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據有關部門統計，中國名牌大學的畢業生，特別是高科技專業的畢業生，一半以上都到了國外，主要是到了美國，而且，這一人才向外流動的趨勢至今仍在強化。
另外，眾所周知的普通中國人千方百計向海外的偷渡謀生，更是譜寫出了一個又一個辛酸動人的故事，並創造出了一個巨大的獲利豐厚的產業。其間的艱辛，血淚，難以想像的苦難乃至命喪黃泉，幾乎人人的經歷都足以寫一部小說。然而，儘管如此，偷渡的人們並未在慘劇面前退縮，而是「揩乾淨身上的血跡，掩埋好同伴的屍體」，再接再勵，重新上路了。而且，規模一次比一次宏大，方式一次比一次巧妙。
億萬資金外逃、千萬人才外流，以及驚心動魄投奔怒海的普通人的偷渡大潮，中國大陸的上述「大逃亡綜合症」，並未發生在腐朽的滿清末年，並未發生在動盪的軍閥混戰時期，並未發生於三十年代國民黨統治以及抗日戰爭時期，甚至也未發生在四十年代末金圓券大貶值、金融大恐慌時期，而是發生於號稱中國國力「最強盛」、中國「人權狀況最好」的時期，豈非咄咄怪事！人們不禁要問：在那塊土地上究竟在發生什麼事？
中國老話說：「哀莫大於心死」。當前中國出現的人、財、物的「大逃亡綜合症」，表明在那裡，人心已散，人心已死。祖祖輩輩在那塊土地上休養生息、繁衍成長、安土重遷的中國人，如今卻對那塊土地徹底絕望，從而爭先恐後，背井離鄉，逃離家園了！這是一幅何等摧肝裂膽的畫面。我實在已記不得在哪個朝代出現過這樣大規模逃亡海外的慘劇了。古人曾說「苛政猛於虎」，如今卻是「苛政慘於死」了。
為什麼？有學者分析說，造成中國資本外逃嚴重的原因，一方面是個體私營企業懷疑中國政府是否有保障私有財產權的決心，造成他們寧願將資本移往比較有保障的國外。另一方面，一些貪官和國有企業的廠長以非法手段侵吞公款，獲得了非法的鉅額財富，千方百計地將這些資金轉移到國外。
而人才外流的主要原因，則是他們在國內沒有一展長才的環境和條件，這種環境既是學術體制和研究條件上的，又是生活上的，然而更重要的是制度上的。一是缺乏學術自由，二是缺乏基本的尊嚴和權利。雖然如今北京政府許諾以極優厚的物質條件提供給海外歸國學人，但應者仍然寥寥。原因何在？有一位在海外學成歸國學者的經歷最具典型性。他應聘回國半年後又再次出來了。其感受是，作為一個有智力尊嚴和人格尊嚴的人，他實在忍受不了國內壟斷性的、日復一日的低級的愚民宣傳，完全是把國民當阿鬥，當成受家長式教導的兒童，完全沒有尊嚴，這是一種對人格和智力的雙重污辱。
綜合上述兩項「逃亡」的基本原因，不難看出從根本上說都是制度性的。一是在憲法和國家制度架構上沒有保障私有財產的神聖不可侵犯性，以及因制度性腐敗貪污所造成的財產流失；二是缺乏基本的學術自由和言論自由，沒有真正的智力競爭的環境，而是污辱人格的愚民灌輸。因此，所謂「大逃亡綜合症」，不過是其制度性衰敗的徵兆而已，不過是中國人用腳對該制度投反對票而已。
造成這一悲劇性現象的原因，是缺乏制度改革；而制度改革的阻力在很大程度上是極少數人貪戀權勢唯恐失權後的悲慘下場所致。我很願意理解這種恐懼。但是，由於這極少人的恐懼而導致偌大一個國家的大量人口及財產的向外大逃亡，未免有點不公平不對稱。鑒於貪戀權勢者因畏懼下場從而維護當下制度的人只是極少數，何不來一個位置交換，調換逃亡者，即，來一個「逃亡者易位」？讓那些喜歡此制度的極少數人，如李鵬鄧力群等，外放到「純潔的共產主義特區」古巴或北韓去，而大多數中國人和私營企業家則留在中國，不再外逃。如此，「各得其所」，不亦樂乎？這正如當年菲律賓的獨裁者馬科斯逃亡到美國而菲律賓人民不必再逃亡是一個道理。這是一個兩全其美的安排，利國利民，大家都有出路。當今北京的權勢者，常把「愛國」掛在嘴上，面對這一利國利民的安排，何不"起而行"，爭做"愛國模範"，離國去投奔你的親密戰友和同志？現在確實是考驗你們的「愛國心」的時候了。
原載(自由亞洲電臺 9/5/2002 15:56)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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