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紀念 （图片来源: FREDERIC J. BROWN/AFP via Getty Imag）
【看中国2026年1月17日讯】【按：“八九/六四”在36年后，再次遇到类比项：另一种文明、种族、文化、地域中的集权、暴力、反抗与结局——伊朗神学政权，据说屠杀抗议民众的数量已经超过六四天安门事件，然而伊朗人民仍然胜利在望，为什么？1、置之死地而后生，他们在神权之下没有活路；2、历史上从未有过对伊朗当局的“外国干预”，这次则是川普(特朗普)警告神学政权不准杀抗议民众，否则美国将干预，而川普刚刚炸了伊朗核子设施，还派军队抓了委内瑞拉的马杜罗，这都叫“外国侵略”，现在又赋予了新概念叫“唐罗主义”，乃是令集权与神权最惧怕的，所以伊朗变天，为期不远。但是远在东方的中国，何以不具备这些条件呢?我们能做类比的，也只有“八九/六四”。】
一、人与坦克
六四大屠杀后第五天，一九八九年六月九日，邓小平首次露面，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他有一个讲话，其中特别提到"坦克压过去"，他说：
‘这次平息暴乱中，我们那么多同志负了伤，甚至牺牲了，武器也被抢去了，这是为什么？也是因为好人坏人混杂在一起，使我们有些应该采取的断然措施难于出手。处理这件事对我们军队是一次很严峻的政治考验，实践证明，我们的解放军考试合格。如果用坦克压过去，就会在全国造成是非不清。’
1、一〇六号坦克
这个细节刺目地披露，即便是决策杀人的屠夫，也在顾忌"坦克会不会碾人"；或者他已经被告知镇压中发生了"坦克碾人"，而故意在第一时间欲盖弥彰？
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出身，后来成为"六四"屠城研究开拓者的吴仁华，亲身经历了极恐怖的场景。6月3日夜晚他留守在天安门广场，与千名学生面临屠杀之夜，"广场枪声不断，天空就像放烟火"，直至清晨6点，他随学生由广场撤退到西长安街六部口一带，遭遇戒严部队坦克从后面追赶上来，"坦克行驶的声音非常大，地面都在震动。大家都说'坦克来啦，坦克来啦'。"吴仁华回忆，他们快速地翻过路边铁栏杆，逃过坦克追碾，却也有一些落在后面的学生，躲避不及，被坦克当场辗死：
‘我看到很多学生遗体躺在自行车上，现场非常血腥，非常震撼，太让人愤怒。我当时想，如果手里有原子弹，我一定抱着它冲去跟决策者同归于尽。’
他清楚记得，那辆坦克的编号是106号。吴仁华早上10点钟回到政法大学，看到教学大楼前摆放五具血淋淋的学生遗体。他跪下放声痛哭，这一刻，塑造了他的后半生，他将余生用来发掘真相、追讨凶手，三十年里完成了《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六四事件全程实录》三部著作。
由肖强主持的《中国数字时代》的"六四档案"收录一篇署名"雨源"的文字《"六四"坦克碾人真相》，记录"六部口毒气弹，五个被碾死的学生"，恰好是吴仁华目击的一个旁征：
‘我隐约能听到六部口对面的哭声。我壮着胆子从最西面的坦克前绕了过去，来到了六部口十字路口的西南角。当时到处都是哭声，待我走近一看，我一下子呆了，眼泪就象流水似的一下子涌了出来，坦克附近的情形太惨了，我实在控制不住，放声大哭起来。五个被碾死的学生横乱地躺在靠近人行道的柏油马路上。最西面的一个离人行道二米多远，头朝着西北仰面躺着，脑袋中间开了个大洞，象豆腐脑一样的白脑浆，参杂许多红血丝向前刺出一米多远。另外四个倒在他的东面更靠近人行道的地方，其中两个被压到了自行车上，和自行车黏到了一起。’
据《自由亚洲电台》2015年1月29日报导，加拿大国家图书馆和档案馆最近解密了大量有关1989年"六四"时期的文件。加拿大解密文件中一批外交备忘录，描述了该国驻华使馆官员掌握的部份屠城情况，当中包括一名老妇跪在士兵们面前为学生求情反被杀害；一名男孩拖着一名抱着两岁孩童的女人逃走时被坦克辗过。根据记录，军队一度杀红了眼，"士兵不断开机关枪，直到弹药用尽"，甚至"有坦克掉头，将示威者辗成肉酱"。
人与坦克，成为六四话语中最为血腥、也最为本质的内容。北京体育学院学生方政，也在六部口被坦克碾断双腿，1989年6月4日凌晨，他和一个同校女生正从广场和平撤退：
‘忽然传来很多的爆炸声，正好在我身边也有爆炸物爆炸了，然后就升起一团来两三米直径的浓烟，事后我才知道这是一种毒气弹。我身边的女同学就站立不住了，摔倒了。我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把她往路边，人行道那边转移。就在这个时候我的余光看到，有辆坦克很快地向我们开过来，正对着，很快得逼近了我。坦克前面的炮管，都快到我头上了。速度很快，想躲闪就已经来不及了。我自己就感觉到一种很沉重的压力在身上，整个身体有一种紧缩的感觉，被轧上了。当时还有点意识，坦克的履带绞住了我的腿和裤子，拖行了我一段，震动了几下以后，我从坦克上掉下来，滚到了马路边，后来就没有知觉了。’
2、坦克人
1989年6月4日，长安街上，一名中国男子，身着雪白的衬衫、手提两个购物袋，独自一人，只身阻挡迎面而来的十几辆坦克。
《美联社》摄影记者魏德纳（Jeff Widener），此刻正在附近一家酒店的阳台上，立刻按下快门，捕捉到这一对峙画面。当时坦克试图转向绕过坦克人，但距离很近几乎要从他身上碾过去。有关这一交会瞬间的影像，成为二十世纪最著名的照片之一，"坦克人"成为六四事件和八九民运的象征，他也在全球范围内成为自由和反抗的象征，在照片、电视节目、海报和T恤中成为永恒。
但是直到三十年后，"坦克人"仍是一个谜。"正是坦克人的神秘使他得以永久存在——这让他成为许多西方价值观与希冀的符号。"美国路易克拉克大学(Lewis&Clark College)副教授珍妮弗．赫伯特(Jennifer Hubbert)说。
中共"六四"大屠杀死亡人数至今是谜。去年6月，香港《壹周刊》在翻查当年美国白宫的机密档案中，发现华府曾透过中方戒严部队线人，获悉了中南海内部文件，评估"六四"死伤民众多达40000人，当中10454人被杀害。
华府的机密档案点名称，中共第27集团军要为流血负责，"六四"凌晨这支军队持最具杀伤力武器，在天安门广场见人就杀。
2013年4月，前苏联关于中共"六四"档案解密文件显示，"六四"大屠杀死伤3,000人。
3、三十八军
调兵过程中出现令人震惊的38集团军军军长徐勤先抗命事件。杨继绳的《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透露：
当时，徐勤先因患肾结石在北京军区总医院就治。5月17日，徐勤先接到北京军区的开会通知。这一天，他刚好结石被排出，情绪很好。参加会议的有几位军长。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李来柱宣布中央军委命令，让军长们当即表态。其它军长没表示不同看法。徐勤先说：
