農場共達32個,畜牧場23個。以青海湖為中心,海西有德令哈農場(下轄五個分場,管理5萬犯人。德令哈這個聽來富於詩意的名字,當時卻是嚴寒、沙塵暴和刑罰的同義詞,有犯人被沙塵暴吹至失蹤)、格爾木農場、香日德農場、諾木洪農場、哇玉香卡農場、查查香卡農場、馬海農場;海北有浩門農場、青海湖農場和八寳農場;海南有曲溝農場、塘格木農場(文革學生領袖蒯大富、韓愛晶以後曾關押在此)、巴倉農場、吳堡灣農場、新哲農場;海東有甘都農場。農場的總面積達到耕地總面積的23%;監獄系統向國家交售的「愛國糧」,佔全省統購糧的接近四分之一。

環繞自古著名的青海湖,形成了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勞動營。由於中央「移民戍邊」的意圖,大量出身不好的農民和水庫移民,以及一些逃避政治歧視的「盲流」遷徙至此,構成龐大的罪人群體。當年的勞改局幹部回憶,青海一時成了「監獄」的代名詞。《青海省志・勞動改造志》記載,僅大躍進後的三年,青海就調入犯人95000人,有25000名勞教人員從外地送來,分散在各個勞動營裡,其中有5000多名女性。一位當年的勞改局幹部形容,整個青海省幾乎成了一座大監獄。

青海一直是江浙地區勞改勞教犯的主要遣送地區。據說當時上海和江、浙一帶的老百姓,在哄嚇孩子時,總是說:「再鬧,再鬧就送你到青海!」遣送過程一直持續,陸錦碧在青海就擔任了後來者的生產組長。到文革結束後遣送仍未終止,且犯人刑滿後一律不許回上海。《上海監獄志》記載,1965年上海市第一勞改隊整體搬遷至青海。文革後期,打群架入獄的上海犯人王士才,和2500名獄友一批坐悶罐子棚車被遣送到西寧服刑,戶口也遷出上海落戶青海,陸錦碧擔任他們的生產大隊長。王士才在青海待了5年多,1982年刑滿,得益於公安部長趙蒼璧「犯人哪來哪去」的講話,回到上海。但在次年的「嚴打」中,落戶大西北的制度又一度被恢復,成為江浙犯人的畏途。1983年以後,上海還向青海調犯2400餘人。

2013年,筆者在香港遇到笑蜀,他透露,一個商人曾經無意中得到大量的青海省勞改勞教人員檔案材料,笑蜀目擊「裝滿了一個保險櫃」。這些材料足夠寫出一本紮實的青海勞改史,但後來被有關部門沒收了。眼下關於青海勞動營的歷史,只有《青海省志・勞動改造志》這本不到200頁的薄薄小書,和一些當事人的回憶錄。

2013年初,北京東北郊的一座養老院裡,曾經的「右派」周培桐寂寞離世。生前他一直因腿部缺血癱瘓臥床,身上插著一個尿導管,忍受一陣陣的抽筋和搔癢。周培桐原是中央戲劇學院畢業生,因「小說反領導」打成右派,發配青海八寳農場運輸隊。農場的水源來自於祁連山冰川雪水,在一次上山運水途中,水車翻倒壓傷了周培桐的雙腿,數十年後發病。文革中周培桐被遣送回天津燒鍋爐,只有過短暫的婚姻,晚年和燒鍋爐時的同伴相依為命,臨終時孑然一身,在勞教生涯中的譯著也沒有機會出版。

尾聲

勞教制度在「肅反」、「反右」中面世後的半個多世紀,應運而生和消失了難以計數的勞教(動)營。以上列舉「五大勞教營」,只是就其典型性提綱挈領,並非是排座次。

在政治壓倒一切的年代,勞教營遍地。內蒙、寧夏、新疆等「老少邊窮」地帶,都是大宗流放的去處,其中也包括「革命聖地」延安。在三年飢荒年代,這些地方無例外地遭遇了普遍飢餓,成為一代精英埋骨之地。其中知名者,即有甘肅的會寧、四川的長壽湖、湖北的神農架、雲南的大理。此外,還包括像鐵流所在的築路支隊和治淮支隊、甘肅的引洮工地這樣的「流動勞改營」,在飢餓和繁重的勞動之下,造成了大量的死亡和冤案。

以筆者見聞所及,在上海市勞改勞教系統下,即有以關押勞教犯人為主的白茅嶺農場,1958年劃歸上海,直到1973年改為監獄勞改場所。僅在1959至1964五年間,農場普查肺結核22877人次,累計發現2657例,查腸寄生蟲人數每次在7000到10000名,勞教容量可見一斑,其中包括500名少年犯和小勞教。

