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雲飛按：今天是大年初一，謹在此向朋友們推薦我的朋友廖亦武（老威）的一篇舊稿。雖是舊稿卻並不過時，且富有啟迪。魯迅是個值得多方面研究和解讀的人，可是魯迅研究界的專家、學者卻時常炒冷飯，在觀點和看法上互相抄襲，了無新得。倒是像廖亦武這樣的作家能夠從直覺上洞穿很多幽暗之處：為什麼一個反自由的政權卻特別喜歡造魯迅這樣提倡自由的神？那麼魯迅的自由到底是什麼？魯迅與自由的後門與反自由的前門有無相通之處？為何文革的時候，除了毛語錄就是魯迅語錄盛行？為何魯迅得到毛的讚賞可謂空前絕後？這裡面有沒有什麼值得研究和思索的問題？
問這些不是為展示什麼後見之明，也不是為了審視魯迅以自快，也不是要魯迅為四九年後的中國專制和文革負責。但魯迅的作品作為文本存在，我們應該清醒理智地研究出其間的得失，不虛捧不拔高，也不人為的打壓。我認為魯迅的思想為何容易被專制者利用，為何在文革特別風行，這都是值得細細研究的，不是小事一樁。可惜魯研界的那些被官方豢養起來，除了一味讚美魯迅外，別無所存。當然，今天官方又開始害怕《紀念劉和珍君》和《為了忘卻的紀念》，這就像官方如今不再神化農民起義而害怕農民起義一樣，此一時彼一時也。官方從來沒有什麼定則，神化農民起義和神化魯迅是同樣的道理，是為了他們很左的革命和暴力塗脂抹粉，獲取政權的統治合法性。但官方今天的政權統治合法性，依舊很成問題，為了保八，不惜大量征地而造就眾多的暴力拆遷，這就使得官方的暴力可能遭受新一輪暴力反抗的危險，因此農民起義不再宣傳，魯迅的一些好文章（像罵林語堂、梁實秋、文學階級性諸文這種倡導非此即彼、階級鬥爭的文章卻赫然在目）如《紀念劉和珍君》和《為了忘卻的紀念》卻被驅逐出課本，這是因為這樣的文章容易引起對八九屠城的懷想和影射。
我認為魯迅的精神內核，與四九年後暴力語言建制之間的關係，應該值得我們好好清理。我們不是為了鞭撻誰，而是要弄清我們何以生活在今日的語言套路、範式和關係之中，而語言套路並不僅是個語言套路問題，而是你真實的受奴役生活的具體反映。這是我一直關注四九年後語言套路的一點心得，這就像一位德國學者為何要研究第三帝國的語言一樣。2010年2月14日大年初一10：05分於成都
廖亦武：左翼魯迅的偽自由書
一
在動筆寫這篇文章前，我又一次細讀了《紀念劉和珍君》與《為了忘卻的紀念》，在一陣陣熱流的湧動中，我險些喪失了批評魯迅的勇氣。雖然先生在著作裡多次諄諄教誨我們，對敵人（包括文壇論敵），要「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可輪到血案果真發生在眾目睽睽之下，劊子手不僅開槍殺人，而且還對被殺者報以獰笑和誣陷時，一個手無寸鐵的文人又能怎樣呢？用血肉之軀去堵炮火？或當眾自戕以示抗議？不，文人的過激畢竟有限，一代文豪魯迅所能利用的，也只可能是一支毛筆。太軟的筆鋒，先生在黯夜裡，蘸著墨，一個字一個字地朝下鑿，淚水墜落到紙上，——「長歌當哭，是當在痛定之後的。」在這裡，大家習以為常的戰鬥者魯迅漸漸被淚水模糊掉，於是普通的女學生劉和珍在長者的淚裡得以永恆，事隔幾十年，我們還能伸出心靈之手，去觸及她的呼吸和體溫，她溫和的性子，以及始終的微笑。在上個世紀中國，這種強權者以國家利益或民族大義為由，甚至以社會安定百姓幸福為由，大開殺戒，剝奪普通而美麗的生命的案件，起碼發生過成百上千次。在《為了忘卻的紀念》裡，魯迅寫道：
「而在這三十年中，卻使我目睹了許多青年的血，層層淤積起來，將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這樣的筆墨，寫幾句文章，算是從泥土中挖一個小孔，自己延口殘喘，這是怎樣的世界呢……」