"口头命令我无法执行，需要书面命令。"
"今天没有书面命令，以后再补。战争时期也是这样做的。"李来柱说。
"现在不是战争时期，口头命令我不能执行！"
"那你就给你的政委打电话，传达命令。"
徐勤先给政委打了电话，然后说："我传达了，我不参与，这事和我无关。"说完就回到了医院。他回来后同朋友谈起这件事时说，他作了杀头的准备。他说："宁肯杀头也不能做历史的罪人！"
关于徐勤先抗命，还有另一个版本，出自他当年的司机。据称徐勤先并未向前来传达命令的人提及"口头命令"，而是只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这次非要携带重型武器？"——他指的是坦克。对方敷衍了他一句："那我回去请示一下。"接着第二次再来人，就直接褫夺了徐勤先的指挥权并逮捕他，同时另派人来指挥三十八军。
后来徐勤先受到军法处置，在法庭上他也拒绝认罪，却撂扔下一句话："不是历史的功臣，就是历史的罪人！"此话直指邓小平、杨尚昆，在军中引起极大震动。
4、开枪令
六四之后，杨尚昆否认他知晓军队开枪，说他当时正在人大会堂，听到枪响后也感到突然。反对镇压的上将张震质问过杨白冰，到底是谁下令开的枪，杨白冰说他只是执行命令；北京高干子弟中盛传徐聂两位老帅和陈云，去世前都曾要求邓小平讲清楚到底是谁下令开的枪。
上峰不愿承担责任，军队便背上沉重包袱，尤其执行镇压任务的部队，压力尤大。伤及大批无辜群众，和国内外的巨烈反弹，令解放军视开枪为耻辱，地方组织群众慰问在北京担任戒严任务的部队，后者都一再声明他们没有向群众开枪。
二十七军的境遇颇为典型。该部队回到驻地石家庄后受到极大压力，军队干部的家属，在地方都受到单位同事指责，他们的子女上学时受到其他学生的围攻，菜店拒绝卖菜，粮店拒绝卖粮。二十七军将士强烈要求军首长能出面澄清事实，还他们一个清白。军党委不得不致信河北省委、省政府，请求他们秉告乡亲父老："二十七军这次没有向首都人民开一枪"。
坊间据称二十七军是替三十八军背黑锅。三十八军一怒之下状告中央军委，谁知军委态度模糊，称"开枪不一定不对，不开枪也不一定对，以后这件事不要再提了。"当时以代军长名义率进京镇压的后任军长张美远，情绪低落，意欲退休回老家。一九九〇年初，总政治部拟在"六四"一周年广泛宣传"平暴"伟大意义，回击国际上的"反华浪潮"，当时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李瑞环予以否定，总政主任杨白冰质问为何，李说是邓的意见。"平暴"中曾被授予"共和国卫士"的军人及家属复员转业前，纷纷要求从档案中拿掉"平暴的业绩"，担心到了地方工作受歧视，更不愿子孙后代背历史的黑锅。
至今，据说查遍军委文件，始终找不到确凿无误的开枪命令。传说邓小平口头上对杨尚昆有交代，杨尚昆偷偷录了音。"杨家将"凭镇压掳获大权，洋洋得意，遭忌各方权势，终于被谗言到退居二线邓小平那里，据称是江泽民使的坏，更有八卦称，"九二南巡"后邓小平搜查了杨白冰办公室，搜出录音带，打倒了"杨家将"。
加拿大解密的"六四"文件中，包括中共政治局常委试图向瑞士转移巨款的情况。据《英国电讯》报报导，前《南华早报》驻京记者Tom Korski自加拿大国家档案馆取得一批机密外交文件，里面记载加拿大使馆人员引述时任瑞士驻华大使称，八九民运爆发后，中共当局高层担心政局不稳，中央所有政治局常委曾经接触他，打探如何将巨款转移到瑞士银行。
二、坦克碾过的中国
1991年仿佛在一阵惊异后的茫然之中，悄悄落下帷幕。二十世纪影响世界最剧烈的一个帝国，好象在某一个早晨突然消逝了。连美国都有一种忽然失去对手的空落落的感觉。白宫发言人费兹渥特说："在苏联境内，事情的发展实在太过迅速"；驻莫斯科大使史特劳斯回国述职时，在电视访问中表示担心苏联出现法西斯分子夺权的局面；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杰瑞迈海军上将，则急切地希望知道，那两万七千多件核子武器到哪里去了?贝克也匆匆跑到中亚去寻找承诺。
冷战结束带来的仿佛不是轻松，而是更加无法把握的危险感。美国人好象连过圣诞节的兴致都减弱了许多，商人们期待着一年终最为狂热的圣诞节采购狂潮没有出现，顾客们都捂紧了自己的荷包，弄得布什总统亲自赴商场购物，也刺激不起这种疲软的势头。自然，失去对手，大家都没武器可卖了，俄国人没有面包的时候，美国人也只好少去超级商场。
可是，在那个原先大家最担心要出事的中国大陆，欲在一片万马齐喑的沉闷当中，渐渐挨过被无数人诅咒预言的那种崩溃，居然看上去好个稳定，大把大把地赚进外汇。《纽约时报》说:"这是九十年代不可思议的事情之一：有着一个顽固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以百分之六的经济增长速度发展，通货膨胀率低，外国投资上升，出口额和外汇储备额破了记录。对比起来，一个民主的印度，也就是亚洲另一各第三世界巨人，却以百分之四的增长率，贸易赤字和两位数的通货膨胀挣扎前进。"
于是，中国又一次在这个世界的常识之外，成了一个很难捉摸的国家。
1、中国：该来临的厄运都没出现
外国人觉得他们好象再也看不到中国人的愤怒和沮丧。《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克里斯托弗，跑到贵阳访问了一家普通工人，主妇江莲湘(译音)，一个笑眯眯的女人，向他展示了沙发、电视和冰箱之后说:想要的大部分都有了，就差一部录像机，还怕买了影响孩子作功课。而这家人的月工资只折合18美元。克里斯托弗写道:"在1080英里以外的北京发生军队镇压民主运动以后，这样一种经济上的满足情绪，是没有预料到的。很多中国人和外国人一样，都相信当坦克压碎了天安门广场上学生的帐篷时，经济会崩溃，这种崩溃会通过外贸下降、经济改革倒退和一个越来越不满和不合作的工人队伍而爆发。但这一切都有没发生。"
的确，中国好象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气功又风靡了，比"六四"前更狂飙，据说有一派叫"元极功"，拥有上千万的信徒，以成为全国第一大派，在某地购置上百亩地，大兴土木。卡拉OK也迅速席卷城乡。广州掀起自费观光热，已有十九万人逛了东南亚。深圳则一面是色情业屡扑屡起，一面是股市开张，五十万人抢购。上海城郊赌风织烈，千元一注，万元一夜，官民同好。北京出现"跪式服务"，文化夜市笙歌曼舞。民间的收藏热也悄然兴起，从烟盒、邮票、筷子、钥匙、古钱币到毛泽东像章，种种小玩意儿成了成千上万中国人搜求、玩赏的宝贝。连大学校园里，也时兴揽活牵线的"校园经纪人"……。
一切都回复原状，颇象鲁迅当年写的，"革命党"闹过以后，大家又都把辫子放了下来。这副重又归于模糊不见它心思的面孔，中国人自己最熟悉了。记得林语堂早在六十年前就描绘过一张老妇人的脸："厕身于叛乱战祸之间，围绕着贫苦的儿孙，愉快而老态龙钟的中国，闲逸地吮啜着清茶，狡黠地微笑着……"。
谁能看得穿这张脸呢?
