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在歷屆王朝治下，中國老百姓都以賦稅徭役供養當朝文臣武將。在風調雨順，國泰民安的年代，文武大員如疏於職守，沉湎酒色，百姓並不很介意。他們只希望「養官千日，用官一時」，在國事危急，萬民蒙難時大員們能置官職、身家於度外挺身而出，力挽狂瀾。不論是外敵大軍入侵，還是暴君倒行逆施，應該首先站出來的就是這些大員。他們享用民脂民膏多年，理應現在報答人民。沒有這種準備，就不應擔任高職。用比較極端的話概括，就是「文死諫，武死戰」。能如此身體力行而青史留名的大員是少數，他們可能平時小節並不甚好，危機臨頭卻能守大節，因此有「時窮節乃現，一一垂丹青」的讚譽。多數大員只做到尸位素餐，明哲保身，等而下之的則是隨風轉舵，助紂為虐而名節盡失。一九四九年領袖登基以後，滿朝文武，也就是無產階級革命家和黨政軍大人物們，也有以上各種表演。
領袖曾談及知識份子和工農大眾的關係，並且用了「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比喻。他所說的工農大眾實際是他們這些自命代表工農大眾的革命家和黨政軍要員。領袖說知識份子這個毛必須附在他們這個皮上。所以一九四九年以後在等級森嚴的中國社會當然從來都是「皮」來左右國家命運，決定大政方針，「毛」則是完全無足輕重的。「皮」和「毛」所享有的社會地位，物質待遇之間的巨大反差，一直延續到現在。如果大政方針出了毛病，思維正常者當然應該主要向「皮」去追究責任，總結教訓。
一九七六年，領袖駕崩，全國開始對他多年以來的倒行逆施追究責任，總結教訓，這個討論一直延續到今天，但效果不彰。中國至今仍然存在發生另一個專制王朝的土壤。父親所在的「梁效」在這一討論中理所當然的成為主要目標之一。四分之一世紀以來，我看到、聽到大量文章、講話、文件以至詩詞相聲，對包括父親在內的「粱效」知識份子成員口誅筆伐，嬉笑怒罵。我以為這都無可厚非，他們各人確有自己應當承擔的一份責任。這份責任是大是小，則可見仁見智。但我同時認為，無論這些作為工具的知識份子在「梁效」期間多麼積極進取，奮發有為，把中國推向災難的主要責任不在他們，而在「皮」：無產階級革命家和黨政軍要員們。這些黨國棟樑們對領袖的恭維諂媚，並不下於知識份子的曲學阿世。然而，二十多年來我看到的針對「皮」的評議文字，在數量和深度上都比針對 「毛」的小得不成比例。李志綏先生的回憶錄，關於周恩來卑恭屈膝討好領袖、江青和林彪有詳盡描寫。鄧小平請江青轉呈領袖的效忠信，向領袖山呼萬歲，誠惶誠恐檢討自己，以「資產階級小知識份子」自稱，保證「永不翻案」。等級在這些「無產階階級革命家」之下的黨政軍大員們，表現同樣不堪。古華先生記下了汪曾祺先生描寫大員們的回憶，茲摘錄於此。「江青抓現代京劇，第一出抓的就是沙家浜。每回排練，都親自坐鎮廣和劇場，看劇組演員在台上一段一段的唱作念打。隨侍在江青兩側的，是中央文革組長陳伯達，中央文革顧問康生，公安部長謝富治，解放軍代總參謀長楊成武，總政治部主任蕭華，北京衛戍司令傅崇碧，北京市委書記李雪峰，後來是吳德，以及中央文革成員王力，關鋒，戚本禹等等。周總理也來陪過兩次，倒是江青把他勸走了。那時江青每講一句話，重要不重要的，上述大人物們懂戲不懂戲的，都會掏出筆記本來恭恭敬敬地作記錄，不敢有半點差池的。有時排戲需要從軍事博物館之類的地方調換軍裝槍支道具，謝富治、楊成武、蕭華、傅崇碧等就會競先起立，爭著親自去執行命令。有時事情辦得不如人意，江青會當眾訓斥這些大人物，問他們是幹什麼吃的？江青倒是很少斥責演員。」看了汪曾祺先生的回憶，我附上打油詩一首寄給父親：「曲學阿世意若何，逢迎毛江蔚世風，部長司令如叭狗，何況梁效一書生。」
