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在历届王朝治下，中国老百姓都以赋税徭役供养当朝文臣武将。在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年代，文武大员如疏于职守，沉湎酒色，百姓并不很介意。他们只希望“养官千日，用官一时”，在国事危急，万民蒙难时大员们能置官职、身家于度外挺身而出，力挽狂澜。不论是外敌大军入侵，还是暴君倒行逆施，应该首先站出来的就是这些大员。他们享用民脂民膏多年，理应现在报答人民。没有这种准备，就不应担任高职。用比较极端的话概括，就是“文死谏，武死战”。能如此身体力行而青史留名的大员是少数，他们可能平时小节并不甚好，危机临头却能守大节，因此有“时穷节乃现，一一垂丹青”的赞誉。多数大员只做到尸位素餐，明哲保身，等而下之的则是随风转舵，助纣为虐而名节尽失。一九四九年领袖登基以后，满朝文武，也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党政军大人物们，也有以上各种表演。
领袖曾谈及知识分子和工农大众的关系，并且用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比喻。他所说的工农大众实际是他们这些自命代表工农大众的革命家和党政军要员。领袖说知识分子这个毛必须附在他们这个皮上。所以一九四九年以后在等级森严的中国社会当然从来都是“皮”来左右国家命运，决定大政方针，“毛”则是完全无足轻重的。“皮”和“毛”所享有的社会地位，物质待遇之间的巨大反差，一直延续到现在。如果大政方针出了毛病，思维正常者当然应该主要向“皮”去追究责任，总结教训。
一九七六年，领袖驾崩，全国开始对他多年以来的倒行逆施追究责任，总结教训，这个讨论一直延续到今天，但效果不彰。中国至今仍然存在发生另一个专制王朝的土壤。父亲所在的“梁效”在这一讨论中理所当然的成为主要目标之一。四分之一世纪以来，我看到、听到大量文章、讲话、文件以至诗词相声，对包括父亲在内的“粱效”知识分子成员口诛笔伐，嬉笑怒骂。我以为这都无可厚非，他们各人确有自己应当承担的一份责任。这份责任是大是小，则可见仁见智。但我同时认为，无论这些作为工具的知识分子在“梁效”期间多么积极进取，奋发有为，把中国推向灾难的主要责任不在他们，而在“皮”：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党政军要员们。这些党国栋梁们对领袖的恭维谄媚，并不下于知识分子的曲学阿世。然而，二十多年来我看到的针对“皮”的评议文字，在数量和深度上都比针对 “毛”的小得不成比例。李志绥先生的回忆录，关于周恩来卑恭屈膝讨好领袖、江青和林彪有详尽描写。邓小平请江青转呈领袖的效忠信，向领袖山呼万岁，诚惶诚恐检讨自己，以“资产阶级小知识分子”自称，保证“永不翻案”。等级在这些“无产阶阶级革命家”之下的党政军大员们，表现同样不堪。古华先生记下了汪曾祺先生描写大员们的回忆，兹摘录于此。“江青抓现代京剧，第一出抓的就是沙家浜。每回排练，都亲自坐镇广和剧场，看剧组演员在台上一段一段的唱作念打。随侍在江青两侧的，是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中央文革顾问康生，公安部长谢富治，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北京卫戍司令傅崇碧，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后来是吴德，以及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等等。周总理也来陪过两次，倒是江青把他劝走了。那时江青每讲一句话，重要不重要的，上述大人物们懂戏不懂戏的，都会掏出笔记本来恭恭敬敬地作记录，不敢有半点差池的。有时排戏需要从军事博物馆之类的地方调换军装枪支道具，谢富治、杨成武、萧华、傅崇碧等就会竞先起立，争着亲自去执行命令。有时事情办得不如人意，江青会当众训斥这些大人物，问他们是干什么吃的？江青倒是很少斥责演员。”看了汪曾祺先生的回忆，我附上打油诗一首寄给父亲：“曲学阿世意若何，逢迎毛江蔚世风，部长司令如叭狗，何况梁效一书生。”