当然，各种各样的局部的骚动、混乱乃至反抗，从也未消停过。据北京大学校方最近的一次调查，去年在石家庄军校军训期间，两名学生自杀，二十多人神经失常；有一小群学生烧了军装，另有人在校园里张贴告示呼吁结束军训。中共也发现在北京和其他城市，都出现了大批地下劳工团体。北京的几次罢工都是这些地下工会组织的。不久前国安部突袭扫荡了北京十四个地下工会，发现其中有两个工会是模仿波兰团结工会组织方式的，各有约一百名成员。他们以开讨论会的形式在会员家中碰头。他们不公开提出推翻共产党，只宣称组织以工人为主的政党。据熟悉其内情的人透露，国安部虽派人渗透到他们当中，却不能确定谁是头头，因为他们十分谨慎隐秘，而秘密公安人员也必须花功夫暗暗搜集证据，以证明他们在从事"反革命活动"。这些证据常常是从一些地下出版物中得到的。
另外，据《纽约时报》记者的观察，国安部在今天所扮演的角色，也更加神秘。他们认为到处都是敌人，其工作重心仍在搜查大陆境内的外国间谍、异议分子，"公安人员数以万计，遍布大陆各大城市，随时监视政治滋事者、神职人员、申请出国者和外国人"。自1982年以来，中国的公安人员数量急剧膨胀，差不多增加了两倍，许多地方都设立了"编外公安"，且配备武器。据公安部长陶驷驹在六月份的一个"反和平演变"的内部讲话称，过去两年里，在十二个省市取缔了六十多个地下"反动组织"；1990年，全国发生夺枪、持枪杀人及走私枪械弹药等案件一千多起，爆炸事件也比前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点七。这些表面上看不到的暗潮，连同铁路上的公开打劫、政府行政力量达不到的那些边远、交界地区的猖獗犯罪，如江西鄱阳湖区已成为重大刑事通缉犯的避匿所，等等，又都显示中国正暗暗跌入更危机的深渊。
2、中国"大猫腻儿"
上述乱象，自然是外国人很难看到的，即使驻北京的记者也难窥其一鳞半爪。所以说，邓小平何以能支撑到现在，这件"九十年代不可思议的事情"，变成了全世界百思不得其解的"中国大猫腻儿"。其中奥妙，中文话语中有各种剖析，总其要者，无非是一句话:用资本主义挽救社会主义。这种唯有中国人才能心领神会、身体力行的"智慧"，在眼下共产主义被全世界唾弃的大潮流下，自然是一个超出常识之外的异数。
不久前，中共"八大"落幕，一场持续两年的"姓资姓社"之争，暂告休兵。虽然这看上去好似一场迂腐的意识形态大战，仿佛比世界潮流落后了一个世纪，但这却是决定中共在"六四"之后能否撑得住的关键所在。天安门屠杀后，经济改革的存废问题立即成为政治斗争的焦点。
保守势力的确趁势反攻，意欲一举扫荡十年改革形成的格局，收复中央集权和计划经济的失地，其锋芒最盛之际，陈云使出一招极厉害的杀手锏，即将屠杀的罪责和十年改革导致"六四"风波，一箭双雕射向邓小平。当时的情势，国内虽一派肃杀，但对天安门公然杀人，朝野都憋了一股怨气，不断有追究罪责的呼声发出。老邓那时只能避其锋芒，闷不吭声，听凭李鹏肆意揽权，坐收城池；对胡乔木、邓力群在意识型态领域里的大肆蹂躏，也装作看不见，让一个李瑞环出来顶一下，立刻剑拔弩张。老邓只得缩回。
那位江核心，也是两面讨好，整日价说些打哈哈的话。倒是一班封疆大吏们，有恃于经济实力，敢同李鹏分庭抗礼，闹出一场"南北战争"。中央对地方势力的默认，格局由此形成。但中共这个政权，此时还没能在"六四"打击下站住阵脚。许多人都以为，后来苏联发生的变化，会加速中共的解体和国内危机的爆发，其实不然。恰恰是莫斯科那场极富戏剧性的流产政权，以及接踵而来的苏共彻底垮台，把中南海里那帮老人们先震懵了，接着就震开了"窍"。它一下子把中共的许多问题单纯化了，单纯到只剩下一个目标：保全江山。
事实上，1989年五、六月间，老人帮与邓小平在学潮的冲击面前，也曾一度把事情单纯化到"保全江山"上而能够联手，集体决定镇压。只是镇压以后，老人帮又跟老邓算改革的帐，又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又想取代苏联当国际社会主义的新首领，等等，把问题又弄得复杂起来。邓小平的长处和短处，就在于他正是一个善于单纯地处理问题的老手，而不管后果会怎样。他是一个非常彻底的现实主义和功利主义者。可是，就化解眼前就要翻船的危机而言，老邓确有办法。如此，大伙儿这才洗耳恭听老邓的一番老辣之言∶这个党只要能够实实在在把生活水平搞上去，普通的中国人就会支持共产党的领导，而不去计较"六四"那场风波。
3、邓小平成了和平演变的"总设计师"
于是，八中全会前，杨尚昆、王震等纷纷出来呼吁不要干扰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江核心也终于有了点胆子，敢于亲自删去人民日报社论中"姓资姓社"的提法，并批评中宣部把"反和平演变"搞的草木皆兵；连陈云的心腹宋平，也到颇有些不把北京放在眼里的"上海帮"里去挑选干部了。大家都觉得还是老邓说的在行、干的在行。老邓的办法也很单纯，就是他的老把式，用资本主义来挽救这个江山(而不是社会主义)，虽然他还必须使一个障眼法，说只有这样才能证明社会主义优越性。他自"文革"后第二次上台，就不在乎这个江山姓资还是姓社了，只要姓共就好。
苏联刚垮那阵，老邓就语出惊人：中国才不去扛那面共产主义大旗，谁愿扛叫谁扛去，我们只管办好自己的事。这就是老邓最"精彩"之处，也是中国最大的"猫腻儿"。用老百姓的一句"黑色幽默"来说，就是"只有中国才能救社会主义"。而今，上上下下都跟着老邓的口气，高喊把经济搞上去就能防止和平演变，殊不知这恰恰是货真价实的和平演变。
把当今中国政治危机的根源，仅仅归结为人民对物质生活的不满足和经济的困境，这曾经是中国改革派的一贯思路。当年胡启立主管意识形态时，就曾抱怨：怎么现在的人都是"拿起筷子吃肉，放下饭碗骂娘"？事实上，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都显示，政治动荡常常不是发生在政府无力摆脱经济困境的时候，而是发生在经济成长、人民生活水准提高的情况之下。就生活水平而言，"六四"以前，很少有人不承认自己比从前过得宽裕。赵紫阳政府对消费品发展的重视，已经使大城市居民对"新三大件"（彩电、冰箱、洗衣机）的需求基本饱和，许多此类厂家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被迫转产，而把家用电器让渡给一大批乡镇企业去生产，向农村倾销高能耗、低质量的"三大件"。
可是，这并不能防止中国的民主运动还是从大都市首先爆发，并且比经济状况糟得多的苏联和东欧更早爆发。那时，许多外国人也很奇怪，他们觉得中国人生活得不错，干吗还要跟政府过不去？如今他们仍然会奇怪∶怎么，"中国在追随一个强硬的意识形态路线时，并没有为它付出很大的经济代价？"
当年，慈禧杀了维新党人，又闹出一场"拳乱"，自己竟被八国联军逼出北京。签了奇耻大辱的辛丑条约后，她也想搞变法了，问荣禄如何。荣碌老老实实告诉她：变法能救中国，但救不了大清。然而，慈禧还是让张之洞搞了变法。没几年大清真的完了。所以，灭大清的不是康梁，也不是孙中山。一半是军阀，一半是慈禧自己。
4、只干不说：执政与制度分离
"不改革等死，改革找死。"这是中国老百姓的大实话。
邓小平以为给他们一个"小康水平"的好日子过，他们就服贴了。表面上大伙儿都低眉顺眼，大气不出，可心里想什么，谁都心照不宣。借用北京小痞子的一句话来说，大概是：中国人连死都不怕，还怕活吗?
