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世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爆發四十週年暨四人幫覆滅三十週年。海內外的歷史學家按例要對這一場迫害兩憶人、致死兩千萬人的人間浩劫作一番回顧與研究，於是報章雜誌回憶文革悲劇的文章也似雨後春筍般湧現。在此強大的民意壓力之下，中共不像多年前斷然拒然文壇耆宿巴金建立「文革博物館」的建議，而是由中宣部出面，於今年三月下達紅頭文件，指示大陸有關學術、傳媒、出版、宣傳機構「可以研究文革」，但必須嚴守「控制、審查、降溫、限量」這八字方針，「絕不可讓境外敵對勢力掌控文革研究的話語權」。
上述紅頭文件的主旨是希望人們忽視、淡忘那一段血淋淋的痛史，以便隨著歲月的流逝而讓後世子孫不再瞭解那個十年荒誕、血腥歷史的真相。這使人想起良心作家劉賓雁在他辭世前不久沉痛地留下的一段名言：「世界上很少有一個國家像中國這樣，統治者把一部歷史變為謎語，來訓練子民們的智力。在中國近幾十年歷史中，也很難找到一個時期，統治者如此成功地把許多史實隱瞞起來或肆意顛倒，使國人久久地生活在一片混沌之中」。
這位流亡美國的中國著名作家還指出：「這五十多年來歷史的唯一尚可稱道之處，便是中國人作為人的覺悟。他們不再是那麼愚昧無知、那麼輕易上當受騙了。然而中共當權者如今正在以加倍的努力來阻止人民在政治上的覺醒，其鬼□伎倆之一便是讓人們遺忘歷史。」前述中宣部紅頭文件就是在這樣的思路下出籠的。
文革究竟是怎樣爆發的？那些位高權重、養尊處優的中共當權派是怎樣在一夜間淪為階下囚的？六十年來一直是歷史學家心頭的重量級謎團。北京《中華兒女》雜誌社派駐香港的「中華文化出版社」二○○三年七月出版的百萬言巨著《文革秘檔》披露了神秘的謎底，在其第二輯第612-613頁刊載了如下秘聞：
臺灣國防部情報局心戰專家炮製的「共革會」假案
（一九六七年十月）八日，北京發生一起署名為「中共中央非常委員會」的傳單案，江青、陳伯達等利用這一事件製造了「中國（馬列）共產黨」假案。傳單案於十一月二十日在天津破獲，作案者是天津市一個煤球廠的工人。他將自己書寫、刻印的八十餘份傳單投入北京市外交部街一帶的郵筒。但陳伯達、謝富治等卻認為此事必有後臺。一九六八年四月廿八日和八月十九日，陳伯達、謝富治接見趙登程（原空軍某軍副軍長。時任公安部領導小組和核心小組成員，中央專案審查小組第三辦公室副主任）等時，陳伯達說「破案」是起點，不是終點，老闆在後臺，後臺不是一般人，一般人幹不出來，不是僅僅一個人搞的，可能有一個組織。八月廿四日，趙登程制定了一個《對反革命「非常委員會」專案在京的作戰方案》。他們對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實習研究員周慈敖刑訊逼供，迫使周慈敖胡謅出朱德等數十位中央和地方領導人的名字，並按照審訊人員的意圖，說了一個「中國（馬列）共產黨」的組織名稱。辦案人員如獲至寶，立即上報。林彪、江青一夥說這個黨「裡通外國」，「要搞政變」，並編造朱德是「偽黨中央書記」，陳毅是「副書記兼國防部長」，李富春是「當總理的角色」，「常委」有：陳毅、李富春、徐向前、葉劍英、賀龍、廖承志、楊成武等九人；「委員」有王震、蕭華等十六人。一九六七年六月曾秘密召開代表大會等等。九大以後，朱德等領導人分別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和中央委員，迫於形勢，公安部只得將這一假案擱置。
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研究前所長、趙紫陽的智囊嚴家祺教授與其夫人高皋合著的《中國文革十年史》中也有相似的記敘。此書披露；散發傳單的是一個十五人的組織；「常委會」的成員增加到余立金、伍修權、王炳南等數十人；案情包括一份由朱德、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聯名簽署的給蔣總統的電報，希望他們的老長官蔣公配合「制止危險局勢的發展」。