我的一位中学同学入赘一位上述大人物家，我以以上文字示之。他说他的岳母，该大人物的夫人，在江青权倾一时的年代天天在家大骂江青，那也正是该大人物与同僚们竞相讨好江青的时候。以这些党政军大员的位置，他们应该比作为工具的“梁效”知识分子对毛江了解得更清楚，因而他们那些不堪的表现也就比“梁效”知识分子更值得分析评议，总结教训。可是，我看到的针对他们的文字有限。领袖去世之初，这些大人物有些仍然在位，即使因劣迹昭著而退位的，也还有战友、部下手握实权，所以他们余威犹在。进入九十年代，他们本人退位或去世，战友和部下也离开权力中心。可是他们的子女已茁壮成长，开始从政，领军，经商，成为有权、有枪和有钱的新贵。所以他们的气运始终不衰。谁想写太岁头上动土的文章，就有自身是否安全的考虑。“梁效”知识分子则没有部下的山头、战友的关系网、儿女的太子党，只是当局呼来挥去的工具，一旦当局招牌换记，需要清算前任，还可抛出顶罪，因此是最安全的靶子。国人讨论领袖“失误”已逾二十五年，而中国社会结构，决策机制仍然难于预防再一次的专制，总结责任时的这种避重就轻和隔靴搔痒当是原因之一。
（四）复兴人文任重道远
中国在一九三零、四零年代，饱受内忧外患的困扰，然而它的人文学科，却经历了相当的繁荣。聚集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和西南联大的人文知识分子，物质生活虽然清贫，在学术自由方面却十分富有。由于国民党当局较少以政治干予学术，学人们得以取得丰富的研究成果，并且和国外同行有自由交流的机会，使中国切实在世界人文学科之林中占一席之地。史语所史学组长陈寅恪先生学贯中西，使欧美同行深深折服。他罹患眼疾，英国邀请他去英国治疗，夫人同行，英国负担全部费用，因为英国人认为国际人文科学界需要这位世界级大师继续治学。抗战爆发，陈先生身陷日军占领区，日军当局了解陈先生的国际声誉，频频赠送物资食品以示好，为陈先生夫妇所峻拒，日军大失面子，但仍不予加害，使陈先生夫妇得以安然渡过敌占时期。陈先生没有想到，本国当局的苛政，猛于外国占领军，二十多年后他死于领袖发动的文革。
一九四九年红色王朝在中国大陆揭幕，中国人文科学史黑暗的一页于焉开始。领袖在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开宗明义：“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言外之意是知识分子没有“改造”，正在阻挡民主改革和工业化。对全体知识分子的整肃，包括理工科和人文科，迅猛开始。然而，对于理工科某些专业，当局网开一面。领袖需要坦克大炮原子弹，对学军工和原子物理的手下留情，允其边改造边科研。领袖需要治病保健，几位杰出医生得以发挥专长。可是人文科学目的之一是从社会根本利益出发不断探求社会更理想的运作方式。领袖和当局自命代表了人类最先进的意识形态和和最理想的社会制度，因此认为任何进一步的探索都是对自己的挑战，所以必须打压人文学科，以确保“废黜百家，独尊马列”的局面。
人文科学本是全人类共同精神财富，领袖紧闭国门，留在大陆的人文学者一九四九年以后无法与国外同行交流，学术成果自然乏善可陈。他们的同学中定居欧美者，以及外国同行，却在学术、言论自由、资料条件完备的环境中学有所用，成就斐然。等到八十年代国门再开时，年华老去的国内学人看到昔日同窗在西方的学术成果、科研条件，联想自己因学获罪，盛年蹉跎，怎能不感慨希嘘。