如今中国人这活法，实在是无论姓资姓社都供不起了。
如果这个制度姓社，则它的税收的百分之四十已来自个体和集体经济，凡是在公有的领域里，"挖社会主义墙脚"、损公肥私已成了常态；如果这个制度姓资，则它又没有财产保障，个人赚了钱照样拿去挥霍。最简捷的"短期行为"要算"吃"，这也是中国的一大文化特色，正所谓"一顿饭工夫"，社会财富都化为乌有，吃得精致、挑剔、讲究"，吃完了就调侃，"侃"得充满幽默和技巧，"口腔文化"日益发达，难怪王蒙会把一顿早饭的吃法写得那样复杂，并引起那么大风波。
中国大陆以公款吃喝的"社会集团消费"，一年是100个亿。等于一年吃掉一个大庆油田，吃掉九分之一的内债。政府曾想以征收宴席税的法子来控制公款吃喝，但饭店酒家当然不愿自堵财路，幸好那些"社会集团"立时想出妙策，把大桌盛筵"分而治之"，变成小桌，按人头算未及上税的限制线，如此，吃得更斯文而且更精致。自然费用反更高。后来，政府改用行政命令规定，凡因公用餐每桌只能有"四菜一汤"。这就引出一个拍案惊奇式的故事。
河北邯郸市有一家陶瓷厂，生产的清花瓷餐具颇有名，娇小玲珑晶莹润泽，销路一向不错。但不知怎的忽然订单大幅下跌。厂方茫然，便派出供销人员到全国作市场调查，这才得知，原来只怪自己信息闭塞，不识时务，便急起直追，向别的厂家看齐，推出一系列巨型化的餐具，最大的菜盘可以盛得下三只肥鸡和成打乳鸽。原来薄如纸、声如磐、润如玉的清花瓷器，也就变得厚拙笨重，但销路奇佳，各大宾馆、酒家、招待所争相订购，月销售量由四万件暴升至七万件。对此，厂家自嘲为"邯郸学步"。说穿了，这就是"社会集团"和饮食业联手对抗"四菜一汤"的手段。
如果人们得知北京一个中央直属研究所的小小卫生室，就购进1200盒北京蜂王浆，作为公费医疗的"急诊药品"，这还不值得惊奇的话，那么，嫖妓宿娼还可以用公费报销，这实在是匪夷所思的奇谭。然它却是真实的案例。广州某工厂营业部主任黄崇德与三名手下召妓，以公款"实报实销"，长达半年。东窗事发，他只好自叹不走运。不花一个子儿能"夜夜风流"者，何止黄某。从沿海到内地，很多地方的淫业都是收钱后开出旅馆住宿单据的，按制度办事拿回去何愁不给报销。
这些事例虽小，却可以说明，眼前中国搞的究竟是姓资还是姓社的制度。如果按照中共强硬派的宣传，西方国家正在利用各种机会宣传西方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以"和平演变"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那么，造成这种演变的物质方式——经济的发展、消费水平的提高等，这些中国稳定的根本因素，正是邓小平精心设计的。维持这个政权暂时不垮的秘诀，正好是彻底葬送这个政权的秘诀。中共的老人，如陈云等，在这一点上并不糊涂。他们一直指桑骂槐地高喊"警惕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指谓何者，是再清楚不过的。而西方人所不能看透的中共何以能创造的那个"奇迹"——在"六四"以后维持这个政权没有垮掉，实际上恰好是另一个"奇迹"∶这个政权以牺牲它的社会主义原则换来存活。
这是苏联消亡给中国共产党人的唯一启示：把执政同制度分离开来。
5、让出半壁江山给姓资的
这种分离，照邓小平的谋略，是"只干不说"。当然，一切关系到维护这种执政的行为，如镇压异己力量、不准反对党存在、稳定军队等等，都是只干不说。所谓"防止和平演变"，也已不是防止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制度蜕变(毛泽东曾为此几乎把这个党摧毁重建)，而是单纯到防止政权被非共产党、甚至非当今执政者利益集团的任何人拿走。这是中国共产党有史以来最根本的一次变质，也是它失去统治合法性最明显的反映。
然而，这种分离又是以共产党出让“全能主义”统治方式为前提的。首先让出来的，自然是这个党过去以全民所有制形式独占全社会财富和市场的那种垄断。从旧体制里分离出来的个体和集体经济，以其提供的百分之四十的税收，成为这个政权的重要供养者，并且创造着繁荣和稳定。
《纽约时报》记者曾采访贵阳一个姓张的医生，在上海和西南之间贩运毛衣、茅台酒和筷子，1990年利润一百万，上缴税收10万，还雇用了520人，他很幽默地宣称"我在为国家作贡献"。人们都记得，"六四"以前陈云曾有一句名言：按马克思算出的资本剥削率，雇用八个人以上就是资本主义。那时连农村雇工都受限制，现在则是城市里也管不住了。中国事实上正在悄悄进行一场所有权的重新分配，只不过是一场没有法律保障的分配，它将如同共产党在1949年前后以暴力重新分配一样，留下无穷后患。有趣的是，正是陈云的儿子陈元，好象看出其中奥妙，最近提出一项"新政"，共产党反正不能独占社会全部财产，不如"合法地"把其中一部份干脆变成"党产"。这点后文还要提到。
倒是那一大批不被任何人所占有、真正只属于共产党的国营企业，如今成了这个社会的包袱和不稳定因素。它使这个政府负债累累，每年财政补贴高达一千多亿，占支出的百分之三十五，赤字一百四十亿(如包括内外债和银行透支，最少六百亿)，中共只有借内外债和多印钞票来补这个窟窿。
千家驹说∶"工厂亏损，以由国家包下来，国营企业不怕破产。工厂里的原材料、成品，工人可以随意拿回家去，这叫以厂为家，把工厂拿光了，也不关工人的事，反正老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此八中全会，三峡案子定不了，人事安排摆不平，最后只好去打国营企业这个"死老虎"，殊不知这是只能喂、不能打的一只怪物，邓小平最怕碰它，经过"六四"，才知道一打它，它就上街，跟你要"民主"。邓小平吃过这个亏，知道只能分一杯羹喂它，每年忍痛拿几百亿补贴买个太平。
可是那些太子党们血气方刚，不认这壶酒钱，冲老邓叫嚷：不要再搞"骄民政策"，不要再"向公众许诺不现实的高标准"，还搬出亨廷顿的一段话，说"统治者为满足群众情绪而发动改革，常常会成为革命的先导，因为群众这时想到的不是统治者的善意，而是统治者的软弱可欺"——这里比较幼稚的地方在于，共产党的太子们偏偏比他们的老子更不懂得治下的子民，这种社会主义养出来的"群众"，的确是不供养就会"革命"的，这是制度造就的——吃大锅饭和闹革命，这两个脾气都是共产党惯出来的，如今你要他改，他就先要改你的江山。这跟善意还是软弱毫不相干。你要想改他，你就得有勇气把江山也赔上，象戈尔巴乔夫一样。可惜中共老人和他们的太子党，早已不是这样的大角色，如今为江山不惜舍得一切，宁愿让它烂掉，也不撒手。然而，邓小平到底知道，若要这般，先得让出半壁江山，这就是让先富起来的那百分之四十的个体和集体，搞一点"利益均沾"。
6、"合法性"
可是，对他们来说，最困难的一个问题，即继承者的问题，至今看不到解决的可能。
