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3月21日，我因為參加1989年的「6．4」學生運動，被關進西安市五處看守所（對外稱西安市公安局看守所）。這是一個專門關押重刑嫌犯的看守所，關押在各分局看守所的嫌犯都知道，一旦獄警讓收拾東西轉到五處，就知道案子弄大了，最少也得判處15年，搞不好一條小命就交給黨了。我被關進看守所的第三天，就趕上處決魏振海涉黑大案的七名主犯。魏振海涉黑大案牽涉十多條命案，其中首犯魏振海被判處死刑後，又從看守所逃出去再次作案，一年多後才抓回來，這件案子當年轟動西安，35歲以上的人應該都有記憶。這次處決魏振海等人，同往常一樣，對犯人宣讀死刑判決後就拉出去遊街，然後拉到刑場執行槍決。這次與往常不同的是，拉到刑場執行的只有四個人，另外三個人是拉回看守所執行的。當局的解釋是為了安全，但是這個解釋顯然只是一個遁詞。如果真的是為了安全，就不應該將這些人拉出去遊街，即使要遊街，也應該將魏振海拉回看守所執行，而不是其他人。據知情人透露，那三個人被拉回來執行，是為了取腎方便。這是我第一次聽說從死刑犯身上摘取器官，但是我並不震驚。我覺得反正人都死了，與其讓它化為灰燼，還不如讓死囚最後為社會做一點貢獻。我相信許多人的看法與我相同，至於是否違反了死囚的意志，倒沒有多少人關心，包括死囚自己也很少關心死後其身體將被如何處置。我想，這也是死囚器官被大量摘取的原因之一。
從1990年3月21日到1992年10月，我在西安市五處看守所呆了將近三年，平均每年耳聞目睹150人左右上路，大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死囚會被摘取各種各樣的器官，從來沒有聽到過有人對此提出異議。據我所知，看守所一般不會通知死囚將被摘取器官，至於是否通知家屬就不得而知了。但是死囚一般都會猜到，因為臨刑前所有死囚都要經過一次例行的身體檢查，被挑中的死囚被置於特別的囚室，生活上也能得到較好的照顧。正因為如此，死囚也不特別反對摘取其器官。也可能是死囚已經麻木了，知道反對也沒有用，只好聽天由命了。不管怎麼說，在中國摘取死囚器官，很少有人將其當成一件嚴重違反人道的大事情看待。
老實說，對於看守所大量存在摘取死囚器官的事情，由於我既非獄卒，也非醫護人員，只是一名在押犯，因此對這些事情都是聽說而已，並無直接的證據。但是有一個案例例外，我可以證明該死囚確實被摘取器官了。大概是1992年9月，我當時的一審判決已下來，正在等二審裁定，因此看守所對我的管理不像以前那樣嚴格。有一個叫劉學志的死囚上路前，看守所指定讓我去陪護，也就是陪上路前的死囚說說話，緩解其上路前的緊張情緒，以免出什麼意外。劉只有二十五、六歲，長得身強力壯，是一個盜竊大案的主犯，據說他曾在一個晚上盜竊三個保險櫃。劉被選為賢源供體，不知為什麼，看守所這次例外地徵求了一下他的意見，並且為其提供了較好的伙食，還答應將一筆錢存到其女兒名下（其妻在他進看守所後就跟別的男人跑了）。劉上路前同我談了很多話，自然也把成為賢源供體的事告訴我了。我還替他慶幸，雖然英年早逝（恭維一下快死的人啦），卻為女兒留下一筆遺產，也算盡到做父親的責任了。他說這輩子欠女兒（其女三歲左右）很多，以前雖然掙很多錢（劉的原話），但都是掙多少花多少，沒有給女兒留下一分錢，而父母年紀也大了，真不知女兒今後如何生活。現在能給女兒留一筆錢，他也能走得安心一點。但是到底給多少錢，政府（指看守所獄警）也沒有告訴他，而且共產黨從來就不講信用，也不知能不能兌現。我安慰他說，這次政府主動告訴你，應該能夠兌現。據我所知，一個腎至少要賣20萬元，即使不能全部兌現，十萬還是有的。聽了我的話，他一個勁地說：「那就好！那就好！」他還將其父母的姓名和住址告訴我，鄭重委託我出去後看看他女兒，看她是否得到那筆錢了。我答應一定去看他的女兒，由於我被判處十年重刑，等我出獄時早將一個死囚的囑託忘到九宵雲外了，我並沒有兌現自己的諾言。他的女兒是否得到了其父賣腎應得的錢，我就不得而知了。
我寫這篇文章除了證明中國確實存在摘取死囚器官的事情外，並不想對此事說三道四，因為在我的道德觀念裡，合理利用死囚器官並無特別不妥。但是為尊重死囚，應該告訴他一下，就像對待劉姓死囚一樣，最好還能按市場行情給他的繼承人一筆錢，因為這可能是他留給
子女惟一的遺產了。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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