人文学科与西方自由民主人权思潮联系密切，学科内容本身对于当局就是敌对意识形态。因此当局对人文学科管束比理工科更为严苛。文化革命中此一政策达到顶峰。在所有大学的所有学科长期停课后，领袖说“理工科大学还要办”。理工学科见到一线生机，人文学科仍被窒息。一九八九年“六四”以后，当局对人文学科重镇北大大幅度升高管制，对北大新生强制军训一年，令有志人文的资优学子却步。近二十年来理工科如清华毕业生占据领导职务数量之高，人文学科如北大毕业生占据领导职务数量之低，均大大不成比例。国人诟病为“满清（华〕王朝”和“清华帮，北大荒”。发达国家领导人学历结构，多数为人文学科出身，理工科背景者至多达到阁员和顾问的级别。这和中国情况恰恰相反。近二十年来，大陆人文科学处境有所改善，但远不尽如人意。当局对于人文学科拨款，仍然以政治为第一考虑。从事党史，军史研究的人文学科从业员，职位高，经费足。北大历史系教师沙某，去党校研究党史，获副部级头衔，大大高于原来系内同人，因此不愿再回北大，因区区北大史系放不下副部级党官。对于陈寅恪先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主张，他严守当局立场，鞑伐甚力。党、军史研究著作大量印刷，销量好坏没有关系，在当前党库即国库的状况下，不必担心成本与收益。
自由民主人权意识作为西方人文科学的重要部份，冲击了当局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当局的因应之道是以国学，即本土文史科学对抗西方人文科学。于是拨巨款兴办“夏商周断代工程“。意思是我泱泱中国，有比西方更长的历史，我们的人文科学自成系统，不必向西方求教。当局科学长官宋健在大会上说各文明古国如埃及等都对自己历史断代有科学考证，唯独中国历史断代不清，害他在参观外国博物馆时频频脸红，以此指责大陆历史考古学人无所成就。一九四九年以后大陆历史考古学人被政治整肃，开门办学之类搞得人仰马翻，从无安心治学的机会。领袖对“厚古薄今“的批判，更令学人对有关课题避之唯恐不及。现在宋倒打一耙，学人理应拍案而起，讨还公道，无奈经费在当局手里，学人有苦难言。
当局不善待人文科学，社会公众也认为它没有经济效益。甚至大学中教育从业员，因为人文系科除外语以外无法与理工科比创收，人文科学从业员苦于“书卷难为稻粱谋”，也厚理工轻人文。人文科学过去被政治所践踏，现在被金钱所排挤，中国连续两三代人口与人文学术基本绝缘，其结果将在今后几十年消极地影响社会风气，人群教化和民族素质。国人似乎认为只要有钱就有了一切，而不知道只有财富技术而没有文化教养的民族并没有光明的前途。
对于中兴人文学科，父亲并不盲目乐观。他虽然近年来写过“百年感怀”之类应景文章，颂扬中国敦煌学成就，但他知道扬理工抑人文的基本国策不易改变。父亲去世前一个月，弟弟和我送他去中日医院参加所谓“院士”体检。这恐怕是国内理工科和人文科精英学人共聚一堂的唯一场合。两组学人人数，年龄和健康的对照正是两个学科现状的反映。风烛残年的人文学科“院士”以轮椅代步，而“早晨九、十点钟太阳”的理工院士健步如飞，突显出人文学科后继无人。据说只给理工科院士而不给人文院士的原因是“理工科研成果能和世界水平比较，而人文则不能”。四十年代史学家陈寅恪享有的国际声誉早已证明此说无据。当今西方各国和台湾授予最高学术称号对理工和人文也一视同仁，只有中国大陆另有章程，原因只能到当局对人文科学的偏见中去找。据知情者说，目前掌社会科学部门权力者，多是没有学术可言的党工，如设人文院士，授予掌权者难以服众，而有成就的人文学者，又被当局认为背离官方意识形态散布精神污染而不愿授予，所以干脆不设人文院士。我曾问父亲为什么比他年轻的同事、学生不能作为文科院士来体检，父亲说，当局不肯给他们院士名义，连父亲自己都是“假院士”呢。父亲首倡的这一称号，浓缩了这一代人文科学知识分子的辛酸，在他的同事邻居学人中很得人心。父亲所在的北大教授居住区请各住户填写调查问卷时，职称一栏就有人填了“假院士”。父亲耕耘过的人文科学，离繁荣显然还有很长的路。