八中全会前，曾吵吵了一阵人事安排问题，末了未见任何结果，据说推到十四大去解决。盛传所谓以上海帮为核心的改革派、太子党等被海外盲目寄托了莫大希望的新兴政治势力可能提前进入决策核心，似乎也是故意宣染出来的假象。尤其是一份被称为太子党"政治宣言"的文献的出笼，更增加了这种假象的神秘色彩。这份据说由陈云之子陈元主持起草的"苏联政变后中国的现实应对与战略选择"，以其摈除中共一贯的意识型态语言、采用某些海外的时髦概念、术语，如"新保守主义"、理性主义、合法性、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等等，颇有些"公子趋新"味道。文内关于"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第一个合法性来源(马列主义和毛主义)丧失后"对第二个合法性来源(中国特色)进行创造性的再解释"、"共产党不仅要抓枪杆子，而且要抓财产经济"等等赤裸裸的"太子政见"，确乎是为邓小平悄悄进行的执政与制度的分离提供了某种远未成熟的理论和策略，也真是难为了这帮公子哥儿。
可是，他们却犯了一个大忌，那就是邓小平钦定的四字方针∶只干不说。太子党们毕竟嫩了点，有些耍小聪明，不懂那"说不得"的道理。他们从小是在共产党的阴谋政治里面泡大的，却好象并不懂得其中玄机，那里面唯一的法则就是没有规则，说的和做的永远不是一回事。他们自以为抓来几个西方政治学的名词，就可以给他们那些压根儿不在乎什么统治合法性的老子们"启蒙"一下，好象是第三代要教第一代共产党人去重建"合法性"，未免太迂腐了点。这有些象四十多年前蒋经国那出"太子上海打老虎"的故事新编，也有点象二十多年前林立果搞小舰队、写《571工程记要》为他父亲出力，结果都不能成事。
今天好象有不少中国人很看好这群太子党，总以为他们比他们的老子要开明，而他们又很容易取得政权。其实，这两点都将成为神话。若说"开明"，则那份"太子政见"已然露出的法西斯味道，就够明显的了，何况这群太子们自己最清楚他们执政的所谓"合法性来源"只有一个，就是非合法地从他们老子那里接班，这使得他们不会有一点点"作为统治者的自信心"，而只能凭借更野蛮的专政。与此有关的第二点就是，子传父业这种权力转移模式甚至在共产党理论体系里都找不到"合法性根据"，还不要说有了这样一个不合法的"党内合法性"，必定失去社会上的合法性，毛泽东搞"文化革命"留下的一份全民性的政治遗产，就是不能接受任何传统(一般都读为"封建")政治的做法。如今沸沸扬扬的"中共老人要交班给儿子、女婿"的说法，大约是太子党们为自己造出来的舆论。以邓小平的老谋深算，尚不至于糊涂到要让他的儿孙为他殉葬。从台湾蒋家的例子来看，蒋经国死前公开宣布蒋家成员从此不得参加总统选举，等于以此换来他身后所有国民党太子们参政的合法性，此一先例，倒是可供那些有政治抱负的中共太子们参考。
权力继承的危机，已经敲响争夺中共后老人时代权力真空的政争。这是一个超经济的乱源，它既没有规则，也没有底线，任何政治势力要想在当今中国取得合法性，都非常困难。满清王朝崩溃后权力合法性真空的现象，又将循环出现了。
邓小平已经丧失了他的机会，而当今中国没有人比他更有机会。他在今天越创造"稳定的奇迹"，就越为日后埋下乱源。他的功利主义、实用第一、不择手段、只干不说，以满足中国人的物欲来换取执政，趋天下万姓以逐利，教四方百民图苟活而不知为人，正在耗尽一切属于中国人的精神资源。中国人在毛泽东时代曾是最疯狂的政治动物，而今，他们又比任何时候都更沦为经济动物。这将是对中国更深层的一次毁灭。邓小平的任何继承者，都将不能收拾这个被掏空了的中国。
三、绝对不碰"六四"
要说政治发育控制，绝对不碰"六四"，这才是最关键的一条。
年年岁岁说六四，岁岁年年语相似。中国人长期的一个疑惑是，中共为何不借"平反六四"找回合法性？中共这个党，极富"平反纠错"的历史经历，党史上早期就给大量被王明、张国焘整肃的人平反；四九后最大的平反事件，即五七右派和文革，邓小平甚至就是靠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而找回执政合法性，开创了生气勃勃的八十年代。
然而，六四是中共历史上唯一没有写入党史或党章的重大事件，也没有经过党的全体大会讨论通过任何一项决议。原因有三：
1、许多老同志无法认同我们的军队向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和青年学生开枪；
2、没有人敢出来承担责任；
3、党内缺乏共识，无法给那件事定性。
具体一分析，那就非常复杂了。
第一、过去那些平反都是路线斗争的结果，赢家可以否定前任所做的一切，比如李立三否定陈独秀、瞿秋白又否定李立三、王明从苏联回来又否定李和瞿、毛泽东延安整风又否定王明，毛从此立于"红太阳"地位，只有他整人，没人再整得过他，直到文革他死掉。邓小平部分否定毛，才能改革开放，一路走到"六四"屠杀；
第二、给六四平反的最佳时期已过。邓小平活着的时候，由他自己把那件事办了，可能是最相宜的。当然他必须承担"屠杀"的责任，也必须惩办李鹏、陈希同等"谎报军情"的责任，替他分担罪责，那时候这么做，就像否定文革一样，中共只有暂时名誉损失，不伤元气。邓死后，任何人碰"六四"，只能打倒邓，把他钉上历史耻辱柱，党内有谁肯做？毋宁大家心里都认为，就让邓去背这个黑锅吧。
第三、这三十年腐败横行，这个党早就不是共产党了，而是既得利益党、资本家党、腐败党。如果给六四平反，很快就会出现两个机构：反贪局和中国廉政公署，有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党的干部被审查，其传票也会像雪片一样飞到欧美各国，通缉那些在国外安享天年的离退休干部，该进监狱的、该判死刑的，一个也跑不了。
这些年，又出了一个"和解"说，所谓"握手言欢"也，可是谁跟谁和解呢？中共想跟咱和解吗？"和解"之谓，不说有乞求之嫌，至少也是"自作多情"，仿佛中共已作困兽犹斗，你若不"和解"它，它便要玉石俱焚似的，又似乎当年被镇压的一方，死乞白赖不肯给它一个台阶，它好下来，保全颜面，哪有那么回事嘛！
"南非模式"也罢，"非暴力不合作主义"也罢，都是好东西，可咱就是使不上，所谓"没那金刚钻，别揽瓷器活"。"南非模式"的操办人是图图大主教，有一个基督教的信仰衬垫在那里托着，才有"赎罪""宽恕"这些超越性价值的介入；又如圣雄甘地的印度法宝，那背后也是佛教的价值支撑，诸如不杀生、来世等等。对债孽深重的中共来说，这些绝对都是好东西，可它就是不肯让人家发展，灭杀还来不及呢。设若这个十年里它放手让家庭教会（据称已近上亿信徒）发展，或者江泽民当初不去围剿"法轮功"（也算佛教的一支吧？），那么当下中国便早已有了"和解"的土壤。
缺了宗教这一环，便只剩下法理的解套。六四这场危机，在法理上只有镇压者和被镇压者，双方的角色和位置，既不能互换，也不能均摊（各打五十大板），说到底，对"和平请愿"施以暴力的责任，一丝一毫都无法归咎于请愿者的"不妥协"，而只能由掌握暴力的执政者来承担；也唯有因循法理的裁决，才能实现"公正"，消弭六四积累的全部怨恨。
假如把以上两个不同的环节一锅煮了，就会出现今天的一个思路，也是不少人一直在鼓吹的一个观点：双方都有错，激化是两边的"坏人"挑拨的，这为官方将来的"方案"提供了一个解套的思路，最后给邓小平一个"听信挑拨"的轻微定论，李鹏是肯定要成"替罪羊"的，他自己都很清楚；只要为邓解了套，赵紫阳也能平反，"天安门母亲"也能获得赔偿，然后江胡两届自然顺理成章。
如今鼓吹"大和解"的人，就是在一锅煮，用心是好的，可你煮得成吗？还不要去说，这法理的一环，当局也没兴趣，因为六四引起的执政合法性危机，已被它的"经济起飞"所化解，它可以不理睬这个"公正"问题，而扔给民间和受害者去咀嚼，谅你们也闹不到哪里去。这二十年的事功，叫当局的功利心大振，于是离那非现世的宗教越发远去了，想拽都拽不回来的。
