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祁連勞教營 死人就像碼洋芋(圖)

2019-10-28 08:18 作者:依娃 桌面版 简体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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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風景(Pixabay)

【看中國2019年10月28日訊】受訪人:韓銳,男,九十一歲。甘肅省隴南地區兩當縣人,十代中醫世家。一九五五年考入蘭州西北師範學院音樂系,一九五七年被劃成右派。後按學生右派分配到青海師專任音樂教師。一九五九年被送到祁連縣八寳農場勞教,曾經從事挖鉻礦、種青稞、伐木等重體力勞動。親眼看見有百分之九十五的勞教犯不是凍死,就是餓死,拋屍溝壑,無名無姓。

一九六二年摘去右派帽子,回到兩當縣勞動監督勞動,以掙工分養活父母弟妹。漫長的十年文革中,嘗遍了鴨子浮水、反抱小雞、吃麻花、捆柴人、蘇秦背劍等數十種非人的刑法。最後落得妻離子散,家破人亡。

一九八零年右派問題得到改正後,在兩當第一中學中學任教。積勞成疾,眼睛幾乎失明,於一九八六年退休。目前和女兒一家住在天水社棠鄉。

著作有《三十次死亡——韓銳自傳》,尚未公開出版。

採訪人:依娃,美國華裔作家,口述歷史工作者,著作有《尋找大飢荒倖存者》等。

時間:2019年9月15日

地點:甘肅省天水市社棠鄉衛生院韓銳先生女兒家。

前記:在天水的友人家,他推薦給我一本奇書《三十次死亡》。說奇,一個是這本書不是正式出版物,只是自己列印裝釘起來的,僅送友人。說奇,一般來說九死一生已經是奇,這位作者何以三十次死亡呢?說奇,這裡面配了不少插圖,還原了作者在勞改營曾經經歷的場景,雖然粗糙,但畫面還是令人心驚肉跳。比如汽車拉屍體,比如吃老鼠烏鴉旱獺。

「我想去見見韓銳老先生,好好和他聊聊。」

朋友八十有五,但身體健康,性格直爽,馬上打去一個電話聯繫了韓銳先生。韓銳先生住在天水社棠鄉,要坐長途汽車才能到。目前,他和唯一的親人---女兒住在一起。還沒有上樓,就看見一位身材修長、戴一副黑寬邊眼鏡、面帶微笑、斯文有禮的老者在門口等待著我們。他大聲說:「你們來看我,好得很,好得很啊!」我趕緊握住他的雙手,如果不是提前瞭解少許,誰能想像得到面前這位慈祥、和善、會把脈行醫、會彈鋼琴會拉小提琴、書法也寫得不錯的長者一輩子會經歷那麼多不堪回首的苦難?

那三十次死亡是怎麼樣的?我們坐在沙發上聊起來……


韓銳先生和女兒(受訪者提供)

5%強加打成右派當教師不成送去勞教

依:韓伯伯,您好,我對歷史比較有興趣。特別是對反右、大飢荒這些特別想知道多一些。知道您經歷特別豐富,想和您聊一聊。您是怎麼樣被劃成右派的?

韓:我都經歷過,經歷過,那三天三夜也說不完。

我是兩當縣人,這個縣,是我們總書記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1932年革命起家的地方,有個「兩當兵變」。我們韓家世世代代都是給人看病的中醫,到我手裡就傳了十代人了。我父親生了四個兒子四個姑娘。孩子多,我父親會給人看病,才把這個家保全了。解放以後,我們的藥鋪也聯營了,但我們還有三十畝地產,是就劃成了工商業兼地主。

雖然我已經在徽縣和兩噹噹了幾年中學教師,我想青年時期應該是一輩子學習的黃金時間,決心考大學。一九五五年,我到蘭州大學報名,參加統考,又到西北師院加試了音樂,到九月份錄取通知書就來了。把我高興著,我喜歡音樂,還喜歡英語,打算好好學習幾年。但是,一個一九五七年,一個反右把我的人生方向完完全全顛倒了。那個時候提倡的是幫助黨整風,「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這說得好得很嘛。

這個日子我記得很清楚,是一九五七年的八月,一個下午,全系開會。首先揪出了一個學生右派關XX,隨之主持人說:「我們系裡還有暗藏的右派張XX、蘇XX、韓銳等。」我當頭一棒,錯愕不已。我怎麼都想不出來平時有過什麼反黨言論。我想起來我給學校的鍋爐房提過意見,學生下了課喝不上開水。還有我在校音笛上寫了幾個字:「亂吹不衛生。」這怎麼也算不上反黨啊?原來系裡為了完成百分之五的「右派任務」,有人偷偷撕去我的幾頁日記,其中一些抱怨的話做為罪證。