在历届王朝治下，中国老百姓都以赋税徭役供养当朝文臣武将。在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年代，文武大员如疏于职守，沉湎酒色，百姓并不很介意。他们只希望“养官千日，用官一时”，在国事危急，万民蒙难时大员们能置官职、身家于度外挺身而出，力挽狂澜。不论是外敌大军入侵，还是暴君倒行逆施，应该首先站出来的就是这些大员。他们享用民脂民膏多年，理应现在报答人民。没有这种准备，就不应担任高职。用比较极端的话概括，就是“文死谏，武死战”。能如此身体力行而青史留名的大员是少数，他们可能平时小节并不甚好，危机临头却能守大节，因此有“时穷节乃现，一一垂丹青”的赞誉。多数大员只做到尸位素餐，明哲保身，等而下之的则是随风转舵，助纣为虐而名节尽失。一九四九年领袖登基以后，满朝文武，也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党政军大人物们，也有以上各种表演。
领袖曾谈及知识分子和工农大众的关系，并且用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比喻。他所说的工农大众实际是他们这些自命代表工农大众的革命家和党政军要员。领袖说知识分子这个毛必须附在他们这个皮上。所以一九四九年以后在等级森严的中国社会当然从来都是“皮”来左右国家命运，决定大政方针，“毛”则是完全无足轻重的。“皮”和“毛”所享有的社会地位，物质待遇之间的巨大反差，一直延续到现在。如果大政方针出了毛病，思维正常者当然应该主要向“皮”去追究责任，总结教训。
一九七六年，领袖驾崩，全国开始对他多年以来的倒行逆施追究责任，总结教训，这个讨论一直延续到今天，但效果不彰。中国至今仍然存在发生另一个专制王朝的土壤。父亲所在的“梁效”在这一讨论中理所当然的成为主要目标之一。四分之一世纪以来，我看到、听到大量文章、讲话、文件以至诗词相声，对包括父亲在内的“粱效”知识分子成员口诛笔伐，嬉笑怒骂。我以为这都无可厚非，他们各人确有自己应当承担的一份责任。这份责任是大是小，则可见仁见智。但我同时认为，无论这些作为工具的知识分子在“梁效”期间多么积极进取，奋发有为，把中国推向灾难的主要责任不在他们，而在“皮”：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党政军要员们。这些党国栋梁们对领袖的恭维谄媚，并不下于知识分子的曲学阿世。然而，二十多年来我看到的针对“皮”的评议文字，在数量和深度上都比针对 “毛”的小得不成比例。李志绥先生的回忆录，关于周恩来卑恭屈膝讨好领袖、江青和林彪有详尽描写。邓小平请江青转呈领袖的效忠信，向领袖山呼万岁，诚惶诚恐检讨自己，以“资产阶级小知识分子”自称，保证“永不翻案”。等级在这些“无产阶阶级革命家”之下的党政军大员们，表现同样不堪。古华先生记下了汪曾祺先生描写大员们的回忆，兹摘录于此。“江青抓现代京剧，第一出抓的就是沙家浜。每回排练，都亲自坐镇广和剧场，看剧组演员在台上一段一段的唱作念打。随侍在江青两侧的，是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中央文革顾问康生，公安部长谢富治，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北京卫戍司令傅崇碧，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后来是吴德，以及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等等。周总理也来陪过两次，倒是江青把他劝走了。那时江青每讲一句话，重要不重要的，上述大人物们懂戏不懂戏的，都会掏出笔记本来恭恭敬敬地作记录，不敢有半点差池的。有时排戏需要从军事博物馆之类的地方调换军装枪支道具，谢富治、杨成武、萧华、傅崇碧等就会竞先起立，争着亲自去执行命令。有时事情办得不如人意，江青会当众训斥这些大人物，问他们是干什么吃的？江青倒是很少斥责演员。”看了汪曾祺先生的回忆，我附上打油诗一首寄给父亲：“曲学阿世意若何，逢迎毛江蔚世风，部长司令如叭狗，何况梁效一书生。”
