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互助与连结中获得滋养的灵魂(组图)
—— 被称“雪饼案”中的黄雪琴和王建兵
民众头戴黄雪琴与王建兵的照片表达声援（图片来源：歪脑）
【看中国2024年8月24日讯】2021年初，处于国保严密监控下的卢昱宇正过着东奔西顾的生活，“年关难过”对于他来说有着另一番味道。他每到一处，当地的国保必然会闻风而至跟踪、骚扰，他就只能再搬一个地方。卢昱宇曾两次去过广州，两次都被当地国保强行驱赶，“广州不欢迎你！”——国保只是说。当他老家贵州的警察仍然无休止的骚扰时，他决定再去广州。
那个经朋友介绍可以收留他的人叫“煎饼”，望文生义，于是他初初在脑子里给王建兵构建的形象是个圆鼓鼓的大胖子。王建兵去火车站接他，卢昱宇看到的却是“一副硬核摇滚形象，还留着小山羊胡的西北大汉。”让他这个南方人有了一些压力。所幸，短暂的交流后，“他就露馅了”。——和外表相反，煎饼语调柔和，从不高谈阔论。自言性格孤僻的卢昱宇，却很快和王建兵成了朋友。
在王建兵家暂居的三四天中，王建兵对卢的照顾无微不至，“吃饭什么的都是他做，我觉得一定要去帮忙刷碗，他也说‘不用我自己来就好了’。”卢昱宇暂住的地方，就是广州海珠区新港西路149号202房——这里也是后来被官方列为组织聚会用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地点。王建兵也顺理成章在之后邀请了因收集记录中国各地群体性事件而系狱4年的卢昱宇来做分享会。
卢昱宇是维权信息平台“非新闻”的创办人，在2016年中被捕后，最初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后因证据不足，改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四年，最终的定罪依据，仅仅是他发布的8条微博。4年的刑期，卢昱宇光在看守所就度过了1年4个月，在监狱度过了2年8个月。——卢的这一切经历与当下黄雪琴王建兵二人所经历的，又是何其相似。当然，这已经是后话了。
公民社会风浪中的“夜航船”
2024年6月14日，广州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黄雪琴有期徒刑五年，王建兵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两人曾分别以独立记者、公益人士的身份投身于多个社会公共议题的倡导。黄雪琴曾参与多起#MeToo案件的报道和为性侵害性骚扰受害人提供帮助和支持；而王建兵则长期在中国公益领域工作，从事过农村教育发展、残障社群赋能和尘肺病工人权益工作。
而他们被当局抓捕并判刑的核心原因，则是在广州组织的见面和聚会活动，这令黄雪琴和王建兵成为了政府眼中“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的罪犯。“雪饼案”的刑事判决书有27页，由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4年6月13日发出，上面盖上了法院的大红图章，案件号“(2022)粤01刑初298号”提示着全案不寻常的处理时间——黄雪琴和王建兵于2021年被捕，在上庭前经历了长达两年的拘留。而2023年9月的庭审却仅用了一天时间。而最终的判决结果也延宕了九个月之久，这早已超过了刑诉法规定的最长等待判决时间。