以上文字寫於１９３３年２月，其時，柔石殷夫胡也頻等五位追求革命理想的青年作家已在上海龍華被國民黨軍警以「赤化」罪槍殺了兩年。魯迅因為與他們的交往，怕受累入獄，只好在風聲鶴唳的白色恐怖中倉促逃亡（四一二反共大屠殺之際，同為文豪的郭沫若憤筆疾書討蔣檄文《請看今日之蔣介石》後，也立即出逃），這雖然有悖紅色教科書上民族英雄的形象，但卻是有血有肉的真實記錄：
「前年的今日，我避在客棧裡，他們卻走向刑場了；去年的今日，我在炮火中逃在英租界，他們則埋在不知哪裡的地下了；今年的今日，我才坐在舊寓裡，人們都睡覺了，連我的女人和孩子。我又沈重地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國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憤中沉靜下去了，不料積習又從沉靜中抬起頭來，寫下了以上這些字。」
這是文人安撫自己良心的一種方式，他還了舊債，並通過剖白自我把怯弱和恐懼從血管內一滴滴擠出來。我們覺不出偉大，只覺出了作為人的悲哀、無助和孤獨。我為魯迅，也為我自己流淚，死者遠矣，只有我們還留在這個令人心驚肉跳的血腥世界。我想，假如時光倒流，上帝把我與魯迅安排在同一場景，我是否會比他勇敢一些？逃亡兩年之後，才在一個比較安全的地方，為亡友寫出一篇悼念小文，這是不是太膽怯？……我不忍心再追問下去，因為脾氣剛烈的魯迅畢竟是老人，過分的憂患早在他體內種下了病根。
面對沒有盡頭的追捕、囚禁和屠殺，中國又有幾個勇者？逃吧，魯迅！子彈不長眼睛，子彈可不認識專家、教授、文化名流，我早生幾十年，也會與你一樣，丟下死者逃亡，並逐漸加深內心的自責與孤獨。你的痛苦源於你有過於發達的記憶力，而絕大多數中國文人卻過於健忘，在經歷過逃亡之後，他們更有理由珍惜生命，更有理由過讀書人的純粹日子，並更有理由抓牢當權者允許追求的現實的幸福，舞文弄墨。「遠離政治血腥，」他們說，「這是死者留下的教訓。」
徒勞地拷問自我，引不起回應的道義和良知，這不是文學的真諦麼？虛無或死寂，這不是文學的真諦麼？魯迅在經歷過一次次「忍看朋輩成新鬼」後，以他少量的作品（包括《野草》、《吶喊》、《彷徨》裡的部分篇章），努力企及、叩問文學的真諦。但是，受唯物論薰陶的不信邪的大眾忽略這份不起眼的遺產，除了作秀，誰會真相信文豪是弱者？
人人都怕迫害，但自己的社會角色又鄙視膽小鬼和叛徒，於是作為見證人性弱點的魯迅被理所當然地抹掉，轉換成投槍、匕首等原始的攻防凶器，捏在這個為國家主義所控制的盲目自相殘殺的戲劇化的民族手中。
二
文革武鬥時期我才十來歲，住在成都一條為城建狂熱所湮滅的古老街道。我至今記得街坊上一位少女的死亡。她與劉和珍一樣，本來是「始終微笑著，態度很溫和」，我和她弟弟在石板街沿上玩玻璃彈子，她撞見了，居然也加入。她已經讀初二了，在一群髒兮兮的毛頭小孩中，那整潔的白襯衣顯得格外耀眼。後來，那耀眼的白襯衣外面，罩上了紅衛兵的草綠色軍裝，這革命化的外套過於肥大，下擺遮至膝蓋，於是她把腰帶一箍，人頓時就挺拔起來，在毛孩子們的眼裡有了幾分神秘。當時，急風驟雨般的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已經過去，大大小小的走資派都成了死老虎，而保皇組織產業軍也土崩瓦解。鬥志昂揚的造反派在取得全面勝利後，內部馬上分裂，都在「誓死捍衛毛主席」的口號下，將昔日的戰友視為仇敵。由於交戰雙方背後均有支左部隊，戰鬥很快由鋼釺、棍棒升級為真槍真炮，我還在成都軍區後門看見過裝甲車。硝煙瀰漫中，我住的街道常發生巷戰，有一次，爆竹般的槍聲持續到半夜，居然還響了嘹亮的衝鋒號。在這種非常時候，孩子們都丟了玻璃彈子，改玩子彈殼。我記憶中的少女曾經抓給我一大把——那是最後一次，她腰間別著手槍，領著一隊紅衛兵小將，上大卡車去前線了。我們追著看熱鬧，她跳下車，短髮飄飄地衝我們微笑，喊「弟弟們回家」。接著，就從衣兜裡掏糖果一般抓給我們一個一把彈殼。