我的一位中学同学入赘一位上述大人物家，我以以上文字示之。他说他的岳母，该大人物的夫人，在江青权倾一时的年代天天在家大骂江青，那也正是该大人物与同僚们竞相讨好江青的时候。以这些党政军大员的位置，他们应该比作为工具的“梁效”知识分子对毛江了解得更清楚，因而他们那些不堪的表现也就比“梁效”知识分子更值得分析评议，总结教训。可是，我看到的针对他们的文字有限。领袖去世之初，这些大人物有些仍然在位，即使因劣迹昭著而退位的，也还有战友、部下手握实权，所以他们余威犹在。进入九十年代，他们本人退位或去世，战友和部下也离开权力中心。可是他们的子女已茁壮成长，开始从政，领军，经商，成为有权、有枪和有钱的新贵。所以他们的气运始终不衰。谁想写太岁头上动土的文章，就有自身是否安全的考虑。“梁效”知识分子则没有部下的山头、战友的关系网、儿女的太子党，只是当局呼来挥去的工具，一旦当局招牌换记，需要清算前任，还可抛出顶罪，因此是最安全的靶子。国人讨论领袖“失误”已逾二十五年，而中国社会结构，决策机制仍然难于预防再一次的专制，总结责任时的这种避重就轻和隔靴搔痒当是原因之一。
（四）复兴人文任重道远
中国在一九三零、四零年代，饱受内忧外患的困扰，然而它的人文学科，却经历了相当的繁荣。聚集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和西南联大的人文知识分子，物质生活虽然清贫，在学术自由方面却十分富有。由于国民党当局较少以政治干予学术，学人们得以取得丰富的研究成果，并且和国外同行有自由交流的机会，使中国切实在世界人文学科之林中占一席之地。史语所史学组长陈寅恪先生学贯中西，使欧美同行深深折服。他罹患眼疾，英国邀请他去英国治疗，夫人同行，英国负担全部费用，因为英国人认为国际人文科学界需要这位世界级大师继续治学。抗战爆发，陈先生身陷日军占领区，日军当局了解陈先生的国际声誉，频频赠送物资食品以示好，为陈先生夫妇所峻拒，日军大失面子，但仍不予加害，使陈先生夫妇得以安然渡过敌占时期。陈先生没有想到，本国当局的苛政，猛于外国占领军，二十多年后他死于领袖发动的文革。
一九四九年红色王朝在中国大陆揭幕，中国人文科学史黑暗的一页于焉开始。领袖在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开宗明义：“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言外之意是知识分子没有“改造”，正在阻挡民主改革和工业化。对全体知识分子的整肃，包括理工科和人文科，迅猛开始。然而，对于理工科某些专业，当局网开一面。领袖需要坦克大炮原子弹，对学军工和原子物理的手下留情，允其边改造边科研。领袖需要治病保健，几位杰出医生得以发挥专长。可是人文科学目的之一是从社会根本利益出发不断探求社会更理想的运作方式。领袖和当局自命代表了人类最先进的意识形态和和最理想的社会制度，因此认为任何进一步的探索都是对自己的挑战，所以必须打压人文学科，以确保“废黜百家，独尊马列”的局面。
人文科学本是全人类共同精神财富，领袖紧闭国门，留在大陆的人文学者一九四九年以后无法与国外同行交流，学术成果自然乏善可陈。他们的同学中定居欧美者，以及外国同行，却在学术、言论自由、资料条件完备的环境中学有所用，成就斐然。等到八十年代国门再开时，年华老去的国内学人看到昔日同窗在西方的学术成果、科研条件，联想自己因学获罪，盛年蹉跎，怎能不感慨希嘘。