从技术性的角度来说，"六四"乃是一个所谓a point of no return，无返还的终点，一旦越过，便成为新一段历史的起点，也就是说，中国的麻烦早已不那么单纯了。当局因六四杀人而将中国拨向"激进走资"一途，以至公平倾斜、社会分裂，三十年下来，整个民族伤痕累累，怨怒深重，岂是解套一个"六四"就能挽救的？在这个纵深的意义上，邓小平正是祸首，即使"六四"这笔帐能饶他，后来的帐又叫谁去担？所以积重难返、环环相套，中共只能不碰它。
四、“八九”输给一个白痴了吗？
三十几年前，天安门广场最响彻云霄的一句口号是：“李鹏/傻Ｂ！”万众逞口舌嘴瘾之快，莫过于此，大概只有文革除外。中国人之讨厌李鹏，以这句口号为经典，可以不必多着一字。当年天安门，骂翻李鹏，是标语口号一大主题，其中还有民谣味的几句如下：
李鹏，李鹏，缺少水准，去收酒瓶。
邓妈妈，快把鹏儿领回家，再给两个大嘴巴！
开除李鹏，出口南非。
治蛔虫药，两片；治感冒药，两片；治李鹏药，两片。
但是几十年下来，虽然讨厌他的“人民”一败涂地，却无人反问过一句：李鹏真傻吗？李鹏的颟顸、强硬，连同其面部肌肉的僵直，给人印象深刻，很难得地在共产主义崩溃大潮前夕，被云集北京的全世界摄影机拍摄下来，几乎是一个“极权主义”的最后留影；这副尊容，跟“六四”血光之灾，一道凝固在世界和中国的记忆库里。八九年危机中的共产党，李鹏冲锋在前，邓小平“垂帘”于幕后（他却要说学生幕后有“摇羽毛扇的”），中国民间视李鹏为“弱智”，或许正是一种无可救药的幼稚。
不过，共产党虽有李鹏式的强硬，对历史却没有信心。刘少奇有句话很著名：“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但人皆明白，“历史”还得你自己写。于是，对“六四”人人都要留下说法，人人不甘寂寞，已是一股风气。掐指算来，“杨家将”老大乃始作俑者，生前已表示“无力纠正六四事件”的遗憾，他乃镇压执行人，等于撇清责任。这厢赵紫阳原无意愿自己写，老部下们竭力相劝：“这不是你个人的问题……写出来，留给后人，是你应尽的历史责任。”（杜导正《改革历程．序》）
近来网上流传的一本《李鹏六四日记》，香港出版又叫停，说明李鹏有些慌张，邓曾“垂帘”、杨要撇清、江胡把自己摘得一干二净，赵紫阳已写出“历史”，那么“六四”血债，难道要拿他这个“总理养子”顶缸不成？
1、指证邓小平责任、拉江泽民垫背
这本《日记》毫无掩饰地彰显了李鹏的智慧。他每次见邓小平，都有“当场笔记”，他援引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七日下午邓小平的原话，那是在地安门大街前沿米粮库胡同的邓府里说的：“实行戒严如果是个错误，我首先负责，不用他们打倒，我自已倒下来，将来写历史，错了写在我帐上。”李鹏并在此话前面特别加了一句修饰“小平同志以大无畏的精神指出”，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说，“六四”这笔帐，你们要找邓小平去算，别找我李鹏。
紧接着是五月十九日上午的常委会，李鹏又引邓的原话：“准备流点血。动乱分子搞打砸抢，也有暗藏武器，他们要反抗，阻挠戒严。如果我们提出‘绝对不用杀伤性武器’，那是不行的，那等于捆住了自己的手足。”——全世界不是一直在追问“六四”开枪令是谁下的吗？李鹏出版他的日记，只要达到一个目的就够了：白字黑字指认邓小平下令开枪。
赵紫阳录音谈话面世以后，坊间传说李鹏也要出书，却被胡锦涛封杀了；此前据传是杨家将背景的那本《六四真相》流落海外，也曾令江泽民怒不可遏。江胡二人，视“六四”为身外之物，仿佛“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虽然他俩都是最标准的“六四产儿”。李鹏恨此已极，却也无奈，思来想去，大概自己出书替自己“造历史”，是唯一选择，连邓力群不也是这么干吗？
所以，张良汇集一堆“中央文件”，梳理造册，编成一部秘史，是一个现成的模式，何不拿来？如此召集一帮秀才为自己编一部《日记》，对李鹏不费吹灰之力。这本《日记》的真伪，要看其中史料、记载有多大水分，而不在于是否作者亲笔。通篇《李鹏日记》，皆枯燥的中共官式文件语言，脉络中却有两条灰线，一贯到底，一则是详细引证邓讲话，另一则，是绝不遗漏江泽民在上海的每一步动作，词语间还带上一点阿谀，用意昭然。
2、李鹏日记填补了哪些空白？
江胡不对“六四”做官史，便给野史预留了极大空间，但民间修史对暗箱操作的高层决策，又似无奈，即便如赵紫阳录音回忆，自他被废黜，五月十七日之后便一派茫然，形同空白。
李鹏亦不会“和盘托出”，但他要摘净自己，就躲不开敍述过程，从他的日记里，我们倒可以找到赵紫阳规避、未明之处；再就是五月十七日之后，他们磨刀霍霍、国家机器运作的嘎嘎之声，跃然纸上。
最值得一议的，是五月十九日上午、即当晚于总后礼堂召开“首都党政军干部党员大会”的那个白天，邓小平竟还召集过一次会议，以往所有关于“六四”的回忆、史料中，皆未曾出现过这个纪录，这次却由李鹏公布出来，内容之敏感、尖端，前所未有，邓小平若地下有知，一定大骂李鹏爆料他，比赵紫阳更甚；而就凭披露这个“邓讲话”，胡锦涛就有理由封杀《李鹏日记》。
“上午十时左右，我们应邀到小平同志处开会，参加会议的有陈云、先念、尚昆三位老同志，三位常委李鹏、姚依林、乔石，人民解放军三总部的迟浩田、赵南起、杨白冰，还有秦基伟、洪学智、刘华清三位老红军参加。邓小平同志在会上讲了六点意见……”主要是三点：“准备流点血”、筹备罢免赵紫阳、确定江泽民接总书记。这次会议，不仅议题至关重大，李鹏记录下来的此次邓讲话，也将是研究八九历史的关键史料，举其要者：
——开禁“杀伤性武器”；
——借鉴台湾戒严的前例，“戒严要多久时间，现在定不下来。总之，要到一切恢复正常为止。台湾不是戒严二十多年了，也没有说哪一天解除”；
——认定戈赵谈话是“把一切责任都推给我。广场放起鞭炮，打倒邓小平。打，我也不退，要斗到底”；
——承认选错了胡赵二人；
——不否定“改革开放”，“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对的”，从这里可以接续到日后的“九二南巡”。
另一桩事，是赵紫阳访朝第二天，四月二十四日晚李鹏召开常委碰头会，除乔石、胡启立、姚依林之外，列席的还有杨尚昆、万里，书记处的芮杏文、阎明复、温家宝，政治局委员田纪云、李锡铭、宋平、丁关根等，“大家意见空前的一致。认为学潮背后有人操纵，是一场有组织有计划的旨在打倒共产党的政治斗争”，李鹏提出三个方案：人民日报发社论、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向各省市发通知、在北京召开党政军干部动员大会，并由乔石、胡启立、李铁映组成的处理学潮的领导小组。
由此可见，镇压学潮的模式，早在此刻（四月下旬）已经出笼、定型，后来的邓讲话、“四二六社论”、邓府决定戒严、废黜赵紫阳、总后礼堂大会等等，不过是走形式而已。我们不禁要问：究竟是李鹏牵着邓小平的鼻子走，还是邓在幕后指挥这一切，李鹏不过是个前台的一个皮影儿？有没有吴国光所钩沉的一个“邓小平四二三密令”？李鹏在此究竟隐瞒了什么呢？
