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親週一良怎樣進入「梁效」寫作班子 (2)

給領袖當槍使換得「組織」的青睞，代價是疏遠了群眾。歷史系教授楊人緶是一九四零年代儲安平等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群體的一員，反右中有驚無險，僥倖未帶帽子。楊是我家近鄰，我記憶中五十年代他常來與父親閑談，煙抽得凶，喜好京劇。一九八零年代我讀到楊在四十年代的民主自由主義言論而肅然起敬時，楊已去世多年，我因而無從當面致敬。楊夫人張蓉初也是歷史系教授，二人無子女，楊去世後有人提議張請父親幫忙向上反映困難，以將子侄輩調來照料生活。張說父親「管的是大事，這種小事是不管的。」可見隔閡之深。直到為「梁效」事栽了跟頭，父親開始全面反思自己追隨「領袖」的過程，才悟到今是昨非，在一九八零年、一九九零年代裡用各種場合向自己批判過的同事學生承認錯誤，表示歉意，獲得了他們的諒解。我家和商鴻逵教授的一家現在也有著良好的關係。

　　父親的這個失誤，使我聯想到我的岳母。她與父親同齡，是一文盲農婦，早年曆盡貧苦，也受過農村有產者的氣。但她認定自己的不幸是命運，改善自己命運只能通過自己的勞動，而不能靠給一時掌權者當槍使去傷害和剝奪曾比自己幸運的人。岳父母的貧農成份，使他們成為領袖在農村歷次整人運動的當然依靠對象。每次當局派到村裡的工作組都動員岳父在鬥爭會上給他們當槍使，向被整肅者發難，思想樸實的岳父也每次都被他們說動。但岳母堅守原則，以分家相威脅，不准岳父按當權者定的調子發言傷人，並坐鎮會場監督。工作組發現每有岳母到會，岳父發言火力便不足，不得不勸阻岳母到會。岳母歷經土地改革，四清社教和文化革命等關口，從來沒有對歷次受迫害者如地主富農、四不清幹部和「牛鬼蛇神」落井下石，她的為人因而受到本村各類人的尊重。中國農村人口中如能有更多人實行我的岳母信奉的不給人當槍使的原則，領袖當年發動「湖南農民運動」就不那麼容易，中國社會一九四九年以後也會少了許多戾氣和血腥。領袖能在中國城市知識份子群中隨心所欲地整人，每次打擊對象一經領袖選定，立即被牆倒眾人推。領袖一句話或一個暗示，就能左右全國輿論，其原因除了領袖的威權之外，封建文化傳統和知識人素質不高也起了重要作用。國人目前仍然傾向於把一九四九年以後所有災難歸因為領袖，而不願探討每個人自己當時能否表現得更有人性一些。希特勒法西斯覆滅之後五十年，德國新一代歷史學人開始研究一九三零、一九四零年代每個普通德國人為希特勒反人類罪行推波助瀾的責任，歷史專著記錄了許多普通德國人在二戰時期每天作完本職工作以後自願到集中營充當看守，以便參與虐殺猶太人和戰俘，從而向整個日爾曼民族的良心提出了質問。希望幾十年內中國新一代歷史學人也能有類似的研究成果問世，非如此難以提高民族素質和防止下一次災難。

　　父親在五十，六十年代「改造思想」得法，比同儕更受信用，數次被派出國。一次他回國路經緬甸，在使館過夜，使館廚師以前曾在祖父家做飯，對他以「大少爺」相稱，他應對得當：「現在都是同志啦。」回家後他對家人講到此事，頗有「改造有成，已被當作自己人」的自得。

　　一九六三年，我高中畢業。我原對人文有興趣，但報考了理工科大學。父親對我的選擇不予干涉或評論。幾十年後，他說我「還是上理工科好，上文科就該進監獄了。」

　　一九六六年，文革禍起。父親響應領袖號令，積極參加，招來五頂帽子：反動學術權威，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美國特務，反共老手和老保翻天急先鋒。母親被連累關進勞改大院，我從大學分配到黑龍江邊遠林區。在林區我遇到與我同齡的工人，說話有北京口音。原來是北京林學院教師的孩子，因父親是右派而全家下放林區。他對我能在北京上大學表示羨慕，我則感謝父母不是右派，領袖才沒有剝奪我受教育的權利。

　　父親在一九六七、六八年間被關押勞改批鬥，無數次書面和口頭交代本人「罪行」，所以他對這些事的細節已爛熟於胸。他以工整字體把本人交代抄成一厚本，以隨時溫習。因此不論「革命群眾」或「看守人員」問到什麼事的時間地點有關人等，他都能脫口報出，與以前的交代毫無出入。我當時在大學，有工人毛思想宣傳隊督導檢查家庭影響，經常需要流利報出父母罪行，因此也翻閱這個本子，所以對父親履歷的主要部分耳熟能詳。父親從被關押的勞改大院獲釋後很長一段時間裏，這個本子繼續和他書桌上常用書放在一起，因為他不知什麼時候可能重遭提審批鬥關押，所以隨時準備「二進宮」。