我的一位中學同學入贅一位上述大人物家，我以以上文字示之。他說他的岳母，該大人物的夫人，在江青權傾一時的年代天天在家大罵江青，那也正是該大人物與同僚們競相討好江青的時候。以這些黨政軍大員的位置，他們應該比作為工具的「梁效」知識份子對毛江瞭解得更清楚，因而他們那些不堪的表現也就比「梁效」知識份子更值得分析評議，總結教訓。可是，我看到的針對他們的文字有限。領袖去世之初，這些大人物有些仍然在位，即使因劣跡昭著而退位的，也還有戰友、部下手握實權，所以他們餘威猶在。進入九十年代，他們本人退位或去世，戰友和部下也離開權力中心。可是他們的子女已茁壯成長，開始從政，領軍，經商，成為有權、有槍和有錢的新貴。所以他們的氣運始終不衰。誰想寫太歲頭上動土的文章，就有自身是否安全的考慮。「梁效」知識份子則沒有部下的山頭、戰友的關係網、兒女的太子黨，只是當局呼來揮去的工具，一旦當局招牌換記，需要清算前任，還可拋出頂罪，因此是最安全的靶子。國人討論領袖「失誤」已逾二十五年，而中國社會結構，決策機制仍然難於預防再一次的專制，總結責任時的這種避重就輕和隔靴搔痒當是原因之一。
（四）復興人文任重道遠
中國在一九三零、四零年代，飽受內憂外患的困擾，然而它的人文學科，卻經歷了相當的繁榮。聚集在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和西南聯大的人文知識份子，物質生活雖然清貧，在學術自由方面卻十分富有。由於國民黨當局較少以政治干予學術，學人們得以取得豐富的研究成果，並且和國外同行有自由交流的機會，使中國切實在世界人文學科之林中佔一席之地。史語所史學組長陳寅恪先生學貫中西，使歐美同行深深折服。他罹患眼疾，英國邀請他去英國治療，夫人同行，英國負擔全部費用，因為英國人認為國際人文科學界需要這位世界級大師繼續治學。抗戰爆發，陳先生身陷日軍佔領區，日軍當局瞭解陳先生的國際聲譽，頻頻贈送物資食品以示好，為陳先生夫婦所峻拒，日軍大失面子，但仍不予加害，使陳先生夫婦得以安然渡過敵佔時期。陳先生沒有想到，本國當局的苛政，猛於外國佔領軍，二十多年後他死於領袖發動的文革。
一九四九年紅色王朝在中國大陸揭幕，中國人文科學史黑暗的一頁於焉開始。領袖在政協一屆二次會議上開宗明義：「知識份子思想改造，是我國在各方面徹底實現民主改革和逐步實行工業化的重要條件之一。」言外之意是知識份子沒有「改造」，正在阻擋民主改革和工業化。對全體知識份子的整肅，包括理工科和人文科，迅猛開始。然而，對於理工科某些專業，當局網開一面。領袖需要坦克大炮原子彈，對學軍工和原子物理的手下留情，允其邊改造邊科研。領袖需要治病保健，幾位傑出醫生得以發揮專長。可是人文科學目的之一是從社會根本利益出發不斷探求社會更理想的運作方式。領袖和當局自命代表了人類最先進的意識形態和和最理想的社會制度，因此認為任何進一步的探索都是對自己的挑戰，所以必須打壓人文學科，以確保「廢黜百家，獨尊馬列」的局面。
人文科學本是全人類共同精神財富，領袖緊閉國門，留在大陸的人文學者一九四九年以後無法與國外同行交流，學術成果自然乏善可陳。他們的同學中定居歐美者，以及外國同行，卻在學術、言論自由、資料條件完備的環境中學有所用，成就斐然。等到八十年代國門再開時，年華老去的國內學人看到昔日同窗在西方的學術成果、科研條件，聯想自己因學獲罪，盛年蹉跎，怎能不感慨希噓。