再接著，就是她充滿彈洞的屍體被抬回來，上面覆蓋著紅衛兵的戰旗。靈堂設在我們大院的門前，花圈、輓聯、紅旗、白絮以此為核心，向四周擴展，終於鋪天蓋地，籠罩了整條街。輓聯的內容千篇一律，大部分為領袖詩詞，如「為有犧牲多壯志，敢叫日月換新天」，「國際悲歌歌一曲，狂飆為我從天落」等，小部分是魯迅箴言，如「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還有「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之類。
我們這些淘氣孩子在弔唁人流中鑽來鑽去，猶如過節。我八歲就背過「老三篇」，認字多，就挨個驕傲地大聲念輓聯。過了兩三年，我在中學課本上，又學了許多魯迅著作，其中印象最深的，還是和我記憶中的白襯衣少女聯繫著的劉和珍。不過，這個「劉和珍」再美麗耀眼，也注定速朽，因為她生錯了年代，沒能在魯迅先生的關注下迎向軍閥的屠刀。她是被另一派「毛主席的紅衛兵」射殺的，據說胸脯成為蜂窩之際，她還揮拳喊過「萬歲」的口號，不謂不英勇。可惜文革武鬥中的冤魂是平不了反的，時過境遷，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還是革命的首要問題嗎？
三
誰是壞蛋？誰是好人？這個問題曾經是我們這代孩子成長中的首要問題，無論看電影、連環畫、小說，還是現實生活，我們都會不假思索地發問。所以，階級立場鮮明的魯迅一直是我的偶像，甚至在文革被徹底否定，懷疑與反思歷史在８０年代成為文化界不可逆轉的思潮時，魯迅在我這兒的精神地位依舊不可動搖。我推崇他的語言方式，斬釘截鐵，直取要害，並且正氣凜然，沒有一點妥協的餘地。《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是反駁著名作家林語堂的檄文，其中論述了打落水狗的若干方法，歸結起來，就是歷次政治運動都流行的「穩、準、狠」三字訣。魯迅一再強調落水狗的反撲本能，哪怕是為「中外的娘兒們」所寵愛的家養叭兒狗，也要除之而後快，因為「叭兒狗如可寬容，別的狗也大可不必打了。因為它們雖然非常勢利，究竟還有些像狼，帶著野性，不至於如此騎牆。」
崇尚英美自由主義的胡適、梁實秋等人顯然不是打狗老將魯迅的對手，胡適性子溫和，不太接招；而鼓噪上陣的梁實秋居然說出「我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誰」這樣的蠢話，一下就被逮住了話把，魯迅寫道：
「凡走狗，雖或為一個資本家所豢養，其實是屬於所有資本家的，所以它遇見所有的闊人都馴良，遇見所有的窮人都狂吠。」
在今天看來，說這種話是缺乏法律常識的，把論敵比作狗，本來就超出了正常辯理的範疇，屬於人身攻擊了；而在沒有任何依據的前提下，憑空將人誣為「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就更為罵街式的發泄，與市井刁民罵「有錢人家的婊子」屬同一路數。當然，紅了眼的文人之間的叫陣，都無好話，梁實秋說：
「我只知道不斷勞動下去，便可以賺到錢來維持生計，至於如何可以到資本家的帳房去領金鎊，如何可以到××黨去領盧布，這一套本領，我可怎麼能知道呢？」
梁實秋的這種現身說法，相當於當今的自由撰稿人，勞動，賺錢，只要能發表的東西，都可以寫，首要是生存，至於社會責任感，是後一步考慮的。但是，慣於征討的魯迅所擅長的，正是把文人間有時近乎無聊的口舌之爭在瞬間升級為兩個階級間的生死對壘，在《文學與出汗》中他寫道：「然而‘弱不禁風’的小姐出的是香汗，‘蠢笨如牛’的工人出的是臭汗。不知道要做長留世上的文學，要充長留世上的文學家，是描寫香汗好呢，還是描寫臭汗好？」