第二天開批鬥會,一開始就是喊口號:「打倒右派份子韓銳!右派份子要徹底交待問題!」「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其中一個同學,姓李的高舉我的日記高喊著:「韓銳,罪證就在我手上,看你怎麼抵賴?」加上我是地主出身,又有參加過三青團的歷史問題。會場上的調子越來越高,口號聲音越來越大,我就是渾身長嘴也說不清,就是跳到黃河裡也洗不乾淨自己了。

把我鬥了兩個月,最後開除了我的團藉,劃為一般右派。五七年十月填寫分配方案,我就填寫了沒有人願意去的青藏高原,我是按照學生右派分配到青海師專的,就是以後的青海師範學院。青師有三個年紀,十五個班,當時只有一個音樂老師。我來以後給每一個班都開了音樂課,學校還給配置了兩架鋼琴。

我已經是右派了,處處謹慎,不敢亂說話。就半晚上半晚上的備課,想好好表現一下。那時候有一個教育部頒布的教材,規定第一個學期是啥內容,第二個學期是啥,第三個學期是啥,那材料是教育部頒布的。不是我選的,我能選嗎?

音樂教學大綱裡有聶耳一個曲子叫《打長江》,田漢填詞,裡面有這麼幾句:「你喲你打樁啊,我喲我拉繩啊!我們不靠天哪,我們不求神。……天快要晚哪,田快要幹哪,禾快要枯哪,棉花快要殘哪。打通了江水,吃晚飯哪,打通了江水,吃晚飯哪。」音樂課一般都排在最後一節,早晨課的第五節。那師範學生都是吃大灶火,學生排著隊敲著碗就喊:「吃晚飯了,吃晚飯了!」這不得了了,這學校書記就說我是煽動學生鬧事,就這罪名,送我去勞動教養。

我是勞教。如果勞改,給我判一年我就出來了。但我在農場勞教了整整三年,你說?人家還說這比勞改還輕,我勞動了三年還輕?

依:學校有沒有給你一個書面的東西,就是說韓銳犯了什麼錯誤?將送到什麼地方去勞教?多長時間?

韓:沒有,一天下午學校開大會,就宣布就送我去勞教,其他十來個右派都是悄悄處理的。那是不讓我申訴,不讓我說話,我只有收拾鋪蓋,提上我比較值錢的家當——一把小提琴,就到西寧市的南灘勞教所。

南灘勞教所管了兩千多個右派。那一進去,把你身上啥都搜去了,小刀子、火柴、鋼筆都搜著去了。房子裡有一個尿桶,誰想大便都要報告,人家允許了才能去。飯打來是那個組長給你分打,自己不能動手。那勞動就是成天挖石膏,天不亮就上山挖石膏,天黑背上一百斤石膏回來。那個和監獄是一樣的,人沒有活頭了,勞動了一個月人受不了了,累得我想死哩。

但是人家二十四個小時把你看得緊緊的,你怎麼死呢?死都沒有時間,沒有機會,時時刻刻把你看守著。每天幹活十二個小時,天不亮就排上隊上山,天黑了排著隊回來。中午帶點饅頭一吃,就給一個鐘頭,還沒有水喝,把我幹著。

那裡頭男的多,也有女的。我想起來,裡面有一個同是西北師大的地理系的一個牛連英,她是和我們一起戴著右派帽子,分到青海師專的。挖石膏的時候我給碰上了,她把一塊石膏這麼綁那麼綁綁不住,人家都下山了,把她著急得不得行。我看見了,給三下兩下綁住,讓背上了,女同志體力也不行。以後,這個牛連英也到祁連農場了,但她在女隊裡,我們也再沒有見過面。

總之這一個月就算熬過來了,想死也沒有死成。有一天早晨,才六點鐘,天還沒有亮。突然來了幾輛大卡車,是用帆布全部包起來的那種。叫誰的名字,誰就得收拾行李,馬上上車,把人嚇著,要拉出去槍斃嗎?往哪里拉呢?刑場嗎?我想:「好,槍斃了好,這一生就結束了。」

人家喊:「韓銳!」我就答應:「到!」就趕緊上車,不知道往哪里拉。一個車上裝有三十多個人,一共拉了五輛車。裡面黑洞洞的,啥也看不見。人家手拿手電筒筒按照名單叫名字,叫一個爬上來一個裝滿了,車就開動了。這裡面也有青海的本地人,他說:「往農場拉哩!」哦,我才明白往農場拉,而不是拉去槍斃。農場叫八寳農場,讓我們到那裡勞動去。那個勞教農場有幾萬人,來自全國各地的右派、歷史反革命,特別是上海送來的人特別多。後來我才知道它的全稱叫「八寳聯合企業公司」,因為它有十幾個廠,食品廠、被服廠,還有伐木廠鉻鐵礦廠。