人文學科與西方自由民主人權思潮聯繫密切，學科內容本身對於當局就是敵對意識形態。因此當局對人文學科管束比理工科更為嚴苛。文化革命中此一政策達到頂峰。在所有大學的所有學科長期停課後，領袖說「理工科大學還要辦」。理工學科見到一線生機，人文學科仍被窒息。一九八九年「六四」以後，當局對人文學科重鎮北大大幅度升高管制，對北大新生強制軍訓一年，令有志人文的資優學子卻步。近二十年來理工科如清華畢業生佔據領導職務數量之高，人文學科如北大畢業生佔據領導職務數量之低，均大大不成比例。國人詬病為「滿清（華〕王朝」和「清華幫，北大荒」。發達國家領導人學歷結構，多數為人文學科出身，理工科背景者至多達到閣員和顧問的級別。這和中國情況恰恰相反。近二十年來，大陸人文科學處境有所改善，但遠不盡如人意。當局對於人文學科撥款，仍然以政治為第一考慮。從事黨史，軍史研究的人文學科從業員，職位高，經費足。北大歷史系教師沙某，去黨校研究黨史，獲副部級頭銜，大大高於原來系內同人，因此不願再回北大，因區區北大史系放不下副部級黨官。對於陳寅恪先生「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主張，他嚴守當局立場，撻伐甚力。黨、軍史研究著作大量印刷，銷量好壞沒有關係，在當前黨庫即國庫的狀況下，不必擔心成本與收益。
自由民主人權意識作為西方人文科學的重要部分，衝擊了當局對意識形態的控制。當局的因應之道是以國學，即本土文史科學對抗西方人文科學。於是撥巨款興辦「夏商周斷代工程「。意思是我泱泱中國，有比西方更長的歷史，我們的人文科學自成系統，不必向西方求教。當局科學長官宋健在大會上說各文明古國如埃及等都對自己歷史斷代有科學考證，唯獨中國歷史斷代不清，害他在參觀外國博物館時頻頻臉紅，以此指責大陸歷史考古學人無所成就。一九四九年以後大陸歷史考古學人被政治整肅，開門辦學之類搞得人仰馬翻，從無安心治學的機會。領袖對「厚古薄今「的批判，更令學人對有關課題避之唯恐不及。現在宋倒打一耙，學人理應拍案而起，討還公道，無奈經費在當局手裡，學人有苦難言。
當局不善待人文科學，社會公眾也認為它沒有經濟效益。甚至大學中教育從業員，因為人文系科除外語以外無法與理工科比創收，人文科學從業員苦於「書卷難為稻粱謀」，也厚理工輕人文。人文科學過去被政治所踐踏，現在被金錢所排擠，中國連續兩三代人口與人文學術基本絕緣，其結果將在今後幾十年消極地影響社會風氣，人群教化和民族素質。國人似乎認為只要有錢就有了一切，而不知道只有財富技術而沒有文化教養的民族並沒有光明的前途。
對於中興人文學科，父親並不盲目樂觀。他雖然近年來寫過「百年感懷」之類應景文章，頌揚中國敦煌學成就，但他知道揚理工抑人文的基本國策不易改變。父親去世前一個月，弟弟和我送他去中日醫院參加所謂「院士」體檢。這恐怕是國內理工科和人文科精英學人共聚一堂的唯一場合。兩組學人人數，年齡和健康的對照正是兩個學科現狀的反映。風燭殘年的人文學科「院士」以輪椅代步，而「早晨九、十點鐘太陽」的理工院士健步如飛，突顯出人文學科後繼無人。據說只給理工科院士而不給人文院士的原因是「理工科研成果能和世界水平比較，而人文則不能」。四十年代史學家陳寅恪享有的國際聲譽早已證明此說無據。當今西方各國和臺灣授予最高學術稱號對理工和人文也一視同仁，只有中國大陸另有章程，原因只能到當局對人文科學的偏見中去找。據知情者說，目前掌社會科學部門權力者，多是沒有學術可言的黨工，如設人文院士，授予掌權者難以服眾，而有成就的人文學者，又被當局認為背離官方意識形態散佈精神污染而不願授予，所以乾脆不設人文院士。我曾問父親為什麼比他年輕的同事、學生不能作為文科院士來體檢，父親說，當局不肯給他們院士名義，連父親自己都是「假院士」呢。父親首倡的這一稱號，濃縮了這一代人文科學知識份子的辛酸，在他的同事鄰居學人中很得人心。父親所在的北大教授居住區請各住戶填寫調查問卷時，職稱一欄就有人填了「假院士」。父親耕耘過的人文科學，離繁榮顯然還有很長的路。