判决书显示，两人在境外平台及社交网络的言论表达被视为攻击政府、诋毁政权的煽动行为；此外两人还参与和协助“非暴力运动”课程，更重要的是，他们共同组织的“夜航船”每周聚会，被视为重大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雪饼案关注组认为，正是“雪饼组织的每周聚会，深耕催化行动者社群，并试图重建多年来被打压的公民社会网络。该聚会所凝聚的社群网络及其衍生的社会批判，令当局将其视为危害国家安全的不稳定因素。”
雪饼案判决结果（图片来源：歪脑）
黄雪琴和王建兵的共同朋友祥子忆述，每周四“夜航船”的聚会，从2020年11月开始，一直举办到两人被捕的2021年9月。公安机关则更详细地为聚会统计了次数：“202分享会’总共办了20至30场左右，其中大约20次是有主题的”（见判决书第20页）。”祥子说，聚会的主题包括安全空间的互相支持：朋友间分享困惑、人生挑战，其他朋友互助提供建议等。也有一些针对社会事件的建设性、批判性讨论。也包括一些知识分享，例如邀请相关领域的学者、专业人士，分享经历和感受，学习新知识。另外也有一些关于社群的能力建设培训和讨论，比如处理性骚扰危机，工人维权等。当然还有打麻将、桌游等娱乐活动和身心关怀。
“曾经有一个具体主题，比如安全空间的支持，提到有些伙伴被喝茶，会提供建议，按照判决书，这些都被警方视为‘鼓励与警察做斗争’”。祥子说。最终，这些原本正常的活动，都被法庭约化成为了“煽动他人颠覆我国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犯罪构成要件（见判决书第25页）”。
“夜航船”的名字是王建兵起的，劳工行动者祥子在接受公民媒体WOMEN我们访问的时候曾提到，“名字很像在夜里摸黑航行的感觉，即使没有方向，大家也还是要抱在一起向前走。”——为此，王建兵还设计了一个小logo。那是三个人挤在一艘小小的木帆船上，海面波浪汹涌，上面的人却似乎仍然安然的坐定对谈着。然而这些意象和期待在公安机关的侦查中，则是：“王建兵、黄雪琴等组织“夜航船““艄水”群组中，借讨论社会话题之机，煽动参加人员对我国政权的不满，传授反侦查方法，交流如何开展煽动颠覆我国政权活动等（内容见判决书第15页）”。
“夜航船”的logo。曾经热络的聚会群组，在“雪饼”被捕之后变成“0 members”（图片来源：歪脑）
王建兵力所能及的“小事情”
近期，王建兵的亲友向记者转述了他本人对于聚会活动的初衷和看法，他说2019年后言论环境越来越差，再加上疫情的影响，大家已经习惯了网上的交流。他觉得“人始终要有些活生生的互动”，期望大家不要因此隔离，“不要就这样散了，所以就做了这个挺小的事情。”王建兵说，这是他力所能及的小事情，“特别大的我也做不了，就只能做这种小事情。”
狱中的他，也仍然在记挂着一些未完成的“小事情”。他曾经在2021年探访过十多个湖南株洲攸县的尘肺病人，他了解到两个月之间便有两名病友去世，当时他就期望能够给他们做一些筹款工作，但是因为被捕最终没有进行下去。他还有些懊悔，觉得这个事情没有做好，也不知道剩下的人怎么样了。因为共同打工的关系，尘肺病往往会让一整个村的男性都成为患者，这个不可逆的病患会让他们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而这些患者需要长期吸氧，因为躺着呼吸不畅，只能趴在桌子上睡觉。因此，这些病友更需要社群的陪伴和心理支援，这也是当时王建兵的主要工作。而他每月花2600人民币租下的202房，本就是为了能够请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里的工人多来聊天而准备的。还因为尘肺病工人们大多呼吸不畅，无法爬楼，他选择的也是价格更高的二楼。
王建兵惦记的，还有那桩社群内没有解决的性骚扰事件。他的朋友王欣、木斓曾经在社群内遭遇过性骚扰事件，而施暴者当时是王建兵多年的好朋友。“王建兵当时的态度就是和这个人割席绝交。他的这种反应对我的帮助非常大，是很重要的鼓励。”王欣说他会主动关心几位受害者，并约她们一起谈诉求和解决方法。因此事件搬离广州的木斓，也常常会收到来自王建兵的问候。