那就一路顛簸,從六點開到中午到了大通縣,讓我們下車,人家一輛車給提了一桶開水,吃自己帶的饃饃,吃過就趕緊上車。晚上經過孟源、曹大板,半夜一點鐘,差不多將近二十個小時。幹部把人一跤,清點之後,又寫了一張介紹信,讓我們到分場。總部安排不了,這幾百裡路上都有好幾個分場,又把這五車人往分場拉,到的時候差不多五點鐘了,天麻麻亮了。

前面沒路了,讓我們下車步行著去,在車上凍了幾個小時,手腳硬棒棒的,好不容易把行李搬下來。那晚上冰雪交加,非常難行,我們只能側著身體走。我肩膀上扛著行李,手裡提著小提琴,就這點行李也讓我覺得累贅。有個上海人拿了三個箱子,領隊的就罵:「你當這裡是上海嗎?有三輪車給你拉嗎?拿上一件你能拿動的,其他以後再來取。跟上隊走!」有一段是沼澤地,又泥又滑,淺的地方到腳面,深的地方到膝蓋,哎呀,真是又冷又餓,行李又重。曠野裡,一根木頭上面吊著一個電燈泡,領隊的人就把我們領到有電燈的那裡。走了一個鐘頭,天差不多亮了,我們才走到有電燈的地方。人家把我們領到土坯房裡,地上就鋪了一些草,就讓我們休息。

第二天,勞教處的處長來對我們訓話,他說:「勞教是行政處分,不是刑事處分,你們好好勞動,爭取立功,早日摘掉帽子。」讓我們理髮,洗被子,休息了幾天。

那個地方是戈壁灘,基本上不能種地。遠的地方有草,有藏民在那裡生活,放牧牛羊。以後藏民搬走了,就讓我們去挖牛羊留下的糞層,多年牛羊留下的糞便。挖了這些肥料拉去種地,種青稞,青海那個地方氣候不適合種麥子。嘿!我說這個還好,還能自由活動。這一個小組十個人,住一個帳篷,自己做飯吃,挖多挖少也沒有定量,自由得很,好得很。

挖了一個月,場部來了一個條子,上面在檔案裡一看,來了一個音樂老師,就給分場寫了一封信,把這個韓銳叫到場部裡來。來的條子讓我回分場,他們問:「韓銳,你以前是音樂老師?」我說:「就是!」他們說:「你現在到場部去,他們要你哩,你拿上條子,到那個阿力克街等車,有場部的汽車來,就給他看這條子,他就拉你到總部去報到。」

汽車跑了五、六個小時,我來到總部,拿著條子找到劉隊長,劉隊長問:「你會什麼樂器?」我說:「會彈鋼琴。」劉隊長說:「這裡哪裡有鋼琴呢?二胡會嗎?」我就給劉隊長拉了一曲《二泉映月》,劉隊長說:「還可以,好好練練。」

這是一個業餘文工團。就是在秋收以後到各分廠去輪流演出,有唱江南越劇的、唱京劇的、唱秦腔的,還有唱歌跳舞的。我嗓子還可以,就是唱歌的。到分場演出我唱過《太陽出山》:「太陽出山了呀……」那時候思想壓力大,也好久沒有練習,感覺嗓子被堵住了,唱不好。


韓銳先生年輕時(受訪者提供)

撈木找礦險喪命臉腫身瘦拄棍行

依:在文工團那時候你能夠吃飽嗎?

韓:吃個半飢不飽。

到文工團吃不飽,糧食是有限量。但是有演出的時候,因為我們是文工團來的,人家還算優待,給我們煮上一大鍋洋芋,就算勉強能吃飽。洋芋是他們自己產的,還可以多吃點。

但在文工團好日子也不長,混了半年多解散了。幾十個唱越劇的調到黃蘭分廠,唱京劇的五、六十個人也分散了,唱歌跳舞的也分散了。因為吃糧越來越緊張了,越來越緊張了,人吃不飽了。

依:最吃不飽是什麼時候?

韓:哈哈哈,在我印像當中,老是吃不飽。在蘭州上大學的時候能吃飽,到青海師專一個月定量二十八斤糧就吃不飽,我是個大個子,消耗量也大,需要糧食也多,吃不飽肚子也不敢說。一直到勞教所更是吃不飽。

先是把我放到伐木隊,在祁連山上伐木頭。我們住在山頂上,在石頭山上先鑿出一道石溜槽,像滑梯一樣,幾百米長。那山上的木頭粗得很啊,伐下來以後有專門的溜槽往山下放,那一放就是排山倒海,一瀉而下。那木頭需要十幾個人才能夠抬起來,往溜槽口放,抬起後面,喊著:「一!二!三!」大家同時鬆手,樹就轟隆隆的放下去了。那天,樹上一個樹杈把我的衣服給掛住了,眼看我就要被木頭一樣掛著放下去了,那個速度、那個重量,下去就是粉身碎骨,撞成肉醬。旁邊的人一看,喊叫了一聲:「哎呀!」就攔腰抱住我,眼看著我的衣服扯破了,木頭一下子就下去了。那聲音震天動地!把我嚇壞了!