聰明伶俐如江青、康生、陳伯達、謝富治之流，未必愚蠢到真正懷疑朱德陳毅李富春等中共領導人「要搞政變」，但由於他們揣摸到暴君毛澤東亟欲排斥高層異己的陰暗心理，便逢君之惡、故意以一份跡近荒唐的民間傳單為「證據」，而將一百多名功高蓋世的文臣武將打入牛棚。他們之中大多數人在經歷批鬥、酷刑後獲釋，但賀龍、彭德懷、陳毅等元帥被迫害致死則是不容否認的事實。該案牽涉到基層幹部所造成的枉死，就不計其數了。
那份催命符式的「傳單」究竟是怎樣炮製出來的？時隔近卅九年，今年三月十五日筆者終於在臺北大安區復興南路一座不起眼的中古樓宇裡找到了傳單的始作俑者、已故中華民國國防部情報局局長葉翔之麾下傑出的心理戰專家唐柱國先生。他說原設計定名為「中國共產黨革命委員會」，接著眉飛色舞地回顧了那戰績輝煌的一幕：
我們設計的「中國共產黨革命委員會」案，更直接加劇了中共高層的權力鬥爭。那時毛澤東正多疑到了病態的程度，眼中的老共干個個都是「中國的赫魯曉夫」，全是睡在他身旁的定時炸彈。他所信任的一批十足的小人如江青、康生、陳伯達等，揣摩著毛的意思，派人到處「內查外調」，要找「證據」證明那些「老傢伙」都不是東西，無論過去、現在都在密謀倒毛。我們為「中國共產黨革命委員會」編製的「綱領」，細緻、成熟到足令中共信以為真的程度，但「人事安排」名單卻有明顯的破綻。這個案子如果發生在臺灣，隨便哪一位檢察官都能判定真偽，但是當時大陸的政治環境特殊，康生他們每得到一件這類東西，便如獲至寶，拿來做整老共干的利器。這個案子由國民黨的天津地下組織設法「放」出，竟然造成中共「中央文革小組」組成「專案組」，去逼問「涉案」的朱德、陳毅、李富春等大員。文革之後，中共出版的有關書籍，還把這列為要案。其實這個「案」從構思到成形，只花了本人一個晚上的時間。
朱德李富春陳毅等百多名中共高幹中招被囚
唐柱國，本名粟明德，廣西桂林人，一九三八年生。是桂系粟國寶將軍與著名廣西才女張玉英之子。唐柱國是先總統蔣公為他取的工作化名，他長期在臺北中央日報任主筆使用這一筆名。他十二歲時，任總統府廣西軍事特派員的父親在十萬大山領導反共游擊戰爭兵敗被俘殉國，母親也相繼成仁。為了奉養七十餘歲的高齡祖母、撫育三歲幼弟，他在中共統治下歷經坎坷，曾經做過泡石灰的苦力和叫賣煤油的挑擔小販，以換取一家三口的半溫半飽。在萬般艱困中，他竟能以初中一的學力考上高中，而後以優異成績考入北大農學院。一九五七年，在大鳴大放時，他成為北京高校著名的學生領袖之一。反右運動開始後，他成功甩脫了中共特務的監視，經十日十夜時伏時行，竟奇蹟式地突破中共的層層樊籬，抵達自由世界的前哨陣地香港。從此展開了他數十年的集作家、學者與情報員、心理戰專家於一身的傳奇生涯。
他和另一位偷渡離開大陸的將門子弟瀋野（光秀）一樣，受到兩代蔣總統的高度賞識，由中國國民黨刻意栽培，卒業於香港中大新亞學院歷史系，在國立政大東亞研究所畢業後保送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作博士後研究，歷任中國國民黨中央第二組香港特派員、工作組組長、中央大陸工作會美國組組長、中央日報主筆、外交部舊金山辦事處秘書、美國加州大學研究員等職。
改革開放以後，他竟孤膽直闖北京，受到中共中央對台辦主任王兆國的「親切接待」。筆者問他：「空軍上校李顯斌回山東老家探望重病的老母，以『通敵叛國』罪被判十五年重刑的事，您考慮過沒有？」他答：「我曾對王兆國談及李顯斌案，問他如此作法是否有違中共對國民黨軍政人員『既往不咎』的承諾，王兆國說：李案是個特殊的個案」。
我問：「你真的不害怕對方把你扣下來，秋後算賬？」
他答：「我不害怕，因為李顯斌沒有一位聲名卓著的妻子，而我就有」。眾所周知，李顯斌的妻子僅僅是一位普通的空中小姐，而粟明德的夫人洪冬桂女士卻是連任數屆的台籍立法委員，還做過行政院僑務委員會副委員長，他們的三個女兒盡皆稟賦優異廣為人知。