无论是对#MeToo当事人的支援还是聚会的筹备，王建兵的工作总是不显山不露水。参加活动的大家都觉得王建兵的角色并不显眼“因为建兵很少去主动去发表观点，他更多是做组织，他就是把大家拉到一起去调去约不同的人，就是去动员然后去设定主题，去给大家准备各种水果、食物、茶，收尾的打扫卫生也是他来做。整个讨论过程当中，他都是协作的角色，鼓励大家去发表自己的意见。
王建兵的家乡
王建兵的家乡是甘肃天水，到了天水市还要再转车半小时才能到他家的村子。王家以务农为生，天水出名的是樱桃和苹果，近年也开始种一些金桃。父亲王治学在王建兵被捕后，曾经拍摄视频，用很朴素的话语呼吁执法机关让家属和律师会见王建兵：“我的娃娃不是个坏娃娃，当初读书以后，他在社会上搞这个公益事业。我觉得是一点坏事都没做过，这一次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也不知道是啥事情。”
“从他父亲的语气和表达里能感受到，他不觉得自己儿子被抓坐牢是一个很耻辱的事情，反而他心里面觉得自己的儿子是一个很正义、很善良的人。”木斓在王建兵被捕后，去过王家，王建兵母亲长期患有哮喘，儿子的被捕让她多了不少牵挂和担忧。王建兵是他们村子少有的大学生，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的幼师专业。家人曾经的期望和他本人的选择多多少少有着不同，不过他们说自己在农村，很多东西他们不明白，“但是孩子有自己的人生，既然父母没办法给到更好的，那就让儿子自己去做好了。”
曾经和王建兵共事过的朋友小五，记得他这样讲述自己的家乡：小时候只有土豆可以吃，家里贫穷得连裤子都买不起，几个人分享一条裤子，让要出门的人穿，其余时间就躲在被窝里，或者光着屁股走。
当时小五和王建兵共同在一个残障人士赋能工作的团队中，王建兵是负责人，在一年多的时间内他们要密集的给残障人士进行赋能培训。小五在和他的合作中真切的感受到王建兵的热诚：“他对于边缘群体的关注有一种真挚的情怀，这些可能都源自他本人的家庭背景。”
王建兵幼师毕业之后，最早在西部阳光基金会做过农村地区的教育工作，2014年在恭明社会组织发展中心负责残障社群赋能项目。2018年后关注劳工和职业病议题，尤其是对尘肺病工人的权益倡导。NGO的工作薪资很低，小五当时曾经问过王建兵要不要回去当老师，“他就很意味深长的笑着朝我摇摇头，那意思是不再可能了。”
小五和朋友们喜欢管生活简朴的王建兵叫做王大爷，“因为他和你聊天的时候，总会捋着他的山羊胡，笑眯眯地故作沉思状。”他爱喝茶，爱古诗词——很多朋友都收到过他做的古体诗，又往往因为看不懂而不久就遗失了，他会把仅有的工资用来买成堆成堆线装书。
因为关注尘肺病工人，他也对“矿工诗人”陈年喜的诗歌钟爱有加。王建兵曾经一次性买了陈年喜很多本诗歌集《炸裂志》，一方面是为了支持陈年喜创作，一方面也是为了把这些作品送给朋友，让他们更多了解工人。
王建兵对朋友也不吝惜，木斓在休养的时候学做茶叶，王建兵便会转给她1000块钱提前买茶，除了自己喝，他也会在探望朋友的时候给他们送去分享。一直到他被捕，这笔茶钱还没有花完；不像卢昱宇的老家遵义，广州的冬天温暖，看到卢只穿了一双厚厚的防寒鞋，王建兵就操心起来，一定要给他买一双适合在广州穿的鞋，于是就塞给卢300块钱让他自己去买。其实很多朋友都知道，王建兵当时的生活已然非常拮据。
从王建兵家出来后，卢昱宇在广州过了年，其后在郊区长洲岛租下了一个有开放大阳台的老房子。虽然很脏很破旧，但是一番改造后，也成了黄雪琴、王建兵等一众朋友经常见面、喝茶、饮酒、打麻将的地方。