到了六月,祁連山上的雪就溶化了,河裡的水也流淌的急湍了,把山上的木頭順著河道往下放,下來以後,人在到河裡撈木頭。那天木頭衝下來的時候,碰到了兩個大石頭,一塊石頭都有一間房子那麼大。結果木頭衝下來的時候就卡在石頭那裡,結果越聚越多,越聚越多。因為那個衝力,最上頭的木頭被衝過去,其他的木頭就排山倒海一樣的衝過去了。我們就在下流一點的地方撈木頭,挽著褲腿,看見一根木頭過來了,就赤手空拳去拽去撈。我用力把木頭往岸上拽,木頭的衝力把我往河裡拽,結果腳底下一滑,人一下子被拉到冰河裡了。和我一起幹活的人看著叫起來,想著這個人不是淹死凍死,就是被衝過來的木頭撞死。有一個河南人,他也是撈木頭的,他眼尖手快,一下子把我抱住撈上來,放在爛泥灘上。他罵著:「你吃不飽了,水還把你給喝飽了。」他抱住我的肚子讓我吐,我吐出來一灘水,就讓我躺著休息。我的左大拇指到現在都是硬的,不能彎曲,就是那次禍害的。

那勞動是沒完沒了的,都是重體力勞動。以後又讓我們到牛星山下面拉土,拉到化肥廠小河邊和泥,用模子做磚坯,每人每天定量六百塊。挖土、拉土、和泥、做坯都是一個人干,各干個的。我累得真是汗流浹背,渾身是泥,乾脆脫了衣服褲子,就穿著一條短褲干。一天干下來,身上沒有不疼的地方。

磚坯托好了,秋天又要打柴火,到二、三十里以外的原始森林裡砍柴火。規定一天兩次兩百斤定額,王隊長說超額完成會給好鑑定,鑑定好了就會給摘帽子。打柴火男同志是一百斤,女同志五十斤,我一打就是一百五十斤。以後慢慢每天背二百斤。人家都計數著呢,往檔案裡記錄呢。

依:每次二百斤柴火你能夠背動嗎?你是要表現嗎?

韓:為了表現,表現好就給你抹帽子呢!

我二百斤、二百五十斤、二百八十斤,越背越多,最後背到三百二十斤,這樣咱就能抹帽子啦。那柴火這麼粗一捆,一人多高,休息的時候腿上腰上也不敢放鬆,如果放下,我背不起來。我想著王隊長報到場部去,我就能抹帽子了。那一天天氣晴,我把柴火背著稱過稱以後,就去食堂準備吃飯,結果一下子鼻血嘩嘩嘩地流,趕緊找紙塞鼻孔,但是塞也塞不住,鼻血從嘴裡噴出來了。幸虧化肥廠有個醫療站還算近,我鼻血一邊流著一邊往醫療站跑。醫療站的大夫又是打針又是扎針,才把血給止住了。哎唷,到第二天,頭昏著爬不起來了,那一次流了有兩碗血。一次背三百二十斤,我是背給人家看哩。把人累得快死了,帽子還沒有抹掉,繼續戴著。

後來把我分配到拉洞後溝的鉻鐵礦,就是一種稀有金屬。是藏民趕著氂牛馱著帳篷、炊具、糧食把我們二十幾個人送到山上面,我們就在那裡搭起了帳篷,盤起了鍋臺,喝著青稞稀飯,就到了一九六零年。

那礦石都是在山上,需要爆破炸山才可以開採。先是用一米多長的鋼釺打炮眼,一人扶住一個人打錘,打進去一米深。那裝炮眼的路是羊腸小道,只能一個人跑,另外一頭是懸崖峭壁。那天我們打了四個炮眼,炸藥也裝好了,我是在排在最後一個。當時導火索的長短也沒有精確的規定,組長喊:「點炮!」我們就一起點,然後一個跟在一個屁股後面跑。但當我跑到第四個炮眼的時候看見導火索已經著完了,馬上就要爆炸了。躲也沒處躲,我就趕緊四肢著地展展地爬下,聽著炮就響了,那被炸起來的石頭飛得遠遠的,沒有把我炸著,留下一條命。好險啊!

唉呀,那個鉻鐵礦都是在五千公尺以上的雪線上,是常年積雪,沒有草木。到了七月,是最熱的時候,讓我們到祁連山的山頂上找礦苗,還是氂牛馱著帳篷和生活用品。我們上到山頂搭起來三個帳篷,隊長一個、勞教分子一個、伙房用一個給我們做飯。雖然是七月,我們腳底下還是冰雪,踩不到地,踩不到土,四周白茫茫的連個石頭都看不著。就這還要安排讓我們去找礦,那個時候沒有任何裝備,也沒有個氧氣袋,沒有能在雪地裡走的靴子。我頭昏、胸悶、全身無力,就昏迷到雪地裡了,人事不知。那是大腦缺氧,高原反應。老王跟在我後面,他揪住我的耳朵喊說:「你不要動,千萬不要動,你一動陷得更深,就埋在雪裡了,沒法拉你了。」老王回去又喊了一個人把我從雪窩裡抬出來,抬回帳篷,給灌點熱水,才慢慢緩過來。

依:海拔這麼高,這麼冷,有沒有給你們發防寒的衣服、帽子、手套這些東西?

