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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鐘琴:三篇文章看完,我才看清韓寒

 2011-12-27 03:41 桌面版 简体 打賞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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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歲末,韓寒以《談革命》、《說民主》兩篇博文在網路上引起軒然大波。有人認為韓寒被收買了,變成犬儒了,徹底墮落了,網上一片口誅筆伐之聲。對於韓寒的兩篇博文,我也有不同觀點,但一直沒形成文字。因為,我感覺韓寒這個系列文章起碼是個「三部曲」,應該還要寫篇《論自由》。

果然,今天在韓寒的博客上看到了他的新作,只是題目不是《論自由》,而是《要自由》。

三篇文章聯繫起來看,其思想脈絡就很清晰了:反對革命,擔憂民主,討要自由。

韓寒反對革命理由,是因為他認定和平演變式的天鵝絨革命不可能在中國發生。如果中國發生革命,必然是暴力革命。而暴力革命的破壞性以及後果的不確定性,令人擔憂。那麼,韓寒憑什麼說天鵝絨革命不可能在中國出現呢?韓寒的論據是:「最關鍵是就大部分中國人一副別人死絕不吭聲,只有吃虧到自己頭上才會嗷嗷叫的習性,一輩子都團結不起來。」

原來如此!韓寒反對革命的理由,源於對中國人素質的極端絕望。他的各種推論也就順理成章了:劣等民族如果革命必然是血流成河的暴力革命;革命的果實必然被心狠手辣者竊取;低素質的中國人不適合民主;如果實行民主,也必然是多數人的暴政。

這些論點其實並不新鮮。關於是革命還是改良的爭論,在一百多年前就曾發生過,最後還是革命取代了改良。在內憂外患頻仍的清末,一開始誰都不願流血革命,誰都希望漸進式的改良,誰都知道這樣代價最小。最堅定的革命派孫中山最初也是個改良派,他曾上書李鴻章要求改革,在吃了閉門羹後才立志推翻清朝的。

然而俗話說,掃帚不到,灰塵不會自己跑掉。專制體制之所以具有剛性和惰性,是因為這種體制不是以人為本,而是以官為本。掌權者充分體會到了權力的好處,又怎麼會有革掉自己權力的動力?再說了,獨裁者必然作惡多端,作惡越多,越需要緊握權杖來保護自己。歷史和現實中雖然也有獨裁者主動還權於民的特例,但更多的例子是緊握大權到最後一刻,這樣的例子俯拾皆是,就不用列舉了吧?

革命也好,民主也罷,其實都是手段,而非目的。革命或民主的目的,是每一個人都能夠自由地生活、自由地發展,正義的陽光普照,個人的權利不受侵犯。所以,韓寒的第三篇博文主旨是「要自由」。韓寒說:「民主,法制,就是一個討價還價的過程。聖誕再打折,東西還是不會白送的。那我就先開始討價還價(要自由)了。」

革命,是逼迫獨裁者交出權力的有效方式之一;民主,是通過人民的選舉權、輿論監督權等等來限制政府權力濫用的必由之路。如果沒有實現目的的有效手段,又如何能得到你渴望的自由呢?須知,討價還價,是要以雙方實力相差不多為基礎的。一方獨大,你憑什麼與人家討價還價?

武昌起義爆發後,清政府下令鎮壓,武漢革命軍苦守彈丸之地,除了誓死抵抗,並沒有與清政府討價還價的資本。直到十八省陸續宣布反清或獨立,清政府在袁世凱的要脅下,才不得不與南方談判,才不得不宣布退位。我們都知道,在戊戌變法之前,大家就寄望於清政府改良,改了二十多年,只不過是在這也絕不那也絕不的前提下弄出個皇族內閣來愚弄國人。事實證明,統治者往往只聽得懂槍聲,而聽不見乞求。

與虎謀皮可以,前提是你有了把老虎打死的能力。

說到民主,韓寒又唱起了中國人素質低不適合民主的老調。

這裡,韓寒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悖論。試問韓寒:您是中國人嗎?如果您是中國人中的一員,那麼您的素質是高還是低?如果您認為自己素質高而別的中國人素質低,那麼您應該特別說明:中國人並不包括我韓寒;或者應該特別說明:除韓寒之外的中國人素質低。如果您與普通中國人一樣素質低,那麼您也不配享有民主和自由。那麼,您憑什麼「要自由」呢?

如今越來越多的人已經明白,所謂國民素質低,不是不能實行民主的理由,而恰恰是不民主的結果。如果說人民的素質低就不能有民主,那麼不民主將導致人民的素質更低。難道指望專制制度和愚民政策來提高人民的素質嗎?