我對他說：「國民黨八百萬大軍，在三年戡亂戰事中斃傷俘的共軍幹部，只止於團一級；然而您只花了一個晚上的時間，就把一百多位中共的兵團級以上高幹鬥得慘不忍睹，從這一點上看，您的一支筆桿賽過國民黨的八百萬大軍……」
他開懷大笑，一切盡在不言之中。
回顧中共建政之初，在「鎮反」運動中實施的報復政策，殺了幾百萬人，關了幾千萬人，這些受刑人的家屬、親友長期受到政治迫害，成了「賤民」種姓，一有機會就像火藥桶一樣會爆炸。所以，當老毛提出「造反有理」的口號對付政敵劉少奇派系時，憋了十七年冤氣的民眾便接過了這一口號，於是乎，第八屆中央政治局委員與候補委員的百分之七十六、中央軍委副主席的百分之八十六、三屆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百份之七十、國務院副總理的百份之八十七和中央各部委主要負責人、各省市黨委書記的百分之七十五都受到殘酷迫害。葉劍英所說的「迫害兩億人，致死兩千萬人」中間，各級黨員幹部死於非命者佔了相當部分，也即中共各級幹部死於文革者，絕不少於十七年前他們屠殺的國軍戰俘（包括反共游擊隊員）的總數。到毛澤東發覺情況不對，把紅衛兵驅趕到農村插隊落戶、以軍事管制手段奪回造反派在機關、工廠、學校的領導權時，局勢已經益發不可收拾。毛澤東到病危前兩年才感到，他所信任與培養的接班人原來都是陰謀家、野心家，有的調動軍隊想發動政變趕他下臺、有的甚至策劃用短程導彈、用火焰噴射器謀殺他；相比之下，他的夙敵蔣委員長待他實在太仁慈了──他在江西屠殺了千百萬無辜民眾，卻進出重慶無人追訴；他的副手劉少奇被捕四次，只要寫個自白書次次都能安全回到黨的懷抱；所謂「四．一二大屠殺」其實祗殺了幾十人，逮捕的幾百人也多數因登報自新而獲釋了，哪有關押二、三十年的？
「同國民黨反動派長期鬥爭的繼續」
於是，時隔廿六年毛澤東擲下一句「都放了算了」，到全部放完時，孫科（按：他曾指出：內戰不存在戰犯問題）與毛澤東都墓木已拱。那麼多淒慘痛苦的獄中生活以及成批處決的殘忍鏡頭，由釋放的戰俘及其子孫傳播到全球各地，形成了長期揮之不去的憎共、反共、恐共情緒。設若老當年虛心接受章士釗等人的諍言（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五日晚葉劍英徐冰設宴招待上海和平代表團時，曾任北洋政府國務總理兼外交總長的顏惠慶認為「中共調子唱得太高」；章士釗說；「現在是楚漢之爭，桂系正在起著當年韓信那樣的作用，韓偏楚則漢不能成功，爭取桂系實屬重要」。章士釗又告誡中共，中共的所作所為不要讓人害怕，不要逼走桂系，更不要逼得美國武裝日本來對付中共，進而引起外國干涉等等。事後毛澤東對這種「抬高桂系勢力和作用，畏懼帝國主義干涉」的說法很是不滿，指出顏、章們的共同立場是「使革命帶上溫和的色彩」），倘若中共不堅持「鎮反」與懲辦「戰犯」，何至海峽兩岸對立五十五年，何至爆發韓戰越戰，何至非洲拉美太平洋小國週旋於兩岸之間予取予求？毛澤東臨死前一年才開倉放人，但是積聚了廿多年的仇恨已經難以輕易消解了，此所以鄧小平打算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統一中國，而直至他臨終仍沒見到中國統一，智慧與氣魄等而下之的中國共第三、四代接班人，自然更難應對這個「統一」難題了。
設若毛澤東沒有下令將被俘的國民黨軍政人員槍斃千份之一，不凶神惡煞地向各省市軍管會下令「要大殺幾批」「要狠狠地殺幾批」「殺得不夠多的省區，特別是大中城市，應當繼續放手抓一批殺一批，不可停得太早」「天津今年內殺一千五百，四月份以前殺五百人，完成這個計畫，我們就有了主動……殺反革命比下一場透雨還痛快！」「七月底以前殺掉預算數字的三份之二」「上海這樣的大城市，在今年一年內要處決一、兩千人才能解決問題」，那麼粟明德將一帆風順畢業於北大農學院，現在可能成為袁隆平一類的高產水稻育種專家，也許能登上中國工程院院士的學術高位，何致於偷渡香港轉輾赴臺成為唐柱國，而在臺灣的國民黨「匪情專家」至今連「下放」同「勞改」都分不清楚，何致於臺北中央廣播電臺〈自由中國之聲〉以強大發射力突破中共的強力干擾發出那一份傳單底稿，天津那位煤球廠工人也就不致於刻印那八十份傳單，江青康生們也就不會以這一重磅炸彈轟擊那一百多位中共元老，那麼文化大革命也許只限於「文鬥」層面，像中共歷屆政治運動一樣，在一兩年間就偃旗息鼓了，何致有十年之久的腥風血雨場面？