韓:就是平時自己穿的破棉襖,沒有襯衣,沒有套的衣服,還說啥帽子手套呢?凍死就凍死了,把人就不當人嘛?人凍得受不了,還餓得受不了。

把人餓著,想找草根樹皮都沒有。早上上山給一杓青稞麵糊糊,中午給每一個人帶一個青稞麵饃饃,晚上下山再給你一杓青稞麵糊糊。就一杓,頂多一茶杯,多了沒有。我們上山埋兩個雷管,放兩個炮讓隊長聽見就行了,人沒有一點力氣,干不動活,不挖礦石了。

依:那你們怎麼住?

韓:住的是帳篷,沒有任何取暖設備,就不取暖,還取啥暖?晚上也沒有燒個火盆子啥的。衣服穿戴都是自己的,也沒有發。所以在那裡不是餓死就是凍死。凍死就凍死了,把凍死個人算啥呢?百分之九十五都是凍餓死了。哎呀,我給你說,我們的勞教隊裡有萬里長征的老幹部、省委書記、高等人民法院院長,都是五、六十歲的老人啦,能受得了?吃不飽,凍幾個晚上就死了。

我在人家的鉻鐵礦上走不動了,臉浮腫了,眼睛腫的像蘭州那個軟梨一樣,走路揚起頭來也看不見路。我上不了山了,就住在山根底下。我就拄著拐棍到處找吃的,也走不遠。我剛開始還能挖一些蕨麻,用飯盒煮熟吃,又面又甜。

因為山根下面有水草,人家藏民多年以前在這裡搭過帳篷,我就在那裡找、找、找,看看能不能找到點牛羊的骨頭,最後發現一些骨頭一些暴露在外面,一些掩埋在土裡。骨頭風吹日晒,已經腐朽了。骨頭能咬動,那個石頭咬不動啊!我就趕緊找乾草,點著燒骨頭,翻來覆去燒,骨頭就更加酥脆了,我就吃骨頭,哎喲,這還有點肉味道,好得很。

我們隊上也有小偷,人家就有辦法把饃饃從廚房偷出來。我是個老實人,給多少吃多少,所以把我就餓得快死了。我的母親家裡那麼困難,還給我寄來過一次包裹。我打開一看,都是黑呼呼的藥丸子,有兩斤。因為那時候糧食不讓流通,我母親把面揉成藥丸子大小,在鍋上烤熟,然後用鍋底下的灰抹黑,寄的時候說是坎離丸,是治病的才能寄出來。我吃的時候洗一洗,乾淨不乾淨也吃了。但兩斤坎離丸也維持不了多長時間啊。

看我走不動了,臉腫身瘦,人家就把我送到醫院休養。還有其他幾個病人,還是氂牛把我們拉著去的,走了一天才到醫院。進那個醫院一個是要介紹信,第二是醫生要檢查身體,也不透視不化驗。醫生喊:「轉過去,褲子脫了。」看誰屁股上沒有肉就可以了。那個醫院就是我們以前文工團住過的地方,一個四合大院子,有男宿舍女宿舍,病人多了,就改成了醫院。

醫院天天死數人五間大屋碼屍體

依:那到醫院以後能夠吃飽嗎?

韓:哎呀,醫院生活還不如鉻鐵礦上,礦上每天還有一個比核桃大點的青稞麵饃,住到醫院連個青稞麵饃饃都沒有了。一天三頓青稞麵糊糊,早晨一杓子,中午一杓子,晚上一杓子。三杓子麵糊糊能管飽肚子嗎?在醫院住了一個星期,我翻不了身子了。

剛來醫院的時候,我還能拄著根棍子慢慢出去走。我不願意進那個病室,那個味道臭得很,味道難聞地很,我到外面還能吸收點新鮮空氣嘛。我為什麼不願意進去呢?是病室臭著不能聞,都是尿下的拉下的味道,哎呀。

依:那個醫院有多少個病號?大概?

韓:唉---呀!那多著。南北各有二十個房間,東西各有十六個房間。四十加三十二就是七十二間。這七十二除了醫生辦公室、護士休息的地方,還有灶房水房以外都是病房。一個病室是裡外兩間,同一個門出入,只有一個窗戶。門口有個火牆,也沒有啥取暖的。病室一邊有十個人,門口這邊有八個人,這一個病室就是十八個人。

幾十個病房,幾百個床位擠得滿滿的,死去一個,空出床位,另外一個才能夠住進來。

依:在醫院,你能夠看見死人嗎?

