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話說，無風不起浪。外界有很多傳言，認為中共內部派系權爭趨烈是導致十六大推遲的原因。但從現代政治的角度來看，共產黨政治文化傳統方式尤其最高權力指定程序本身無透明度應是最大原因。這涉及到權力產生的民主程序問題。按中共慣例，任何一屆最高權力的任命往往都是在秘密的程序中進行，然後才在所謂的黨大會議上「亮相」。僅從這一點來看，中共已經與中國社會的現代化進程不相適應。
費加羅報歐陽華文章認為，十六大權力交接程序中的「宮廷事變」足以暴北京中央權力機制的陳舊過時。文章指出，中共的黑暗權力與「公民社會」之間產生了很大的「裂隙」。現在的問題是，中共若繼續採用其傳統方式來決定國家機器，將與中國社會進程相脫節，因為一個「公民社會」必然要求國家機器擁有最起碼的透明度。歐陽華在文中使用了「公民社會」一詞，並加上引號，顯然是有保留地用來指稱由於自由經濟大幅滲透而發生變化的中國社會，與某些西方學者認為中國正在形成某種形式的准公民社會」的看法大致相同。但是在共產黨權力之下，很難認為中國社會已經變成某種形式的「公民社會」。儘管如此，中國社會進程已經向中共政治體制的陳舊性提出嚴峻的問題。中共十六大權力交接程序的難產暴露出來的不僅僅是政體的專制，更在於中國社會的進程已經在揚棄中共的傳統政治文化尤其毫無透明度的權力任命方式。
據文章作者歐陽華說，他在北京注意到，中共權力與社會之間的裂隙已經在西方商人之中引起很多疑問。西方商界擔心，中共派系之爭導致政權某種程度的「癱瘓」會給商人帶來政治風險。一名在中國投資數十億美元的工業家憂心忡忡地說：「中國領導人互相殘殺，這是一個不好的兆頭。」一名在北京的西方外交官則在尋思：「既然江澤民沒法讓黨接受他的親信和他的觀念，他的地位真的那麼穩固嗎？」這些疑問既包含了不理解，也包含了對中共權力模式不適應社會的批評。
隨著西方對中國商業社會的進一步關注，陳舊過時的共產黨權力機器與社會不相適應的問題日益顯露出來。過去，在中國社會被專制全面統治的時代，人們還難以迫切地提出這類觀察。現在則由於西方進一步參與中國經濟發展，並由此參與中國社會的進程，有些尖銳的問題（不僅投資風險，也包括政治環境乃至公民社會的發展模式）也提了出來。如果說中共領導人仍把十六大權力交接程序視為本黨傳統，西方商人、外交官和觀察家則已經不這樣看。他們認為，中共本身政治上的一成不變已經走到與社會完全不相適應的地步。所以，中共今後面臨的命運可能有兩種：要麼自身政治改革以適應中國未來的公民社會，要麼其合法性被社會所揚棄。
費加羅報指出，中國由於缺少民主，她在世界上給人的印象是某種「地方性的政治體制化」，一種仰賴權力一代接一代移交的專制政體，而一代代中共領導人為保住這種被他們視為天然的合法性，他們在個人姿態上作出國家利益高於個人重要性的情感之上，似乎權力本身的存在僅僅是為了公眾的利益。但是，這種幻像現在被打破了。歐陽華在文中認為，江澤民為了滿足個人留名青史的虛榮心而抓住權力不放的一廂情願似乎損毀了中共領導人樹立的權力模式和形象。
的確，一個在中國持續了半個多世紀的共產黨政治神話正在破滅。中共試圖以經濟發展和改善生活來贏得老百姓的擁護，然而一旦中國普通公民意識到公民社會是中國未來的社會前景時，將不會有人再相信共產黨政權為民謀利益的神話。因為這個政權已經僵化和停滯，與公民社會的普遍價值完全不相適應。
江澤民把自己打扮成共產黨新價值觀念的代表，並試圖憑此進入中共偉人祠；而其實自鄧小平之後，江澤民是中國改革深化時期最平庸的領導人。當他發現一旦離開政權便無人買他的帳時，於是轉而抓住權力不放。這可能是今夏在北戴河發生的事情，也是導致十六大推遲的直接原因。據費加羅報文章分析，有關江澤民打算繼續在權力格局中處於「中心」地位的傳言並非空穴來風。一但他未能如願將其親信安插進中共中央常委，他可能會以「穩定」為名義再留任五年。
歐陽華文章認為，江澤民是黨內玩弄權術的老手，把自己打扮成統治的中心，充當派系之間的權力仲裁，但他沒有絲毫個人政治魅力，不得不靠屈服於一個重商的決策班子來治理國家，根本沒有政改的意圖和魄力。文章認為，江澤民把自己置於權力格局中心君臨其他人的仲裁人地位，其結果是使他夾持在保守派和改革派之間，幾乎沒有作為，即夾持在貌似「儒家」的李鵬和以「法家」自居但改革往往草率過場的朱鎔基之間。江澤民缺少魄力，從他在任以來標榜權力平衡這一點可以看出來。他既贊成廣泛輸入外國技術來使中國成為經濟強國，也贊成關閉信息門戶抵制一切來自西方的文化影響。他是一個非常中庸的人。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者康曉光最近有一篇關於江可能留任的文章在北京廣泛流傳。費加羅報認為，不能排除康的這篇文章也屬於江澤民的智囊政治操作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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