这里门口有一个枇杷树，王建兵就把这个地方命名为“枇杷居”，更作诗一首赠与卢昱宇。辗转动荡之下，这首诗已经找不到了，但卢昱宇还很记得里面描写了他当时的生活状况。
得知卢昱宇提到了枇杷居，祥子特意给记者找出了王建兵作于2021年3月5日的那首《贺友人新卜“枇杷居”》
浪子天涯一处家，卜居尤喜近枇杷；
门迎曲巷市声远，帘隔风尘旧梦赊；
长夜消愁宜对酒，小楼听雨好煎茶；
鸣禽芳草漫招引，欲踏春光到落花。
王建兵的[賀友人新卜“枇杷居”]（图片来源：网络截图）
阳光、美景、好友相伴，那大概是卢昱宇离开中国前相对比较开心的日子了。——只是还没等到春光尽、落花散，就在王建兵赠诗的4天后，他还是被国保爬阳台入室驱赶，再次被迫离开了广州。那时的枇杷也才刚刚成熟。因为不舍得这个“枇杷居”，王建兵便提议把这个地方继续承租下去，每月500多人民币的租金还是一人出一百块这样续下去的。
朋友知道他内心中有个自洽自足的丰富小世界，这让他并不急于表达自己，但也忽略了他已经内化的情绪，既来自外部，也来自自身。
得悉卢昱宇流离到了郑州，为了见他，准备返回老家天水的王建兵特意在郑州短暂停留。郑州火车站广场人来人往。改革开放以来，这里就成为了中国最繁忙的火车站之一，每天有数万甚至十多万来自中西部的农民工经此，或是北上北京、或是南下广东。王建兵作为从甘肃走出来的大学生，也行径这里去过北京、落脚广州。
一个工人集体行动记录者、一个职业病倡导者，就这样在偌大郑州火车站广场有一句没一句的聊了一个小时，王建兵说，我们这样的人没有未来也看不到希望，没房没车也不敢恋爱结婚，怕连累人家姑娘……卢昱宇说：“直到那时，我才知道，这个在生活中总是关心着别人的人，内心是如此绝望。只是他一直都把这种绝望埋在了心底。”
这是卢昱宇最后一次见到他，不久后王建兵就被捕了，连同“枇杷居”也一起被警察抄家。
对于长期投身公益圈的王建兵来说，卢昱宇这样背景的客人也许对他来说已经成为常态：从2015年开始，中国公益圈和公民社会持续震荡：“女权五姐妹”被捕、NGO“益仁平”成员郭彬、杨占青被捕，其后是“709大抓捕”以及针对劳工组织的大抓捕。广州作为这些事件的中心之一，威胁和逮捕就在身边不断发生着，2017年黎学文和十多位中国公民曾在广东新会的海边祭奠刘晓波，旋即被警方逮捕并被长时间关押。——这些都给了当时王建兵不小的冲击，再加上2016年《境外NGO管理法》出台，中国的公民社会直接被置于国家安全的管控框架之中，他本人所在的NGO同样在动荡中面对抉择，小五回忆：“当时很多机构都面对转型，很多项目都无法再做下去，敏感一点的方向都要放弃。无论是从机构还是他个人都要考虑何去何从的问题。”
从恭明中心的工作岗位离开后，他颓丧的在家宅了很久，总是离群索居的一个人在打游戏，他的情绪问题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当时广东地区的很多年轻人也因此再次归于沉寂，“王建兵作为公民社会兴旺时期过来的人，除了感到悲哀，他也觉得很有必要去重新把大家聚在一起创造一个安全空间。”祥子说。在王建兵眼中，在经历了过去十多年公民社会的低沉和挫败后，在这些艰难时期重新凝结社群、促进青年行动者的网络和互助是至关重要的。他希望通过定期聚会的方式重新建立连结、探索新的公民社群行动方式。
与人的连结让他们获得滋养
小针和黄雪琴相识在2018年，那时黄正在进行#MeToo的报道，二人成了私交甚好的朋友。2019年，黄因为参加香港反修例运动游行并发表文章，于10月被警方以“寻衅滋事罪”拘留，直到翌年1月方才被保释。
在小针的忆述中，黄雪琴是那种充满了热情和想象力的“社牛”。“有一次我们在一个很小的咖啡馆里聊天，她就突然问我‘你觉得上一年年有没有什么好事？’我说好像没有什么好事，她说的是2018年。”接着黄雪琴便自顾自的说，“那一年最好的事情是#MeToo发生了。”后来她就开始问咖啡馆的所有人你觉得今年最好的好事是什么?