韓寒想要的自由並不過分,甚至有些卑微——「在新的一年裡,我要求更自由的創作。」「順便我也替我的同行朋友——媒體人們要一些新聞的自由。」「我懇請官方為文化,出版,新聞,電影鬆綁。」

看完他的第三篇文章,我不禁啞然失笑。韓寒其實並沒有「墮落」,但也沒有成熟。他的乞求有些幼稚,有些搞笑。

韓寒寫道:「如能達成,從我而言,我承諾,在文化環境更自由之後:不清算,向前看,不談其在執政史上的敏感事件,不談及或評判高層集團的家族或者相關利益,只對當下社會進行評判和討論。如果文化界和官方能各讓一步,互相遵循一個約定的底線,換取各自更大空間,那便更好。」

我忽然想起了被西門慶差點踹死的武大郎。武大傷重臥床,對潘金蓮道:「我死自不妨,和你們爭不得了!我的兄弟武二,你須得知他性格;倘或早晚歸來,他肯干休?你若肯可憐我,早早服侍我好了,他歸來時,我都不提!」

瞧瞧,武大郎在向潘金蓮承諾「不清算,向前看」時,尚且知道抬出武松。如果沒有武松的武力作後盾,被打得奄奄一息的武大郎有資格向潘金蓮、西門慶承諾「不清算,向前看」嗎?

而韓寒先否定武松,即而開始乞求,居然又以勝利者的姿態作出了寬容大度的承諾,卻不知這乞求是何等的卑微無力,這承諾又是何等的滑稽可笑!

最可笑的,是韓寒搗起了「黨即人民」、「人民就是體制」的漿糊。

他說:「中國共產黨到了今天,有了八千萬黨員,三億的親屬關係,它已經不能簡單的被認為是一個黨派或者階層了。所以共產黨的缺點很多時候其實就是人民的缺點。我認為極其強大的一黨制其實就等於是無黨制,因為黨組織龐大到了一定的程度,它就是人民本身,而人民就是體制本身……」

乍看貌似有理,其實大謬不然。這就如同將政府、國家、祖國混為一談一樣,很容易混淆視聽。

且不說八千萬黨員和三億黨員親屬是否能代表十幾億中國人,即使是全民皆黨,人民與黨也不能混為一談。

其實,從來就沒有哪個黨員認為自己代表黨、自己就是黨。中國人都有自謙的傳統,只有在吹捧別人時才諛詞如潮。如果哪個人時時處處吹捧自己「偉大光榮正確」,高呼自己「萬歲」,不被人視為精神病才怪。文革之時,全國人民都胸戴毛像章、手揮毛語錄、高呼毛萬歲,唯獨毛自己不戴自己的像章、不舉自己的語錄、不喊自己萬歲。大概毛也知道,肉麻地自吹自擂是可恥的。而黨員可以毫不臉紅地讚頌黨,說明大家從來就不認為自己就是黨,所以也歌頌起來就不以為恥。韓寒卻說黨「就是人民本身」,恐怕認可的人不多吧?

不用說人民不能代表黨,就連黨的總書記,也代表不了黨。那麼,黨到底是什麼?

在我看來,黨只是一個工具,只是一個軀殼。誰能掌握這個工具,誰能操控這個軀殼,誰就能代表黨。而普通黨員,什麼都不是!

如果把體制比作一條大船,那麼入黨就相當於拿到了一張擠進體制的船票。有了船票的乘客,不見得就能代表這條大船,不見得能夠左右大船的航向。掌握航向的是船長以及掌控關鍵部位的少數人。如果大船偏離了航向,或撞到了冰山,那麼,乘客也是受害者,對事故或沉船是沒有責任的。而韓寒的邏輯是,既然人人有船票、人人在船上,那麼人人都是船本身,船的缺點就是乘客的缺點,船出了事故,乘客都有責任。這不是搗漿糊是什麼?當你認為「船的缺點就是乘客的缺點」的時候,胡作非為的船長們正在偷著樂呢!

當然,韓寒的文章絕非一無是處。我也不願意看到暴力革命,我也希望能夠通過改良實現人的自由。我更認同韓寒所說的「法治,教育,文化才是根基」。

但是,我並不一味地反對革命,也並不痴心寄希望於改良。如果改良能夠進行,那麼根本就不可能出現革命。革命從來都是逼出來的。所以,當人們開始談論革命的時候,往往是改良無望之時。時機不到,早來也會夭折;時機成熟,該來的總會到來!

那麼,知識份子應該怎麼辦?韓寒大概把知識份子定位為「文人」了,他說:「文人到時候就應該扮演一顆牆頭草,但必須是一顆反向牆頭草。文人需有自己的正義,但不能有自己的站位。越有影響力就越不能有立場,眼看一派強大了,就必須馬上轉向另一派,絕對不能相信任何的主張,不能跟隨任何的信仰……」這番高論,更是莫名其妙!「文人」既然有自己的正義,當然要有自己的立場。既不能做依附強權的牆頭草,也不能不分青紅皂白地做「反向牆頭草」,「眼看一派強大了,就必須馬上轉向另一派」。難道眼看卡扎菲不行了,就必須轉頭倒向卡扎菲麼?

韓寒的三篇系列文章,其實反映了韓寒思想的困惑和迷失。我認為這是由於韓寒思想的不成熟,而不相信這代表著一代青年才俊向犬儒的墮落。畢竟,韓寒的名言曾讓我視作知識份子的良知底線:「可以不為自由而戰,但不能為高牆添磚!」願韓寒能夠遵守自己的這句名言。

(2011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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