五月二十日“没有想到部队进城受到极大阻力，可以肯定，戒严消息事先被泄露出去了”，也是李鹏日记精彩的一笔，“西面来的部队被人群围堵在八宝山，南面来的部队被围堵在南苑，东面来的部队被围堵在通县，北面来的部队被围堵在北太平庄。戒严指挥部曾设想，西面的主力部队经过地铁运送到天安门，也因为走漏消息，复兴门地铁施工洞口被一群动乱分子占领，堵塞了地铁的通道，部队调不进来。惟一成功的是从河北沙河县乘火车到达北京车站的两千余人。这是根据北京军区司令员周依冰同志的请求，我下令铁道部长李森茂执行运送沙河部队的命令，他执行了。但部队一下车，就被动乱分子包围，困在北京车站动弹不得。”
涉及赵紫阳的两处，亦耐人寻味。李鹏说杨尚昆向他透露五月十三日赵紫阳见邓小平情形，“小平对赵紫阳说，我现在感到很疲劳，脑子不够用，耳鸣得厉害，你讲的话我也听不清楚。”查赵录音回忆，一字未提邓的态度——很明显，邓装聋是一种政治表态，对陈云也一向如此，赵紫阳对此是很熟悉的，这次竟未能解读，那厢杨尚昆却及时通报了李鹏！另一处是，五月二十一日部队进城受阻之际，李鹏给王瑞林打电话，请示近日内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罢免赵，邓小平答复：“要等大军进入北京后，再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样可以避免冲击和干扰，才能开得更有把握。”显然，这是邓怕兵变的一个旁证。
3、“李鹏策略”解读
“八九”这场厮杀，无论是官民对阵，还是党内角逐，结局仿佛大家都输给了一个白痴，听上去很惨。其实，决定因素是邓小平的理念，而支配他当时心理的，是来自波匈巨变的强烈冲击，《李鹏日记》对此均有充分的展示。这个大气候，决定了在权力结构上，赵紫阳与李鹏并不处于均等的地位，虽然他俩同时处于邓小平与柴玲、地安门（邓住所）与广场、老人与学生的夹缝之间——但赵需要劝慰、安抚邓小平和学生两方，李鹏则只需践踏、侮辱学生一方，就能赢得老人一方。
李鹏在《日记》里写了一个因果链条：四月二十二日胡耀邦追悼会让他栽了——“为什么非要向我递交请愿书，而不是向赵紫阳递交？”他以阴谋论判断，有人要以文革手法搞臭他；同时他对民间怨言赵紫阳的儿子“官倒”，又幸灾乐祸。两人谁会成为这次学潮的“替罪羊”，李鹏有非常清晰的意识。四月二十三日他却若无其事地去北京火车站送赵紫阳访朝，还说“今天我来送你，可以显示中央的团结”，心里大概已在狂喜，天赐他一个绝佳的机会：他要先下手为强——这应该用来解释前述四月二十四日常委碰头会的原委。李鹏拥有的优势，是老人帮和邓小平的恐惧心态，但他缺少一个时机，来把生米做成熟饭。我们可以断定，李鹏洞悉邓小平的理念——痛恨“红卫兵”、将文革与东欧变色一锅煮、恐惧民心浮动、除了武力之外不知道还有其他手段，等等，他只要让常委会通过一个极端的应对方案，邓小平和全党只有照单全收。
在策略上，李鹏使用“袁木谈判模式”，持续地激怒学生，有一石三鸟之效：令赵紫阳疏导学生、力挽狂潮的努力化为乌有；令学运从静坐向绝食逐步升级，其领袖“理性受冷落、激进得拥戴”；令邓小平越来越陷入一种“镇压冲动”。何东昌也配合李鹏，在北师大说赵紫阳的态度不代表中央。五月十三日常委会上，赵紫阳怒责此说，李鹏则保护何东昌，反唇相讥：“要李鹏下台，这些传言由谁来辟谣？”此后“对话破裂，绝食开始”，没几天赵就对戈氏撂出了邓“掌舵”。后人研究这段历史会发现，赵紫阳步步落空，李鹏招招得逞。
4、米（万里）有愧于粮（紫阳）？
历史是个多面体，每个当事人只能映射某个单面，李鹏说“六四”，其价值也在于此。从他的记录中，我们也能看到其他当事人的某种侧面，有时候竟是令人诧异的。
杨尚昆就不必说他了。李鹏笔下的万里，也叫人“跌破眼镜”。四月二十三日赵紫阳赴朝第二天，“下午五时，万里同志打电话来，说北京市领导反映，形势非常严峻，中央态度不明朗，他们很难工作。万里建议立刻召开常委会讨论对策。我同意了万里同志的建议，决定晚八时开常委碰头会，扩大到有关同志参加。”照李鹏的说法，他那个先发制人的“四二四常委碰头会”，竟是万里起的头！赵紫阳录音回忆中的说法则是，“万里上了陈希同、李锡铭的当”——其实，京津两地的首脑，陈希同、李锡铭，包括李瑞环（原北京市的木匠），是一个宗派，大佬就是万里，这个宗派八九年力主镇压学潮。另据宗凤鸣引李树桥谈，赵赴朝后，李先念要李鹏通知北京市委强硬对付学潮。
万里被赵紫阳反反复复地引为“志同道合”者，说他是中央领导人中“坚定支持改革的人物”，并提及那些著名的事例：八七年不赞成“反自由化”、学潮初期不赞成北京天津两市委的“阶级斗争意识”、预定召开人大常委会讨论从法制轨道解决学潮，等等。万里后来在压力下沉默了，邓小平去世后，赵紫阳又呼吁万里站出来，“小平在时不可能有别的说法，小平不在了，我觉得万里不应该再有什么顾虑了。谁能怎么样他？”但万里依然沉默，其实他已噤若寒蝉。一九九七年九月赵紫阳给十五大写信，再次要求重新评价“六四”，宗凤鸣请张广友将这封信送给万里，据说万里看到此信后，神情紧张，叮嘱不要外传……。
“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这个传世佳话，后来被“六四”阴影所蒙晦，象征着一个时代的死去。时光不能挽留，人格却永存历史，赵紫阳不玩阴谋，没有私党，对后果承担到底，且毫不畏惧，堂堂正正地做个现代政治家，在中共他是第一人。
五、暴政之后是废墟？
推翻一个独裁者，留下的是一座废墟；
强人之后，需由军阀撕杀出一个新局面，也未可知。
中东在伊斯兰文明解体后，制度重建缺乏机制，如同美国摧毁伊拉克独裁，无法送一个民主制度给它。这其实也是中国面临的前景，习独裁尚在，未知垮在何年，叫人头皮发麻的，反倒是他垮了以后，中国也要任军阀混战一番吗？混战之后又杀出一个新强人怎么办，如同晚清民国？难道中共七十年会给中国留下“制度重建”机制？不是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就不错了！
人口的膨胀和年轻化，恰是"阿拉伯之春"的肇因。2010年底突尼斯爆发"茉莉花革命"的背景之一，是青年失业率高达52%，一个26岁的水果贩无照被罚而自焚，点燃抗争烈炎。
准确的说，这是一场阿拉伯世界的骚乱，事后被贴上"民主"的标签，背后推手是什叶派教长尼姆，2016年被沙特阿拉伯处死。自2011年底北非动荡，有四个国家的政权被推翻（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并长期无法恢复秩序，而伊拉克（被美国出兵推翻）、利比亚的权力真空，和后续陷入内战的叙利亚，最终酿出恐怖国家"伊斯兰国"的灾难，和殃及西欧的难民潮，局部解构了二战后的世界平衡机制。这段中东沦丧史，发生在千年文明故土，其涵义就是超越地缘政治的：
一、西方之外的世界，政治制度落后，结构脆弱，内部极易引发动乱，伊斯兰世界在本世纪初头个十年里，就出现解体、崩塌，文明（宗教）老旧是比政体落后更本质的内因，逊尼派的现代极权政体，如伊拉克、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皆溃败，显示伊斯兰传统无法支撑世俗政权的现代化，无论是民主还是集权；看似唯有政教合一的什叶派伊朗稳定不乱，也有更加怪异的形态，如沙特等王室政权，依赖石油丰厚利润维系稳定，物质表明可以极奢华，而内里极陈腐，政治上甚至处于原始层级，残暴血腥，如对异见记者卡舒吉肢解谋杀，而主谋王储逍遥法外；