　　「原罪」的緊箍咒和對領袖的迷信，使父親認為文革煉獄是他改造的好機會，所以對所受非人待遇甘之如飴。每次被批鬥、體罰，甚至在被打得口鼻流血後，他總是用同一句話安慰家人：「我的黨性能保我過關。」他在歷史系領導班子裡共事多年的黨內同僚吳維能，參加他所反對的聶元梓派，率紅衛兵來抄家。二人各自認為自己是站在領袖一邊對抗革命的敵人，所以要在「敵人」面前站穩立場，在這一「考驗」的時刻表現對領袖的忠誠。抄家洗劫之後，吳以法官審犯人的口吻問父親對他們的革命行動有什麼想法，父親也不含糊，擺出真理在手，不怕你人多勢眾的架式說，你們抄家違反毛主席的「十六條」，完全是非法的。吳率眾攜大批繳獲的「罪證」悻悻離去，對父親的迫害隨即升級。短短几年之後，領袖又決定拋開聶派，把學校大權交給工人宣傳隊和御林軍八三四一部隊。這次輪到吳維能被整，而且不堪迫害以至自殺。

　　我的弟妹因文革不能上大學，父親對我說：「我們家連續幾代讀書，脫離工農，以後就不一定，或者一定不上大學才對。」母親解除勞改後，又被派往江西干校。櫛風沐雨，露宿荒原。父親在北京不忘作領袖需要的五七戰士家屬，給母親寫信吟打油詩讚美干校的露天廁所：「涼風颼屁股，冷氣入膀胱。」 吟畢問：「你不覺得雄渾、豪放嗎？」

　　一九七四年，領袖攻訐異己需要有人捉刀，「梁效」寫作班子應運而生。打入最底層的人文知識份子忽然有用了。此時造神運動已達頂峰，神諭下達，如巨手把父親從五頂帽子底下撿出，撣去塵土，放入梁效班子。一夜間階下囚變成座上客。父親倒是寵辱無驚，認為這是領袖和組織肯定自己改造有成，自應以學術兢兢業業服務領袖。社會有識者此時多已看透寫作班子是高層權力鬥爭工具，由領袖的四名打手操縱。父親思想為「原罪」緊箍咒箍定，又加信「神」，要他有「貳心」也難。我這時在工廠作工，利用在中小學積累的文史常識，積極參加領袖倡導的「工人理論組活動」，以取悅領導，回到家則大講社會大眾如何詬病領袖及其打手。父親對我質疑領袖深感不安，好幾次皺眉對我說：「你怎麼老是和大方向擰著？」最後終於爆發了一次飯桌上的衝突。那時毛遠新長遼寧，聲勢為各省之冠，似將問鼎中央。我在一天午飯時提起此事，以臺灣老蔣小蔣比照老毛小毛。父親大怒，摔了筷子，午飯不歡而散。母親對我說：「爸爸過去對你抱最大希望，現在你是他最大的擔心，不要在家再提這些事。」我成年以後受父親斥責，這是最嚴厲的一次。

　　如何對待子女對領袖和當局的疑問，是父親這一代知識份子的一大難題。他們身為應該為子女解惑的父母，自己也有同樣的疑問，又深知萬一子女把疑問傳出去，足以使全家罹禍，所以不准子女提這類問題就成了許多父母為保護全家的唯一選擇。作為從那個年代活過來而成人的子女，我們對父母當時不得已的責罵不存怨懟，只感激他們保護子女的苦心。

　　父親為御用寫作班子服務，遂有文章出版，姓名見報，甚至有黨代表、主席團頭銜，風光一時。我的姑父是三十年代加入中共的局級幹部，歷經黨內鬥爭，父親向來尊重他的經驗和見識。姑父來見父親，告他一時出名未必是好事，勸他急流勇退。父親囿於既成思路。加之對「功名」不夠淡泊，未從其諫，繼續當領袖的工具。其實作工具也可有消極應付和積極進取之分，父親本有條件以年齡或健康為理由適當減低涉入程度，但他選擇了積極當好馴服工具以贖「原罪」，提供文史顧問服務，兼寫以古喻今的「時文」。多年後領袖的光環褪盡，父親才認識到自己的老師陳寅恪的思想體系，較「毛澤東思想」價值更高，接受了老師對自己「曲學阿世」的批評，並在各種場合向老師表示了悔過。

　　一九七六年春，北京民眾在天安門發泄對領袖的不滿。時周恩來真實面目尚未大白於天下，示威者以周為旗幟挑戰領袖。父親去了現場，但並沒充分體會人民對領袖的憤怒。

　　同年秋，領袖去世，打手倒臺。把父親捧成黨代表、主席團的黨，又把父親打成反黨反領袖的壞人。父親幾十年中目睹使朋友同事身敗名裂的事，最後落到自己頭上。物極必反，父親終於因此開始反思。當初信得越虔誠，發覺受騙以後就越痛心。然而，在被禁閉整肅而後又閑置的幾年中，父親得以重拾久違的歷史課題，也算因禍得福。

　　一些學術界舊雨新知，不計較他還有帽子未摘而和他來往，令他看到「真情」存在於普通人而不在領袖和當局當中。吳於僅伯伯來京開會，住西直們國務院招待所。我一天路經招待所門口，吳正同一批與會者出門，我沒把握吳伯伯是否方便和我說話，就沒有停留。吳伯伯從遠處看到我後就急忙追過來，問我父親情況，並讓我轉達問候。我回家報告父親，可以看出父親內心的高興。

　　父親在反右時因為批判右派學生夏應元不夠凶狠而被「組織」認為立場不堅定，延遲黨籍轉正一年。夏為減少連累父親，自一九五七年以後的二十年中迴避與父親來往。這時夏登門造訪受審查中的父親，對父親說：「您過去是我的老師，現在是我的老師，將來還是我的老師。」「您現在又回到群眾中來了」，使父親深為感動。

　　父親一生熱衷買書存書，文革被批鬥審查時被迫中斷，這時又恢復了這一嗜好。躲進書齋，坐擁書城，手摸書頁對他是很大的享受和安慰。從這以後直到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