韓:我在院子裡轉的時候就看見那個太平間。就是病號還需要勞動,攪好煤,做煤球。但是沒有規定數量,做多少算多少,自己給自己的病室做。我第一天去做了一點煤球,哎喲,做不動了,摔倒了。旁人趕緊把我攙扶起來,讓我靠著太平間的窗戶前休息一下。這就是以前我們的排練室,一共有五間。

窗戶上有個窟窿,我就朝裡一看,裡頭擺放的一層一層的那個是啥呀?哎喲!一個腳從那個被子筒出來了,我看著一個腳。原來那裡面都是人啊!

依:你在那個太平間看到過多少人(死人)?估計?

韓:哎呀呀,五間太平間都碼的是屍首嘛。人碼上三層子,有五間。

我們的文工團,以前有五間排練室,有練習樂器的,有練習跳舞的,以後這五間文工團都變成裝死人的太平間。人一死就用他尿濕的拉髒的被子一圈,像圈行李一樣,兩頭一捆先拉到太平間,人碼起來。高原地帶,天氣寒冷,人放著不臭。就像冷庫的凍肉一樣就放下來。五間太平間裝滿了,人家的汽車來了,把死人裝上,拉出去到一個坡上,下面就是深溝,那個溝你能填滿嗎?汽車一揚,跨踏踏就滾下去了,名字也不寫,牌子也沒有,就像倒洋芋一樣。汽車裝滿為止,那一天汽車裝滿為止,就拉了五、六車(死人)。

但是我自己第二天也不能動彈了,尿就尿在被子裡,大家都在被子裡尿。兩三天才尿一次,不是天天有小便,幾天才滴出來幾滴。人小便的時候就把被子揭開,尿在床板縫隙裡。再過兩三天,被子也沒有力氣揭開了,尿也越少了,一個星期才滴出幾點尿水,這算什麼呀?就尿在被子裡面。大便一個月解一次,就像羊糞蛋一樣的硬顆粒,沒有嘛。剛睡下的時候,一個星期還想大便一下,用力,用力,沒有下來。再過一個星期想大便,用力,用力,還是沒有東西下來。再用力也沒有,一個月才費力拉出來幾個羊屎蛋。就是拉下來,人也用手掃到床板縫隙裡去。自己收拾不了,又沒有人來收拾,還有啥辦法呢?所以我不願意在病室呆著,味道難聞著,臭著受不了啊。

依:你們病房也天天死人?你記得有誰?

韓:幾乎天天有人抬出去,有人抬進來,最多的時候一個病房抬出去三個人。

在我的右手邊,睡著一個上海佬,他吃飯的時候就拿出家裡人從上海寄來的辣椒醬,我看著眼饞,忍不住問他:「給我吃上一點點。」他捨不得,拒絕了我。他說:「我這是從上海寄來的,就這麼一點點,是東方紅牌的。你寫信讓你家裡人寄來。」沒有過兩天,我看見他死了,嘴角上還沾著一些東方紅牌辣椒醬。

我的左手邊,是青海省高等人民法院院長,是長征草地上過來的,後來被打成右派。和我重名重姓「韓銳」。有一天晚飯,打飯的端來多半臉盆糊糊,給每一個人一杓子,分給我們十八個人。

飯有講究,分好幾等,有特流飯,特流飯是朝不保夕的人,就是那些快死的人。我喝的是二流飯,吃二流飯的就是睡在床上不能動彈的人。人家特流飯除了喝糊糊,還給一片維生素。人家把糊糊喝完了,工作人員喊道:「韓銳!」我呻吟著,把手伸出被子。人家喊道:「我叫的是那個韓銳,不是你,你還想吃維生素片子?你想的倒美!」到那個韓銳面前,給他維生素片,他已經硬棒棒的了。不知道啥時間就死了。

這幾個工作人員就翻他的衣服和床鋪,看他有沒有遺書啥的。解開他的外衣,看看內衣裡還有沒有鈔票,結果滾出來一個干餅子,半個巴掌大。工作人員說:「把你餓死了,這個干餅咋還沒有吃呢?」為啥他餓死了沒有吃這個干餅子呢?我的分析是他想著我把這個干餅子吃掉了,這世上再沒有一塊干餅子了。我今天吃上飽上一頓,我再怎麼能得到一個干餅子啊?所以捨不得吃,把他餓死了,把這個干餅子還在懷裡揣著呢!我說應該把這塊干餅子留下,讓他的後代兒孫們都知道他們的爺爺是怎麼樣餓死的?

我眼看著勞教人員用他的被子一裹一捆,抬到太平間去了。天天十八個病號裡面就要出去兩三個,然後空下的位置新的病號補充進來。就像農村過去的吃席,十大碗,你吃飽了你就走,再來的人就坐下再吃,插上那個座位繼續吃。那死人就像農村的「插腿席」,這個病號一死抬走,馬上來了一個原睡在那個地方。

依:那你怎麼辦?這眼看不行了?