二、文明、价值、习俗等靠千百年养成的系统，可以为短暂的政治形态和制度提供资源，却不能相反，由政治形态来型塑它；价值系统既不能推倒重来，也不可能从外面全盘植入；部分改善又如基因改造，乃是长程适应外界而存活的策略所致，没有人为设计的可能性；而伊斯兰文明在现代化调适过程中，又显示出更大的困境，它是一个拒绝改变价值观的受挫文明；
三、史学家余英时别有睿见，认为中东的危机不是源于宗教，源于伊斯兰教的。在进入现代以后，有一个困境，就是伊斯兰民族怎么样来改变它的传统，来适应现代化。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它之所以成为问题，和世俗化的政治势力有关。比如说：沙特阿拉伯的国王、贵族，他们已经基本上世俗化，进入市场了，进入资本主义的圈圈了，并没有真正的象我们想象中那样有深刻的宗教信仰。但是，他们只是要权力、金钱，然后把教育问题完全不管，把这些教育问题都给那些回教的、伊期兰教的宗教人员。在他们的手上，所教的都是仇恨西方，反对现代化，拒绝一切改变的东西。他们要回到一千年以前的状态，这就造成它的宗教、教育，跟它的世俗的政权和经济体制完全相冲突，或者是背道而驰。所以这是它适应现化失败的原因。
四、回教世界是一个低度开发世界中最军事化的区域，显示了一个衰亡文明的阵痛：贫穷却人口快速增长，人命不值钱到了专门出产"人肉炸弹"的程度，不过尼克松说回教世界对共产主义的抵御"比基督教世界更经得起考验"，其实不过是更野蛮而已，这个文明的黄金时代在中世纪，科学、医学、哲学皆很发达，威尔．杜兰特（Will Durant）说：培根向欧洲宣布科学方法时，已远在Jabir（化学家）以后五百年了，培根系得之于西班牙摩尔人的启发，而摩尔人的指路明灯又来自回教的东方。但中东这个文明摇篮已经变成坟墓，有五个世纪之久，即公元七百年到一千二百年之间，回教世界领先于基督教世界，但几十年的战争颠倒了两个文明之间的差距，杜兰特说，西方在十字军东征时打输了，但在信仰的战争中却获胜。所有的基督战士虽然都被逐出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圣地，但是勉强得胜的回教却大量失血，又遭蒙古人荼毒，反而沦落到蒙昧而贫穷的黑暗时代。被打败的西方转而成熟，忘记失败而奋力向敌人学习，他们建立高耸入云的大教堂，遨游在理性的大海上，把粗鄙的新语言——中古主要是拉丁文——转变成但丁、乔叟及维农的文采诗词，并兴高采烈走进文艺复兴。
五、伊斯兰信仰的深处有其极端与暴力的根子，浮现于十八世纪的奥托曼（Ottoman）帝国时代，并发展于二十世纪。在今日西方的话语之中，人们对宗教历史的幼稚与无知是惊人的，不仅伊斯兰何曾只是"和平"的，欧洲基督教也血腥了中世纪的几百年，更何况争夺耶路撒冷的"十字军"战争？这二百年的西方殖民、阿拉伯世界的现代化失败，大约也是伊斯兰激进与暴力化的原因之一，一如儒家的东亚，文明失败之后也只剩下激进与暴力；
六、法国十八世纪预言家诺查丹玛斯，其预言很象中国唐朝的《推背图》，语焉不详，却料事如神，被他预言中的包括法国大革命、拿破仑、希特勒等，甚至对苏俄崩溃和海湾战争也有预言，他说的三个"反基督的人"，除那、希二氏，第三个竟然被今人说成是伊拉克的萨达姆。诺氏预言关于现代的冲突，主要是指中东伊斯兰势力在其强人率领下横扫欧洲基督教世界，亏得他在十八世纪就能预见二百年后西方同海湾国家的冲突，也是奇事，英美法对付中东强人，除了石油的实际利益之外，恐怕同诺氏的预言暗示有关；杭亭顿声称的"文明冲突"，首指伊斯兰，恐怕也是诺氏话语的一种翻版，所以所谓"西方中心主义"，实质上还是"基督教中心主义"，仍然还是"轴心时代"的余绪，"世界"并未终结，科技也无补于事，吵吵了一阵的所谓"后现代"也是一个虚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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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3428名伊朗示威者丧生该国诺奖得主呼吁美国定点打击哈梅内伊
伊朗人权观察周三宣布，伊朗爆发大规模示威游行以来，至少已有3428人被杀害，至少数千人受伤。另有超过1万人被捕。伊朗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希琳・伊巴迪呼吁对哈梅内伊实施定点打击以阻止屠杀。
法广/作者：安德烈
2026-1-14
这家伊朗人权组织表示，死亡数字大幅上升的原因是他们"从伊朗卫生部和教育部内部消息来源获得了新信息"。这家人权组织同时警告说：'这个数字是绝对的最低值'。
伊朗人权组织还补充说，他们已收到大量的"新报告和证词，进一步表明了暴力镇压的严重程度"。
2003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伊朗人希琳・伊巴迪女士周三建议美国对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采取"高度针对性的行动"，以制止"对伊朗人的屠杀"。
伊巴迪女士周三在接受德国一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我们要求和期望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采取措施阻止伊朗人遭到屠杀"，
特朗普曾保证，如果伊朗当局开始处决被捕人员，美国将采取"非常强硬的行动"。
但埃巴迪女士认为："阻止伊朗人民遭受屠杀，并不需要发动全面战争，也不需要杀戮更多人。"
特朗普13日在其社交平台"真相"写道："伊朗爱国者们，继续抗议---接管你们的机构!"
"记下杀人凶手和施虐者的名字，他们会付出巨大代价。我已取消与伊朗官员的所有会谈，直到无谓杀戮抗议者的行径停止为止。援助正在路上。"
伊巴迪女士列举了"美国在伊朗可以采取的两个具体措施"，包括"干扰伊朗国家媒体的通讯"，以"遏制宣传"。
这位前法官补充道："另一种选择是对伊朗最高领袖和革命卫队高级指挥官采取高度针对性的行动，"
她提到了外国在伊朗开展的"类似行动"，"例如"以色列在2024年7月对哈马斯政治领导人伊斯梅尔・哈尼亚在德黑兰的暗杀行动。"而那次行动中没有平民伤亡"。
埃巴迪女士强调："同样有针对性的行动也可以对最高领袖和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高级官员实施"。
自12月28日抗议活动爆发以来，特朗普已多次威胁要采取军事干预。这是自1979年伊斯兰共和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抗议活动之一。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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