在歷屆王朝治下，中國老百姓都以賦稅徭役供養當朝文臣武將。在風調雨順，國泰民安的年代，文武大員如疏於職守，沉湎酒色，百姓並不很介意。他們只希望「養官千日，用官一時」，在國事危急，萬民蒙難時大員們能置官職、身家於度外挺身而出，力挽狂瀾。不論是外敵大軍入侵，還是暴君倒行逆施，應該首先站出來的就是這些大員。他們享用民脂民膏多年，理應現在報答人民。沒有這種準備，就不應擔任高職。用比較極端的話概括，就是「文死諫，武死戰」。能如此身體力行而青史留名的大員是少數，他們可能平時小節並不甚好，危機臨頭卻能守大節，因此有「時窮節乃現，一一垂丹青」的讚譽。多數大員只做到尸位素餐，明哲保身，等而下之的則是隨風轉舵，助紂為虐而名節盡失。一九四九年領袖登基以後，滿朝文武，也就是無產階級革命家和黨政軍大人物們，也有以上各種表演。
領袖曾談及知識份子和工農大眾的關係，並且用了「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比喻。他所說的工農大眾實際是他們這些自命代表工農大眾的革命家和黨政軍要員。領袖說知識份子這個毛必須附在他們這個皮上。所以一九四九年以後在等級森嚴的中國社會當然從來都是「皮」來左右國家命運，決定大政方針，「毛」則是完全無足輕重的。「皮」和「毛」所享有的社會地位，物質待遇之間的巨大反差，一直延續到現在。如果大政方針出了毛病，思維正常者當然應該主要向「皮」去追究責任，總結教訓。
一九七六年，領袖駕崩，全國開始對他多年以來的倒行逆施追究責任，總結教訓，這個討論一直延續到今天，但效果不彰。中國至今仍然存在發生另一個專制王朝的土壤。父親所在的「梁效」在這一討論中理所當然的成為主要目標之一。四分之一世紀以來，我看到、聽到大量文章、講話、文件以至詩詞相聲，對包括父親在內的「粱效」知識份子成員口誅筆伐，嬉笑怒罵。我以為這都無可厚非，他們各人確有自己應當承擔的一份責任。這份責任是大是小，則可見仁見智。但我同時認為，無論這些作為工具的知識份子在「梁效」期間多麼積極進取，奮發有為，把中國推向災難的主要責任不在他們，而在「皮」：無產階級革命家和黨政軍要員們。這些黨國棟樑們對領袖的恭維諂媚，並不下於知識份子的曲學阿世。然而，二十多年來我看到的針對「皮」的評議文字，在數量和深度上都比針對 「毛」的小得不成比例。李志綏先生的回憶錄，關於周恩來卑恭屈膝討好領袖、江青和林彪有詳盡描寫。鄧小平請江青轉呈領袖的效忠信，向領袖山呼萬歲，誠惶誠恐檢討自己，以「資產階級小知識份子」自稱，保證「永不翻案」。等級在這些「無產階階級革命家」之下的黨政軍大員們，表現同樣不堪。古華先生記下了汪曾祺先生描寫大員們的回憶，茲摘錄於此。「江青抓現代京劇，第一出抓的就是沙家浜。每回排練，都親自坐鎮廣和劇場，看劇組演員在台上一段一段的唱作念打。隨侍在江青兩側的，是中央文革組長陳伯達，中央文革顧問康生，公安部長謝富治，解放軍代總參謀長楊成武，總政治部主任蕭華，北京衛戍司令傅崇碧，北京市委書記李雪峰，後來是吳德，以及中央文革成員王力，關鋒，戚本禹等等。周總理也來陪過兩次，倒是江青把他勸走了。那時江青每講一句話，重要不重要的，上述大人物們懂戲不懂戲的，都會掏出筆記本來恭恭敬敬地作記錄，不敢有半點差池的。有時排戲需要從軍事博物館之類的地方調換軍裝槍支道具，謝富治、楊成武、蕭華、傅崇碧等就會競先起立，爭著親自去執行命令。有時事情辦得不如人意，江青會當眾訓斥這些大人物，問他們是幹什麼吃的？江青倒是很少斥責演員。」看了汪曾祺先生的回憶，我附上打油詩一首寄給父親：「曲學阿世意若何，逢迎毛江蔚世風，部長司令如叭狗，何況梁效一書生。」
