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親週一良怎樣進入「梁效」寫作班子 (3)

（二）獨立人格知易行難

　　八十年代以後，我得以讀到前所未見的二十世紀中國知識份子與政府互動關係的史實。一九四九年以前的這一批學人，對北洋軍閥和國民黨當局監督批評，起到了社會良心的作用，比西方民主政體下的學人並不遜色。一九四九年以後，同是這批人，多數留在大陸，少數去了臺灣。去臺灣的一般保持了獨立的人格。留在大陸的多數人，卻在一九四九年以後「集體失語」，幾十年中再沒有與官方不同的聲音。因此大陸以外的華人文化界譏評四起，甚至有了指名道性的 「四大無恥」之類說法。我一開始也因此困惑：留在大陸的這些學人是怎麼了？我瞭解了更多事實之後，相信主要原因是兩岸知識份子面對不同的當局，因此為保持獨立人格需付出的代價有天壤之別。

　　國民黨同共產黨一樣信仰集權專制。但國民黨上層對來自知識份子的不同意見表現了相當的寬容。四十年代後期，國民黨軍事上連連失利，政權風雨飄搖，正是需要「亂世用重典」的時候。抨擊國民黨最力的刊物「觀察」卻被允許發行直到一九四八年底。中共在上海發動學潮，學生要求與國民黨市長吳國楨對話。吳如約到場，學生饗以拳腳竹棒磚頭。吳受傷倒地，仍高聲制止警衛掏槍，被在場記者譽為「民主市長」。

　　被父親尊為師長的人文學者胡適，服膺英美式國家制度，及與之相連的人權和民主理念。當國民黨當局施政牴觸這些理念時，他常常予以激烈批評。他以講學、撰文和辦刊物的方式宣傳自己的理念，以儘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對國家的責任。一九五四年蔣介石推薦胡為總統候選人，胡當即拒絕，據臺灣中央日報報導，胡聲明「我是個自由主義者，我當然有不當總統的自由。」一九五八年，胡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長。蔣介石到就職典禮講話，稱讚胡「個人之高尚品德」。據房向東先生轉錄胡適秘書的筆記，胡隨即當眾當面反駁蔣介石，說「總統剛才誇獎我的話是錯誤的」，因為中央研究院只能管學術，管不到品德，「我們學術界，中央研究院和中央研究院應作的工作，還是在學術上。」蔣介石雖面有慍色，並未發火。胡適在臺灣和雷震合辦「自由中國」雜誌，推廣自己的理念。蔣介石於一九六零年將雷逮捕下獄。胡直接向蔣為雷申辯，蔣沒有接受。蔣迫害雷震是實，但對胡還是網開一面。

　　父親在中研院史語所的上級傅斯年，是兼有行政能力的人文學者。曾任北大代校長，西南聯大常委等職。四十年代，蔣介石姻親孔祥熙任行政院長，劣跡昭著，傅撰文猛烈抨擊，迫孔去職。蔣請傅吃飯，要求傅信任自己任命的官員，傅斷然拒絕。蔣任命另一姻親宋子文繼任行政院長，宋開始腐敗後，傅又為文疾呼 「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宋也終於下臺。傅斯年保護學生不遺餘力，一九四五年他調解昆明學潮，制止國民黨地方當局開槍，避免流血。一九四九年去臺灣後，在台大校長任內，保護學生免遭警察逮捕，受到學生稱讚。傅斯年作為在國民黨體制內作官的知識份子，接連扳倒蔣介石的連襟和妻舅，當面頂撞蔣介石，又和蔣介石的地方當局及警察作對以保護學生，蔣介石卻沒有加害於他。我在欽佩傅的人格和氣節的同時，不能不注意到蔣的克制。

　　法學教授張奚若在國民參政會上發言批評國民黨，被蔣介石打斷，張憤然退場。國民黨當局將下次開會車馬費送上門，張說「無政可參」，原費退回。

　　上述當局和知識份子的互動關係，遠非大陸的人文學者所能想像。大陸中科院院長郭沫若，絕不敢像胡適、傅斯年對蔣那樣冒犯領袖毛澤東。人文學者梁漱溟，在國務會議發言觸犯中共後，要求領袖有讓他講完的雅量，被領袖破口罵下臺來。北大校長、人文學者馬寅初，提出與領袖意向相左的人口理論，遂被迫去職，連遭批鬥。當大陸當局刀鋒指向學生時，大學校長們的表現也乏善可陳。

　　中國知識份子確有因批評國民黨政府而死的，如聞一多、李公僕之被暗殺，雷震被監禁後病故。但領袖登基之後大陸知識份子「非正常死亡」 人數遠遠超過聞、李、雷等的人數。領袖本人也以自己超過「焚書坑儒」而自得。根據日本學者近期發表的研究結果，聞一多在內戰後期與中共地下黨來往密切，熱切要求中共接受他前往延安。由於聞的一個侄子在此前投奔延安被中共整肅致死，中共顧慮聞到延安將使真相暴露，才勸聞留在蔣管區以言論抨擊國民黨政府。所以聞被殺之前實際上已經放棄了民主自由主義者的超然身份，而投身於以武力顛覆國民黨政府的一方了。