上海市公安局直屬的另一個勞動基地是江蘇北部,被犯人稱為「蘇北利亞」,比之於俄羅斯和蘇聯流放犯人的西北利亞。「蘇北利亞」以近海的鹽鹼地為中心,建立了大豐農場等多個基地,從解放初就開始接收犯人,第一批即遣送犯人2515人。安徽治淮工地是勞改犯的另一大去處,根據《上海監獄志》記載,前後共有8萬餘名囚徒被遣送治淮。

「反右」之後,蘇北勞改犯中增添了勞教的右派身影,還曾成立獨立的右派支隊,著有回憶錄《蘇北利亞》的于疆即是其中一份子。「蘇北利亞」官方名稱為上海農場,直屬上海市公安局,1955年又被公安部列為全國大型勞改單位,關押上萬名犯人。1981年9月撤銷第一勞改總隊建制,改為上海市第一勞動教養所,直到眼下才結束歷史使命。

文革之前,新疆是勞改勞教分子遣送的另一大去處,僅上海市監獄系統即遣送6000人以上,包括數百名女犯。文革後仍調犯12000餘人。中國人民大學的「右派」學生甘粹在南疆的喀什農場度過了20個春秋,勞動營緊鄰塔克拉瑪干沙漠,住地窩子,開大溝排鹼水種棉花,勞動無休無止。三年飢荒期間甘粹目睹了附近一個勞動連隊全部餓死,甘粹本人靠親友接濟和「耍死狗」倖存下來。

位於遼寧瀋陽郊外的馬三家教養院,是遼寧最大的勞教營,由數座勞教院組成,佔地近3萬畝。根據《院志》記載,從1957至1995年共勞教近10萬人,其中女性1萬餘人。這本《院志》少有地記載了三年飢荒中的死亡情形:1960年10至12月共死亡近100人。2013年春天筆者來到這座勞教城時,仍感蕭條肅殺,50餘年堆積的歷史堅冰尚未消融。

北京市勞改系統除了興凱湖和清河兩大延伸基地外,尚在本土擁有大興團河和天堂河勞教農場,以及南口的勞改基地,一直使用到近來勞教制度廢除。團河農場在大飢荒的後期,充當了右派份子瀕死者救濟站的任務,張元勛和譚天榮都曾轉移到此地休養。此外南口農場收容了文革前的「反動學生」,學者王學泰即曾在此勞改。文革後北京市還恢復了對於黑龍江齊齊哈爾雙河勞教農場的控制,直到最近撤銷。

中國的勞改營制度傳承於蘇聯,勞教則是本土獨創,二者長期混同在一起,直到1980年代中期,勞教所才劃歸司法局。因而在數十年中,勞改營和勞教營難以區分,只有局部的差異。

可嘆的是,在社會主義理想中被視為「神聖」的勞動,現實中成為不折不扣的懲罰,又加上了死亡的酵母。勞教營淪為不折不扣的法外之地,直到近年,還在發生超強勞動和「大掛」「老虎凳」、「死人床」等醜聞,對外界則諱莫如深。真實只保留在歷盡磨難的親歷者心中,和死亡與遺忘賽跑。

此番中央廢除勞教,勞教營的喧囂也歸於沉寂,消失在歷史的塵埃中,但它們的氣息仍在,基因猶存。蘇聯勞改營的創立者列寧曾說,忘記過去意味著背叛。更真實的說法則是,忘記過去意味著重來。

夾邊溝、興凱湖、清河茶澱、峨邊沙坪、青海湖……一系列或熟悉或陌生的地名背後,是無數受難者的墓誌。如果我們握不住勞教營亡魂的青煙,至少記住這些地名,以免它們重來。

2013年年末

註:

訪談人物:

司繼才,2009年,2011年,西安

張元勛,2010年、2012年,曲阜

陳奉孝,2010,曲阜

譚天榮,2010,青島

鐵流,2009,2010,北京

陸錦碧、楊黎明,2009~2013,上海

甘粹,2009~2012,北京

王士才,2013,上海

主要參考文獻:

《北京志・監獄勞教志》,北京出版社,2006年

《上海監獄志》,上海社科院出版社,2003年

《青海省志・勞動改造志》,青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遼寧省馬三家教養院)院志》,內部資料,1997年編

《告別夾邊溝》,楊顯惠,上海文藝,2003

《墓碑》,楊繼繩,天地圖書,2009

《往事微痕》系列,鐵流主編,民間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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