除了冒死偷渡赴臺的唐柱國，大陸上還隱藏著千千萬萬誓報殺父之仇的張柱國李柱國王柱國，他們長期受誅連，遭受政治迫害，成了賤民，一有機會就像定時炸彈般會爆炸。還有一種情形是隱瞞親屬、社會關係的「階級敵人」──僅南京一地，文革前戶籍統計臺屬僅兩萬戶；八十年代末臺灣當局解除戒嚴開放大陸探親後，南京臺屬飆升至廿五萬戶。由此可見，在中共的嚴密統治下，尚有九成余臺屬漏網，他們偽裝積極，混入共產黨，居然被選為「學習毛澤東著作積極份子」，有的還進入了基層領導班子，當毛澤東提出「造反有理」的口號對付政敵劉少奇時，他們立即成為紅衛兵、造反派組織內最堅決、最勇敢的一群。文革結束廿多年後，人們才從親歷者的回憶錄中發現：原來文革初期對中共各級幹部施刑最戮力者，多系枉死的國府黨政軍特官員的子孫後代。例如北京八一電影製片廠導演嚴寄洲二○○三年夏天在國務院文化部屬下的《炎黃春秋》月刊上撰文揭露，文革時對領導幹部拷打最不留情者「有些原是國民黨軍官，有些是有殺父之仇，對共產黨幹部進行階級報復……故事片室主任馮一夫講了一句最典型的話：咱們廠裡如今是國民黨專了共產黨的政！」筆者熟識的一位老醫生親口告知：他所在的醫院，文革期間下手最狠、將院長黨委書記打死打殘廢者，幾乎全是留用的國軍軍醫，他們合理合法地按毛澤東的指示，為慘死的父兄、戰友、同袍報了血海深仇。這就難怪毛澤東在一九六八年五月「清理階級隊伍」時說了這麼一句名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廣大革命群眾同國民黨反動派長期鬥爭的繼續」，在他親自批示印發的〈北京新華印刷廠斗批改經驗〉一文中披露，該廠「廿六個加入過國民黨的工段長一級幹部中，已有廿二人混入共產黨……」
種瓜得瓜種蒺藜者收穫芒刺
從另一個角度看，中共自鎮反到文革長期屠殺無辜民眾，它究竟得到了什麼呢？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種蒺藜者必然收穫芒刺。那樣大規模的血腥屠殺造成的傷痛與仇恨，經過三個世代都難以泯滅，而海峽兩岸的長期分離只是讓日本、美國從中漁利──中共每年必須耗費數以百億計的軍事、外交開支才能確保自己坐穩江山，以致於二戰的勝利國──中國，竟要忍受戰敗國日本的恣意欺侮與凌辱，竟要割讓固有領土給俄國、北韓、越南、緬甸、印度來換取邊境的所謂「和平共處」，還要聽任賴比瑞亞、湯加、多明尼加那些非洲、加勒比海、太平洋小國誅求無已，以維持外交關係為由長期勒索巨額金錢。
經過十年文革的創痛，中共當權派方才悟出怨冤相報無休無止的教訓，才感覺到民眾追求人權、財富的慾望是不能以暴力壓制的，於是便有鄧小平改革開放的理論與「一國兩制」構想的面世。雖然中共當權派及其『龍子龍孫』以權牟私，利用國有資產私有化以及竊取經濟情報為自己賺取了千百億的非法利益，但是自由、民主、人權的道路是不可逆轉的，在未來的歲月中，中國大陸終究難免會走上「弄假成真」的民主政制道路。從這一點看，文革十年死難的兩千萬同胞之鮮血與生命，鑄成了中國大陸從極權統治和平演變到代議政制的康莊大道，他們的鮮血並未白流，他們將永遠受到中華民族子孫萬代的景仰與懷念。這就是我們今天虔誠地紀念文革爆發卅週年時發自內心的感慨。
（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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