　　四九年以後的中國大陸，領袖和當局壟斷一切資源。身為知識份子，你本來已有「原罪」，可以隨時被當局敲打。若再膽敢批評領袖和「組織」，就罪上加罪，當局可以剝奪你職業、工資、住房、子女受教育權利……你全家即陷絕境。若仍不服，還有監獄死刑伺候。這個社會對反對意見不給任何生存空間，要人在如此既誅心又殺身的壓力下堅持獨立人格，無異逼人去死。所以就連因幫閑而名列第一大無恥的郭沫若，我對他也寄予同情。因為他的愛子是堅持獨立思考而在領袖的體制下入獄、勞改和墜樓慘死的。他自己對青年作者也私下表示過對領袖專制的不滿和無奈。

　　與領袖相比，國民黨當局對反對意見的處置要寬容得多。而且，國民黨自掌握政權以來總有武裝對立面和它打仗，軍閥，中共，日寇，再中共，所以它從來沒有真正統一全國。反對派如不見容於國民黨中央，還可託庇於地方派系，或避入租界和逃到中共控制區。國民黨控制下也保留了相當的民間經濟，反對派人士丟了政府的飯碗，還可到民營經濟中謀生。所以尚有相當的生存空間。對於大陸以外臧否父親和他的師長這兩代知識份子的人，我以為他們應先攜眷在領袖治下的環境中生活幾年，再發議論。

　　領袖對幾億國人，尤其是其中知識份子洗腦取得了令人驚異的成功。知識份子在政治高壓下為了生存而承認強加的罪名，努力修正自己以跟隨領袖翻來覆去的指示。領袖歸天，生命危險解除，但許多知識份子的思想桎梏依然毫無鬆動。繼續表示尊崇領袖和認同領袖對自己的戕害。清華水利系留美歸國的陳梁生教授到了八十年代還堅持自己被批判整肅是應該的，堅持自己確有那些莫須有的罪名。名作家丁玲在五十、六十年代被誣陷為反黨、右派，受到嚴重迫害。劫餘生，卻繼續對領袖和當局忠貞不二，「黨不愛她她愛黨」。直到一九八九年，仍然與對市民學生開槍的當局保持一致。是否這些知識份子心理上出了毛病？作為這些知識份子一部分的中國心理學者，沒有起碼的學術環境研究這一問題。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三日，兩名劫匪在瑞典斯德哥爾摩一家銀行劫持了三女一男四名職員為人質。警察隨即包圍現場，於二十八日突擊成功，救出人質並擒獲劫匪。人質在警匪對峙的六天中，生死完全由劫匪決定，人質為求生而認同劫匪，向媒體和政府總理帕爾梅呼籲撤走警察和滿足劫匪要求，這是合乎正常人心理的行為。人質獲救以後，生命威脅解除，卻繼續認同劫匪，向媒體和法官讚美劫匪，感謝劫匪不殺和善待之恩。一位女人質竟和劫匪之一訂婚。瑞典是一個民主開放的國家，因此全世界通過媒體看到了事件全過程。這個暴力威脅下洗腦生效並且在暴力消失後不可逆轉的案例引起全世界心理學界注意。瑞典心理學家 Nils　Bejorot　把它定名為「斯德哥爾摩症狀」，近幾十年來劫持人質在全球越演越烈，「斯德哥爾摩症狀」頻頻發生，例如美國報業鉅子赫斯特的孫女Patty　Hearst被左派恐怖組織辛比由尼斯解放軍（SLA）綁架後自願入夥，並參加持槍搶劫銀行，所以世界心理學界對這一現象的熱烈討論至今不衰。其實，這類現象早在一九四九年就已經在中國發生，而且時空範圍和捲入人數都大了千萬倍。手握絕對鎮壓權力的領袖和手無寸鐵的知識份子就形成了「斯德哥爾摩症狀」中雙方的關係 。挾一人者劫匪，挾一國者領袖。「斯德哥爾摩症狀」為研究留在大陸的知識份子在四九年以後的心理，提供了另一個角度。

　　每當看到西方心理學界的有關討論，我常發奇想，心理學家周先庚伯伯身為人質一方的一員，如果能有科研條件，可以很方便地研究這一現象。世界心理學界不必等到１９７３年才能從　Nils　Bejorot　那裡得到這個概念。只不過表達這個概念的術語將不是「斯德哥爾摩症狀」，而是「中國知識份子群症狀」。當然這只是我的一廂情願，大陸心理學者在那個年代來從來沒有作研究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