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認為，《自京赴奉先詠懷五百字》詩中「竊比稷與契」一句，奠定了杜甫一生思想品行的基礎。換言之，上古堯帝時兩位賢臣，教民種植五穀的稷和掌管教化的契，是杜甫自定的學習榜樣。
因為年代久遠，文獻漫漶，稷與契的事跡，我們所知不多，大概「己飢己溺」之類。但是，讀杜甫詩集，感受他「窮年憂黎元」的悲憫情懷，可以肯定，杜甫的思想境界，決非一般王朝賢臣所可同日而語。王朝賢臣，充其量只是在其位謀其政、發揮聰明才智做了一點有益於社稷蒼生的事情而已。而杜甫杜子美，分明是「出的是白粉的力，拿的是白米的錢」，或曰「吃地溝油的命，操中南海的心」。
杜甫一生，只做過兩三年八品芝麻小官（右衛率府冑曹參軍、左拾遺、華州司功參軍），操的心卻遠比一二品的宰相尚書多；自家妻子兒女飢寒交迫之際，小兒子因餓而死的時候，他仍然沒有忘記替處境不如自己的「失業徒」「遠戍卒」們憂慮吶喊（《自京赴奉先詠懷五百字》）；自家屋漏夜不成眠，想的卻是「天下寒士」能夠住進「風雨不動安如山」的廣廈（《八月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身為體制內的朝廷官員，他卻為了百姓能安居樂業，膽敢諷刺皇帝，批評體制（《自京赴奉先詠懷五百字》、「三吏」、「三別」等）；政治理想已經幻滅的晚年，他卻身在江湖心存魏闕，一刻也沒有忘記社稷蒼生，忘記自己的政治理想，鄭重其事地將自己未竟的政治理想托付給年輕的朋友（《可嘆》「死為星辰終不滅，致君堯舜焉肯朽」，《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爾遣興，寄近呈蘇渙侍御》「致君堯舜付公等，早據要路思捐軀」）。
杜甫的心腸，不是一般王朝官員所能同日而語，也不是一般詩人所可相提並論。跟杜甫一樣，親眼目睹了李唐王朝因遭受安史之亂由盛轉衰的眾詩人，孟浩然、王維、李白等，他們留下的詩中，基本上都沒有留下記錄現實、反應民生的篇什，只有杜甫一個人，在那裡揭露現實的黑暗，批評制度的不公平，同情包括婦女、戍卒在內的窮苦百姓的不幸遭遇。
根據杜甫後半生的漂泊軌跡和詩歌作品，不妨說，杜甫的思想境界，不但已經大大超越了王朝賢臣，也超越了亂世聖人。聖人講「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而杜甫，無論自己是達是窮，是定居一處，還是漂泊四方，他唸唸不忘的都是兼濟天下——就是他自己所說的「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白居易做了新棉衣，發出的感慨是「安得萬里裘，蓋裹週四垠。穩暖皆如我，天下無寒人」（《新制布裘》），這是推己及人的聖賢境界；而杜甫，自家屋漏偏逢連夜雨，整夜濕冷難以入眠，卻夢想著能有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倘若能夠「眼前突兀見此屋」，他是「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八月茅屋為秋風所破歌》）。這是投身飼虎的佛的境界，這是為了幫助人們進入極樂天國不惜自己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穌的境界，這是舍己為人的境界。
「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闕」，「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富家廚肉臭，戰地骸骨白」，「默思失業徒，因念遠戍卒。憂端齊終南，澒洞不可掇」，「已訴徵求貧到骨，正思戎馬淚盈巾」……讀著這些驚心駭目的詩句，想像詩人悲天憫人的情懷，我們不能不承認：古往今來的文人中，沒有第二個能像杜甫那樣，給予遭遇不幸的底層百姓如此深刻的同情，對不利於窮苦百姓的制度、官員甚至皇帝進行如此無情的揭露和辛辣的諷刺。一言以蔽之，杜甫是中國文學史上為人民說話最多、吶喊最響的詩人。「詩聖」、「人民詩人」之類的桂冠，其實都不足以充分表揚杜甫崇高的思想境界。
綜上所述，杜甫的境界，是忘我利他的境界，是犧牲自我在所不惜的境界，是坎壈終身矢志不渝的境界。
看完那這篇文章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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