人文学科与西方自由民主人权思潮联系密切，学科内容本身对于当局就是敌对意识形态。因此当局对人文学科管束比理工科更为严苛。文化革命中此一政策达到顶峰。在所有大学的所有学科长期停课后，领袖说“理工科大学还要办”。理工学科见到一线生机，人文学科仍被窒息。一九八九年“六四”以后，当局对人文学科重镇北大大幅度升高管制，对北大新生强制军训一年，令有志人文的资优学子却步。近二十年来理工科如清华毕业生占据领导职务数量之高，人文学科如北大毕业生占据领导职务数量之低，均大大不成比例。国人诟病为“满清（华〕王朝”和“清华帮，北大荒”。发达国家领导人学历结构，多数为人文学科出身，理工科背景者至多达到阁员和顾问的级别。这和中国情况恰恰相反。近二十年来，大陆人文科学处境有所改善，但远不尽如人意。当局对于人文学科拨款，仍然以政治为第一考虑。从事党史，军史研究的人文学科从业员，职位高，经费足。北大历史系教师沙某，去党校研究党史，获副部级头衔，大大高于原来系内同人，因此不愿再回北大，因区区北大史系放不下副部级党官。对于陈寅恪先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主张，他严守当局立场，鞑伐甚力。党、军史研究著作大量印刷，销量好坏没有关系，在当前党库即国库的状况下，不必担心成本与收益。
自由民主人权意识作为西方人文科学的重要部份，冲击了当局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当局的因应之道是以国学，即本土文史科学对抗西方人文科学。于是拨巨款兴办“夏商周断代工程“。意思是我泱泱中国，有比西方更长的历史，我们的人文科学自成系统，不必向西方求教。当局科学长官宋健在大会上说各文明古国如埃及等都对自己历史断代有科学考证，唯独中国历史断代不清，害他在参观外国博物馆时频频脸红，以此指责大陆历史考古学人无所成就。一九四九年以后大陆历史考古学人被政治整肃，开门办学之类搞得人仰马翻，从无安心治学的机会。领袖对“厚古薄今“的批判，更令学人对有关课题避之唯恐不及。现在宋倒打一耙，学人理应拍案而起，讨还公道，无奈经费在当局手里，学人有苦难言。
当局不善待人文科学，社会公众也认为它没有经济效益。甚至大学中教育从业员，因为人文系科除外语以外无法与理工科比创收，人文科学从业员苦于“书卷难为稻粱谋”，也厚理工轻人文。人文科学过去被政治所践踏，现在被金钱所排挤，中国连续两三代人口与人文学术基本绝缘，其结果将在今后几十年消极地影响社会风气，人群教化和民族素质。国人似乎认为只要有钱就有了一切，而不知道只有财富技术而没有文化教养的民族并没有光明的前途。
对于中兴人文学科，父亲并不盲目乐观。他虽然近年来写过“百年感怀”之类应景文章，颂扬中国敦煌学成就，但他知道扬理工抑人文的基本国策不易改变。父亲去世前一个月，弟弟和我送他去中日医院参加所谓“院士”体检。这恐怕是国内理工科和人文科精英学人共聚一堂的唯一场合。两组学人人数，年龄和健康的对照正是两个学科现状的反映。风烛残年的人文学科“院士”以轮椅代步，而“早晨九、十点钟太阳”的理工院士健步如飞，突显出人文学科后继无人。据说只给理工科院士而不给人文院士的原因是“理工科研成果能和世界水平比较，而人文则不能”。四十年代史学家陈寅恪享有的国际声誉早已证明此说无据。当今西方各国和台湾授予最高学术称号对理工和人文也一视同仁，只有中国大陆另有章程，原因只能到当局对人文科学的偏见中去找。据知情者说，目前掌社会科学部门权力者，多是没有学术可言的党工，如设人文院士，授予掌权者难以服众，而有成就的人文学者，又被当局认为背离官方意识形态散布精神污染而不愿授予，所以干脆不设人文院士。我曾问父亲为什么比他年轻的同事、学生不能作为文科院士来体检，父亲说，当局不肯给他们院士名义，连父亲自己都是“假院士”呢。父亲首倡的这一称号，浓缩了这一代人文科学知识分子的辛酸，在他的同事邻居学人中很得人心。父亲所在的北大教授居住区请各住户填写调查问卷时，职称一栏就有人填了“假院士”。父亲耕耘过的人文科学，离繁荣显然还有很长的路。
原载《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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