我的一位中學同學入贅一位上述大人物家，我以以上文字示之。他說他的岳母，該大人物的夫人，在江青權傾一時的年代天天在家大罵江青，那也正是該大人物與同僚們競相討好江青的時候。以這些黨政軍大員的位置，他們應該比作為工具的「梁效」知識份子對毛江瞭解得更清楚，因而他們那些不堪的表現也就比「梁效」知識份子更值得分析評議，總結教訓。可是，我看到的針對他們的文字有限。領袖去世之初，這些大人物有些仍然在位，即使因劣跡昭著而退位的，也還有戰友、部下手握實權，所以他們餘威猶在。進入九十年代，他們本人退位或去世，戰友和部下也離開權力中心。可是他們的子女已茁壯成長，開始從政，領軍，經商，成為有權、有槍和有錢的新貴。所以他們的氣運始終不衰。誰想寫太歲頭上動土的文章，就有自身是否安全的考慮。「梁效」知識份子則沒有部下的山頭、戰友的關係網、兒女的太子黨，只是當局呼來揮去的工具，一旦當局招牌換記，需要清算前任，還可拋出頂罪，因此是最安全的靶子。國人討論領袖「失誤」已逾二十五年，而中國社會結構，決策機制仍然難於預防再一次的專制，總結責任時的這種避重就輕和隔靴搔痒當是原因之一。
（四）復興人文任重道遠
中國在一九三零、四零年代，飽受內憂外患的困擾，然而它的人文學科，卻經歷了相當的繁榮。聚集在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和西南聯大的人文知識份子，物質生活雖然清貧，在學術自由方面卻十分富有。由於國民黨當局較少以政治干予學術，學人們得以取得豐富的研究成果，並且和國外同行有自由交流的機會，使中國切實在世界人文學科之林中佔一席之地。史語所史學組長陳寅恪先生學貫中西，使歐美同行深深折服。他罹患眼疾，英國邀請他去英國治療，夫人同行，英國負擔全部費用，因為英國人認為國際人文科學界需要這位世界級大師繼續治學。抗戰爆發，陳先生身陷日軍佔領區，日軍當局瞭解陳先生的國際聲譽，頻頻贈送物資食品以示好，為陳先生夫婦所峻拒，日軍大失面子，但仍不予加害，使陳先生夫婦得以安然渡過敵佔時期。陳先生沒有想到，本國當局的苛政，猛於外國佔領軍，二十多年後他死於領袖發動的文革。
一九四九年紅色王朝在中國大陸揭幕，中國人文科學史黑暗的一頁於焉開始。領袖在政協一屆二次會議上開宗明義：「知識份子思想改造，是我國在各方面徹底實現民主改革和逐步實行工業化的重要條件之一。」言外之意是知識份子沒有「改造」，正在阻擋民主改革和工業化。對全體知識份子的整肅，包括理工科和人文科，迅猛開始。然而，對於理工科某些專業，當局網開一面。領袖需要坦克大炮原子彈，對學軍工和原子物理的手下留情，允其邊改造邊科研。領袖需要治病保健，幾位傑出醫生得以發揮專長。可是人文科學目的之一是從社會根本利益出發不斷探求社會更理想的運作方式。領袖和當局自命代表了人類最先進的意識形態和和最理想的社會制度，因此認為任何進一步的探索都是對自己的挑戰，所以必須打壓人文學科，以確保「廢黜百家，獨尊馬列」的局面。
人文科學本是全人類共同精神財富，領袖緊閉國門，留在大陸的人文學者一九四九年以後無法與國外同行交流，學術成果自然乏善可陳。他們的同學中定居歐美者，以及外國同行，卻在學術、言論自由、資料條件完備的環境中學有所用，成就斐然。等到八十年代國門再開時，年華老去的國內學人看到昔日同窗在西方的學術成果、科研條件，聯想自己因學獲罪，盛年蹉跎，怎能不感慨希噓。