出的汗也有階級性，極端走到生理反應上了，恐怕發明階級論的馬克思先生也會瞠目結舌的。況且，蠢笨如牛的工人憑什麼不能追求弱不經風的小姐？賈府的焦大，憑什麼不能愛上林妹妹？這些常識，在許多無產階級文學家的作品裡，都明明白白地寫著。例如高爾基在《人間三部曲》裡，多次愛上閣樓裡的嬌小姐；連鋼鐵戰士保爾，也有與林務官女兒冬尼婭的令人傷感的初戀。即使魯迅本人，喜歡的也不是整日在田野勞作的大腳農婦，而是接受過自由思想啟蒙的洋學生許廣平。希特勒倒是娶了工人階級出身的愛娃，其瘋狂的愛情結局為世人所不恥。
在文革中，「香臭汗階級論」風靡一時，女孩們人人爭做李鐵梅式的革命接班人，化妝別提了，就連搽點防止皮膚皸裂的雪花膏，也被視作小資產階級臭美。我手裡至今還保留著一篇文革中期的報告文學，寫的是下鄉的城裡女孩與貧下中農女孩共同面對一泡牛屎的態度，城裡女孩猶豫著，四下找糞鏟；可農村女孩彎下腰，雙手捧起牛屎就朝集體肥堆跑去。於是城裡女孩被震動，流下了悔恨的熱淚，決心狠鬥私心，同資產階級怕髒怕臭的腐朽思想決裂，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無限的為人民服務之中。
這個故事雖然蹩腳，卻是魯迅式的左翼理想的結局，奧威爾的寓言小說《一九八四》裡，也有類似的逐步清洗私心雜念的大同結局，對此，以鬥爭為樂趣的毛澤東非常欣賞，他不僅用詩詞來呼應魯迅「痛打落水狗」的說法（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而且發表了以下這段在文革中家喻戶曉的最高指示：
「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魯迅是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著敵人衝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在我的印象裡，偉大領袖從來沒有這麼極端地抬舉人，哪怕是死人也沒有過。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於是，魯迅式的直取要害的論戰思維就自然而然演化成文革初期的街頭大辯論，雙方都引用領袖語錄，都使用唯我正確的絕對標準，誰敢有異議，就是路線、敵我、大是大非。張志新被割斷喉管，執行槍決；李九蓮被活生生地挖去腎臟，其原因均為她們太不識時務，居然在萬眾膜拜之中，站起來對絕對信條發出質疑。試想，如果把魯迅及其新月派或其他什麼派的論敵放進文革背景，讓先生親自把他的痛打落水狗的棒法付諸實施，那胡適、梁實秋、林語堂、沈從文，甚至周揚、郭沫若等一大片文人（管他自由派還是鴛鴦蝴蝶派）的下場，是否比張志新、李九蓮、遇羅克還慘？魯迅開了把文化、學術爭論上升為政治、階級拚殺的先河，這是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可以互相轉化的原版。從１９４２年的延安整風起，這種殘酷的雜文風格在歷次運動中製造了一樁又一樁的文字獄。當以「說法代替法律」成為全民習慣性的常識時，黨的主席與國家主席之間本可以在桌面上討論解決的治國分歧，理所當然地激化成兩個司令部之間的戰爭。
劉少奇及其「走狗」是否在「落水」之際重溫過魯迅，並從梁實秋的身上讀出了某種預兆？
四
事隔多年看文革，我不能不承認毛澤東是個狂熱的理想主義者，他的烏托邦實驗給中國的人與自然造成了如此深重的災難，而他本人卻至死不悔。毛是心懷大孤獨的，當他在天安門城樓揮舞著軍帽，向廣場忘懷歡呼著的百萬紅衛兵小將回應「人民萬歲」的時候，與他併肩打過江山的戰友們卻一批接一批遭廢黜。這個在自己的祖國找不到知音的獨膽豪傑居然在自己事業的頂峰對一位外國人說：「我是打著黑傘在雨中游弋的孤僧……和尚打傘，無法無天。」