韓:我一天不如一天,不能動彈了。我想著,要不了一個星期,我就碼到太平間了,就像碼一袋子洋芋,最後怎麼沒有碼進去?那是老天爺把我救了。

我在文工團裡認識了一個唱武生的,是西寧市秦腔第三團的演員,他給我們的文工團趕馬車。他比我年紀小,我就叫他小楊。有一天晚上,剛剛點上馬燈,我聽著是小楊的聲音,趕著馬車送病號來了。我聽見小楊的聲音,心裏想著可是有搭救了。可是我爬不起來啊,怎麼爬怎麼爬,都爬不起來啊。但是我想這是最後的一線希望,不然我就碼到太平間去了。我真是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爬到窗口,想喊小楊,我害怕我聲音小,就用力喊:「小楊----!小楊---!」我還招手,我喊不出來,聲音太小了。

小楊已經把病號交給醫院裡了,想著在這裡還有誰喊我呢,轉身看看,看見我在窗口招手喊他呢,小楊跑過來,驚奇地問:「韓銳!你咋在這裡呢?」我說:「我是從鉻鐵礦上送著來的。」小楊說:」這是啥地方嘛?趕緊走!趕緊走!把被子給我遞出來。」我把被子從窗戶遞出去,人可走不動,小楊進來把我背出去。把被子鋪在馬車上,讓我躺在馬車上。他餵馬的馬槽,是半個鐵皮桶子,把我一扣。也不辦什麼手續,病號送完了,趕車回去正常得很嘛。

晃晃悠悠了好幾個小時,小楊把我拉到他的養馬室,把我背下來。給我打了一份飯,兩個饅頭,一大碗青稞稀飯。哎呀,我一個月也沒有吃過這麼多啊,我不敢吃,我害怕我吃多了腸子撐破了,或者得腸梗阻。我說我吃一個饅頭就可以了,我的腸胃已經餓扁薄了,不敢吃得太飽。

吃了飯,小楊說:「你就睡下,啥都不要管,我現在也沒有啥任務,哪裡都不去。另外一輛馬車去了下廠,過幾天才回來呢。現在養馬室就我一個人,你就睡,你就吃。」

我吃睡了一個星期,就能起身在院子裡轉了。小楊去找劉隊長,劉隊長是我們文工團以前的隊長,他對我印象還算好著呢。小楊說:「我把韓銳接回來了,沒有給人報告,人在裡頭幾乎就要餓死了。現在人能下炕了,能走動了,你看看給想個啥辦法,把他再搭救一下。看著也可憐。」

劉隊長不錯,給我寫了一個條子,讓我到康復站去找王隊長,結果王隊長還是我的老鄉,以前在文工團搞後勤工作。康復站是搶救人命的地方,就是把那些快死的人都弄去,給一天三頓都是牛羊肉。哎呀,到康復站是去天天過年去了,上頓下頓都吃牛肉羊肉。那裡都是一些棺材瓤瓤(註:快進棺材的人)在一起,給吃得好,牛羊肉隨便吃。睡的是洋灰地板,連草鋪都沒有。哎呀,我覺得上頓下頓吃牛肉羊肉著實好得很。在康復站我又吃了一個月,我的身體也基本恢復了。

到開春了,各個生產隊來領人,領回去參加生產勞動。白楊溝二隊把我領著去了,結果見到了王隊長,原來是康復站撤銷了,他又分到白楊溝二隊來了。我白天就上山勞動,種青稞、種洋芋,就種了一年。到六一年了,還是吃不飽,我身體越來越不行了。吃不飽人身體能好嗎?我上不了山了,勞動不成了。吃不飽啊!

吃鼠吃鴉吃旱獺摘帽回鄉養父母

依:那你怎麼熬過來的?找什麼吃呢?

韓:王隊長看著我又不行了,把我放在病號組。人家能動上山種地去了,病號們自己搞生活,沒有吃的,就想各種各樣的辦法,抓烏鴉、抓麻雀、套旱獺。我們的廁所後面,是個菜園子,旁邊是個糞堆,蓋著土。捂得時間上了,糞土上就長出很多蟲子,那麼烏鴉就飛來吃蟲,蟲就是烏鴉的飯。我們二隊也有餵馬的,我們就去拔一些馬尾巴的毛,長長的很結實,再找一點細鐵絲。把馬尾巴毛結成套子,結五、六個活套子,然後綁在鐵絲上。用石頭把鐵絲壓在糞堆上。等烏鴉來刨蟲的時候,一下子就把爪子套住了,兩個翅膀扑騰扑騰的扇動,但飛不了了,越扇套得越牢實。這烏鴉就套住了,就能吃了。燙了毛一個烏鴉也有一斤多肉。

依:你吃過烏鴉肉嗎?什麼味道?