人文學科與西方自由民主人權思潮聯繫密切，學科內容本身對於當局就是敵對意識形態。因此當局對人文學科管束比理工科更為嚴苛。文化革命中此一政策達到頂峰。在所有大學的所有學科長期停課後，領袖說「理工科大學還要辦」。理工學科見到一線生機，人文學科仍被窒息。一九八九年「六四」以後，當局對人文學科重鎮北大大幅度升高管制，對北大新生強制軍訓一年，令有志人文的資優學子卻步。近二十年來理工科如清華畢業生佔據領導職務數量之高，人文學科如北大畢業生佔據領導職務數量之低，均大大不成比例。國人詬病為「滿清（華〕王朝」和「清華幫，北大荒」。發達國家領導人學歷結構，多數為人文學科出身，理工科背景者至多達到閣員和顧問的級別。這和中國情況恰恰相反。近二十年來，大陸人文科學處境有所改善，但遠不盡如人意。當局對於人文學科撥款，仍然以政治為第一考慮。從事黨史，軍史研究的人文學科從業員，職位高，經費足。北大歷史系教師沙某，去黨校研究黨史，獲副部級頭銜，大大高於原來系內同人，因此不願再回北大，因區區北大史系放不下副部級黨官。對於陳寅恪先生「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主張，他嚴守當局立場，撻伐甚力。黨、軍史研究著作大量印刷，銷量好壞沒有關係，在當前黨庫即國庫的狀況下，不必擔心成本與收益。
自由民主人權意識作為西方人文科學的重要部分，衝擊了當局對意識形態的控制。當局的因應之道是以國學，即本土文史科學對抗西方人文科學。於是撥巨款興辦「夏商周斷代工程「。意思是我泱泱中國，有比西方更長的歷史，我們的人文科學自成系統，不必向西方求教。當局科學長官宋健在大會上說各文明古國如埃及等都對自己歷史斷代有科學考證，唯獨中國歷史斷代不清，害他在參觀外國博物館時頻頻臉紅，以此指責大陸歷史考古學人無所成就。一九四九年以後大陸歷史考古學人被政治整肅，開門辦學之類搞得人仰馬翻，從無安心治學的機會。領袖對「厚古薄今「的批判，更令學人對有關課題避之唯恐不及。現在宋倒打一耙，學人理應拍案而起，討還公道，無奈經費在當局手裡，學人有苦難言。
當局不善待人文科學，社會公眾也認為它沒有經濟效益。甚至大學中教育從業員，因為人文系科除外語以外無法與理工科比創收，人文科學從業員苦於「書卷難為稻粱謀」，也厚理工輕人文。人文科學過去被政治所踐踏，現在被金錢所排擠，中國連續兩三代人口與人文學術基本絕緣，其結果將在今後幾十年消極地影響社會風氣，人群教化和民族素質。國人似乎認為只要有錢就有了一切，而不知道只有財富技術而沒有文化教養的民族並沒有光明的前途。
對於中興人文學科，父親並不盲目樂觀。他雖然近年來寫過「百年感懷」之類應景文章，頌揚中國敦煌學成就，但他知道揚理工抑人文的基本國策不易改變。父親去世前一個月，弟弟和我送他去中日醫院參加所謂「院士」體檢。這恐怕是國內理工科和人文科精英學人共聚一堂的唯一場合。兩組學人人數，年齡和健康的對照正是兩個學科現狀的反映。風燭殘年的人文學科「院士」以輪椅代步，而「早晨九、十點鐘太陽」的理工院士健步如飛，突顯出人文學科後繼無人。據說只給理工科院士而不給人文院士的原因是「理工科研成果能和世界水平比較，而人文則不能」。四十年代史學家陳寅恪享有的國際聲譽早已證明此說無據。當今西方各國和臺灣授予最高學術稱號對理工和人文也一視同仁，只有中國大陸另有章程，原因只能到當局對人文科學的偏見中去找。據知情者說，目前掌社會科學部門權力者，多是沒有學術可言的黨工，如設人文院士，授予掌權者難以服眾，而有成就的人文學者，又被當局認為背離官方意識形態散佈精神污染而不願授予，所以乾脆不設人文院士。我曾問父親為什麼比他年輕的同事、學生不能作為文科院士來體檢，父親說，當局不肯給他們院士名義，連父親自己都是「假院士」呢。父親首倡的這一稱號，濃縮了這一代人文科學知識份子的辛酸，在他的同事鄰居學人中很得人心。父親所在的北大教授居住區請各住戶填寫調查問卷時，職稱一欄就有人填了「假院士」。父親耕耘過的人文科學，離繁榮顯然還有很長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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