如果沒有其它用意，這一內心場景肯定源於魯迅的《過客》。雖然不知道前方等待著自己的是什麼，但在無始無終的人生裡，你必須走下去，哪怕雙腳被荊棘刺傷，哪怕證明不了什麼，你也要走，穿過一個又一個墳地。這種為我們所熟悉的虛無，一直貫穿著魯迅的精神生活。為了從傳統的囚籠與現實的污穢中尋找出路，魯迅也同上個世紀初的許多知識份子一樣向左轉。鼓吹革命，鼓吹蘇聯式的人民大眾的烏托邦一時成了世界性潮流。晚年的魯迅其實已塗改、歪曲了早期那個個人意識極強的探索者魯迅，他放棄了表達個體，而力圖從一個階級、一個民族的立場，將文化改造成社會革命最直接的工具，而且是唯一的工具。左——右，革命——反動，集體——個人，英雄——叛徒，上——下，資產——無產——共產。魯迅以降，整整幾代中國人都接受或不得不接受這種類似古羅馬鬥獸場的你死我活的二元對立詞彙訓練，代表組織懲罰叛徒的場景在幾十年中成為許多文藝作品（包括電影）的高潮或大快人心的結局。
1936年7月1日，魯迅在《文學叢刊》第四期和《現實文學》第一期，同時發表了於病床上創作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在文化界激起強烈反響。魯迅寫道：
「……史太林先生們的蘇維埃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在世界上的任何方面的成功，不就說明瞭托洛斯基先生們的被逐，飄泊，潦倒，以至‘不得不’用敵人金錢的晚景的可憐麼？」
托洛斯基的沉冤已經大白於天下，魯迅和我們一樣，被專制的魔王斯大林蒙在鼓裡。魯迅曾在《文學和出汗》中諷刺梁實秋的文學論是「搶得天下的便是王，搶不到天下的便是賊」，卻沒料到這正是斯大林與托洛斯基之爭的寫照。於是，憑藉一次次黨內大清洗搶得天下的斯大林王，在１９３７年聯共中央全會上宣布：
「……現實的托洛斯基主義，並不是工人階級中的政治派別，而是一夥無原則的和無思想的暗害者、破壞者、偵探間諜、殺人凶手的匪幫，是受外國偵探機關雇佣而活動的工人階級死敵的匪幫。」
如此「罪大惡極」，當然格殺勿論，於是沒多久，托洛斯基便莫名其妙地死在異國的寓所。陰謀電影《列寧在十月》、《列寧在１９１８》大行其道，指驢為馬的誣陷遊戲把幾千萬蘇聯的忠誠公民送上斷頭臺，紅軍將領被清洗掉百分之八十以上，以至於衛國戰爭打響之際，紅軍一遇德國鬼子的進攻就潰不成軍。當然，純潔而正直的魯迅死也不肯相信發生在紅色蘇聯的血淋淋的謠言，死也不肯相信古拉格群島的殘忍可與奧斯維辛集中營併肩，所以他才可能用和獨裁君王如出一轍的語言，陷人於萬劫不復：
「……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無奈這高超又恰恰為日本侵略者所歡迎，則這高超仍不免要從天上掉下來，掉到地上最不乾淨的地方去。因為你們高超的理論為日本所歡迎，我看了你們印出的很整齊的刊物，就不禁為你們捏一把汗，在大眾面前，倘若有人造一個攻擊你們的謠言，說日本人出錢叫你們辦報，你們能夠洗刷得清楚麼？」
太令人毛骨聳然了，因為同樣的魯式手法已經在中國的政治生活中被運用過多次，在文革中，國家主席劉少奇被打成「叛徒、內奸、工賊」，其主要的「證據」之一就是在國民黨統治時期寫過《悔過書》，因此才能從「蘇州反省院」的狗洞裡爬出來——至於幾十年前複雜的社會、歷史背景，以及地下黨組織的營救策略等等，紅衛兵小將們在非左即右的狂熱中是不可能考慮的，「革命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紅太陽這樣說了，康生在紅太陽的直接照耀下違反組織原則，把存在歷史檔案裡的最高國家機密「泄露」給了年輕人，於是一顆埋在黨內幾十年的定時炸彈被挖了出來——在中國，類似的冤案還少麼？劉少奇還有平反昭雪的那一天，而眾多普通的人，革命的參與者與受害者，都成了無價值的犧牲品，很快就被時代的潮水沖刷掉。上個世紀的中國像個大實驗場，各種理論和主義，各種治國的方略與陰謀，各種色彩的烏托邦都紛紛登場，內憂外患的結果，人與自然都成了試驗品，災難、災難，望不到頭的災難，而每一樁災難都是以全體的希望或理想為前提，為號召，促使人們豪邁地走向深淵。