韓:我吃過,那個,什麼味道都嘗不出來,那都是飢不擇食,還說啥味道,香得很,比今天吃啥都香。

給人家幹部灶上殺了一頭牛,牛蹄子人家不要,就扔出來了。但那個干干的沒有多少肉,我們幾個人就把牛蹄子拿回來,生了火燒,燒一次刮一次毛,再燒一次再刮一次毛,燒上七次才能把毛刮淨。這還不能吃,再繼續燒,要把這個牛皮子燒得起火,讓皮燒得脆焦,這就能吃了。皮算熟了,肉半生不熟就趕緊吃了。這就好得很,好得很。就這也是偷偷的吃,不敢讓幹部們看見。

哎呀,還有老鼠。我們上廁所去解手,那個老鼠玉米棒子那麼粗那麼壯的就亂跑著呢,身上還沒有毛,在我們眼前跑來跑去的。那個老鼠比烏鴉肉多,一把就抓住一個,弄死,腸肚一挖,用泥巴裹住一燒。燒上一陣子泥巴剝開,肉就熟了。皮一剝,就吃肉。那老鼠肉還是香得很啊!

我們還吃過旱獺。那是用一個鐵絲,要比套烏鴉的鐵絲粗一點,六號還是八號,因為旱獺的勁大,不然套不住。旱獺的洞口多大,這個圈子就做多大。把鐵絲拴在木樁上,木樁一定要砸深砸牢實,不然旱獺把木樁都拖走了。圈子要結結實實的,木樁要牢牢的,這個旱獺一出來就給套住了,它越掙扎越勒得緊。一個旱獺有八、九斤,大的十幾斤,那個好剝,就像剝小豬娃子一樣。弄熟了一個人吃不完,大家都吃。

我被調離了白楊溝二隊,到休養隊。休養隊都是半死不活的病號。我們不用上工,成天就在打麥場上的麥秸堆裡找吃的,抓一把麥衣,吹來吹去,吹出幾個麥粒,就趕緊放口裡吃了。

在白楊溝二隊伙房門口有一個席桶,裡面裝著豆桿粉,黑黑的,反正人家做飯的時候往面裡摻合著蒸饃饃。晚上人都睡下了,四處安靜了,我去偷了一飯盒豆桿粉,抓了一把吃,哎---喲!嘴裡澀得嚥不下去。我用水一衝,粉渣漂在水上,還是嚥不下去。第二晚上,我又偷了一飯盒,我想炒一下吃,哎---喲!一見火著了,成黑麵了。水也不行,火也不行。這種豆桿粉只能攙和在面裡蒸饃饃才能吃。那是餵牲口的啊!

祁連縣槍斃了一個人,那個佈告就貼在我們打飯的窗口。我們打飯是要排著隊去打,那麼每一個人都必須看祁連縣槍斃人了。鐵匠組有一個人排在我後面,用筷子把我一戳問:「小韓啊,你能吃飽嗎?」我說:「沒有。」他又問:「想不想吃肉啊?」我說:「想啊!」他小聲說:「打上飯,到我這裡來。」我就到他鐵匠組圍著爐子坐下來,一碗糊糊我們兩三口就喝光了,碗也舔得淨淨的。鐵匠說:「小韓,那個佈告你看見了嗎?」我說看見了。鐵匠說:「我打了一把很鋒利的刀子,今天晚上我們兩個就去把那個被槍斃掉的人的屁股、大腿上的肉都給他剮下來,也能剮個幾十斤。咱倆想吃多少就吃多少,讓你吃飽。」我說:「那就能吃飽了。」鐵匠說:「今天晚上,我們就從我的屋子翻過牆,到祁連縣去。」哎呀,到祁連縣還有五里路,我走都走不動。鐵匠罵我:「真是個窩囊廢!滾!不敢說出去哦!」

一九六二年六月二十八日是個好日子,宣布給我解除了勞動教養處分,我成了一般職工。當時我老家裡六口人,我的父親、母親、韓如賢、韓如孝,還有兩個小弟弟上學著呢,家裡沒有人勞動,我母親經常生病,我父親年紀大了,做不動了,六口人一年分了二兩七錢糧食。人家是共產主義的分配原則,多勞多得,少勞少得,不勞不得。再加上一句:餓死活該!

我父親來信給我說了,我想我沒有被餓死在祁連山,把家裡人要餓死在兩當?我說我回去勞動,回去掙工分養活家裡人。回來我成了五類分子,被監督勞動,一直到一九八零年,勞動了十八年。

晚年,我的眼睛不好,幾乎失明,但我還是寫出來《三十次死亡》,前幾年聯繫出版,要我出一萬元,我哪裡有這麼多錢呢?現在孩子們不同意出版,就算了,自己列印了幾份,給朋友們看看就算了。

我已經九十一歲了,說這些還有什麼用處呢?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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