在眾口一辭的民族狂熱中，誰也聽不見理性的聲音。作為懷疑論者，知識份子要想在社會生活中發揮主導的作用，就得暫時放棄「懷疑」的根基，無條件擁抱民族主義，使之成為民眾的代言人。代言人雖然不是法官，不能從法律上置人於死地，但他可以超越法律，以及構成法律定罪的基本要件：人證、物證與專家認證，對異己份子進行道德、精神、文化審判，從而剝奪他們社會生活的權利。「托陳取消派」正是在日本侵略者虎視中國的關口，因不合時宜而處於弱勢，可時過境遷，我不禁要問，魯迅作為左翼代言人對「文化漢奸」進行審判的依據是什麼？
也許這個問題過於書生氣，因為在混亂的社會實驗場裡，打擊對方從來不憑藉依據，而是講究出手的快與狠，事實證明，陳獨秀及其追隨者從未到日本特務機關領過津貼，作為五。四主將與中共創始人，他與文化地位同樣重要的胡適、魯迅都有極大的分歧。據中共黨史記載，陳獨秀一生最大的錯誤就是在危急關頭採取了取消武裝革命，對國民黨反動派妥協退讓，從而導致了四一二反共大屠殺。
陳獨秀的失敗源於他的知識份子「懷疑」式思維，這在學術上或許有利，但在社會實踐中，一旦把個人的懷疑觀凌駕於組織和民眾之上，就會造成大規模的思想迷亂，從而給青紅幫出身的蔣介石以可趁之機。陳獨秀晚年雖然因「自絕於人民」而孤獨、落寞，但他對民主與專制的見識顯然在魯迅之上，他說：
「試問斯大林的一切罪惡，哪一樣不是憑藉著蘇聯自十月以來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權，黨外無黨，黨內無派，不容許思想、出版、罷工、選舉之自由，這一大串反民主的獨裁製而發生呢？……所以把蘇聯的一切壞事，都歸罪於斯大林，蘇聯樣樣都是好的，這樣迷信個人而輕視制度的偏見，公平的政治家是不應該有的。」
民族主義也許在對付外來侵略時很有效，但對知識份子的獨立立場和思考能力卻是一種遮蔽和損傷，而在魯迅身上，封建傳統所造成的無出路的內心黑暗恰好藉著新文化啟蒙外化出來，當其作為一種內省的原動力時，魯迅寫出了《野草》、《吶喊》、《彷徨》，展現了舊文人脫胎換骨的世紀共性；而當其作為一種走向大眾，改造社會的武器時，他的內心黑暗便無節制地擴散、瀰漫，與盛極一時的非理性左翼思潮融合，在反抗外來侵略的同時，成為侵略他人內心自由理直氣壯的權威。
在社會道義與內心自由之間，知識份子該怎麼辦？在實驗場中，待你分辨清楚了再行動，也許就太遲。魯迅的絕大多數論戰雜文都是在極短的時間裏寫成的，作為戰士，這種反應能力是超一流的，但反應能力不能構成貫穿始終的思想。我常常在想，為什麼在上個世紀，上帝選擇了中國作為各種思潮的實驗場？無論是先進的、落後的、激進的、保守的，最終付出代價的都是當時正反兩方的投入者。除了少數的文學隱逸者，沒有任何思想型的知識份子沉下來，想一想，再行動；再沉下來。社會是個大陀螺，全體都跟著轉，而魯迅，一度轉得比全體更狂熱。
1998年，美國飛機轟炸了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引發了全國性的民族主義浪潮，在成都，民眾遊行升級，最終釀成攻擊和焚燒美國領事館的事件。除了警察執行公務，也許沒有一個人，一個知識份子敢於公開批評、制止這種「以牙還牙」。
社會道義到底是什麼？我站在人群中想著魯迅，假如他與我處於同種場景，他老人家會不會用對付「托陳取消派」的方法來對付我這種「懷疑論」者？
我不寒而慄。當我試圖以內心自由的名義反抗道義說教時，祖國消失了，精神的落腳點動搖了。
幸好我沒有與魯迅生活在同一時代，幸好人心的某一面還需要寬容與仁慈，我還能在冷漠與動盪中享有選擇的自由，雖然在某種程度上，這只是魯迅先生用一本書名強調過的「偽自由」。
2001年2月起稿於成都
2001年3月完稿於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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