小针觉得黄雪琴是那种好奇心，同时有能够把好奇心变成一个真正问题的能力。“她其实是一个与他人在连接当中感受到滋养的一个人。”因为做#MeToo的报导，黄雪琴认识很多当事人，她几乎跟给所有的当事人，都提供那种小针自己都觉得承受不来的情感支援。“她会跟当事人聊完天后，带着当事人去参加活动、去读书会。她是真诚的希望对方能够从她和她的朋友那里能够感受到更多情感上互动。她是一个很真实的人，哪怕是在当事人面前也都是无保留的。”
回忆涌上来就收不住，小针又迫不及待的讲述了黄雪琴的另一个故事。小针当年因为被警察找上门，导致自己非常抑郁，而那时黄雪琴也已经被捕。“就说我要看一个电影，一个对这个体制可能还有些希望的电影。我就看了德国的《窃听风暴》。”那时一部描述东德时期秘密警察窃听艺术家，并出于人性将其拯救的故事。
“当时对那个电影我毫无感觉，因为我知道我遇到的警察都不是这种人。”但是中间有一个桥段却令她不期然想起了黄雪琴。“那个秘密警察说，他们对待艺术家或者思想犯的方式，就是把他们关起来然后不给他们看报纸、不跟他们说任何话，然后他们就慢慢的枯萎掉了。——因为这些思想犯的灵魂，就是非常渴望和他人保持联系，并从中得到滋养吧。当时我看这段的时候我就哭，因为我就想到了黄雪琴不就是这样的人吗。”
她回忆自己在黄雪琴第一次被释放的时候去找她，本以为只是吃饭，结果她马上问小针还记不记得李翘楚？说要给李翘楚写点东西。“她感觉好像从来没有（因为坐牢）受过什么伤一样，我以为她出来之后至少会休息，或者说我不想再做这样的事了。怎料她出来的第一想念就是还是要去创作，还是要去做对别人有用的事。”
小针很担心她在狱中受到的对待，但又不敢直问，“感觉你还是以前那个样子……”，黄雪琴却开玩笑的问：“你觉得我在里面被打了吗？”小针不敢答，生怕触碰到黄雪琴的伤疤。黄却很大方的告诉她自己没有被打，警察对待思想犯的方式就是不停的审讯轰炸。她特意向小针分享自己在狱中的观察，自己在被监视居住的过程中是没有隐私的，往往要当着警察的面换衣服，对于女性来说是非常屈辱的事情。
黄雪琴知道自己需要社群、需要朋友的滋养，她也用这种方式去滋养他人。
在判刑之前，两人已被囚超过1000天，而早前据雪饼案关注组称，因为长期的关押审讯和半夜突发提讯，二人身体和心灵都备受煎熬。黄雪琴除了体重骤减，更出现“继发性闭经”等问题；王建兵早前则被单独关押长达五个多月。”而近期王建兵的亲友向记者表示，他还出现了心脏和肠胃方面的问题，而他在狱中更曾经因为感染新冠连续高烧数日而没有获得药物治疗的情况。
“坐牢最辛苦的地方就是，它会把你和外界的所有东西都切断。然后每一天每一秒，它会让你被驯服、被淹没。”作为曾经的政治犯，卢昱宇一早已经体验过了封闭的牢狱生活，这也是他最担心黄雪琴王建兵的地方。“每一个很小的规则你都要去反抗的话，是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卢昱宇觉得每天吃饭前警察都会要求所有犯人蹲下，“我觉得这是非常侮辱人格的。你不蹲，警察就会动手，我也会还手。打到后面，他们觉得你这人没救了，也就不和你打了。王建兵是那种书生气的人，以前做尘肺病工作，他说话就很温和，在监狱里面可能很吃亏。”
从他的亲友了解，王建兵在狱中并没有听说受到什么欺负，他的精神状态向好，但是心脏和肠胃问题仍然值得关注。狱中的王建兵迫切的渴望阅读，他近期开出的书目包括汉娜・阿伦特的《人的境况》以及查尔斯・泰勒的《本真性的原理》，此外还希望可以读到上野千鹤子的《厌女》，他说这本书之前读到一半没有读完，至今念念不忘。
来自世界各地的声援
在黄雪琴王建兵被判刑两天后，他们的朋友小针和十余名伙伴，在夕阳下的威斯敏斯特桥展开了一副“超级超级大”的横幅，“这其实是向声援巴勒斯坦活动学的，他们之前便在桥上挂了一个特别震撼的banner”，这是一场女权主义者的快速的跨国联动。“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我就感觉是大家想为黄雪琴做一点什么事，然后就拉了一个群把彼此认识的各地方不同的人，也是一些比较活跃的各地小组的组织者拉进来。”
口号很快敲定：“只要黄雪琴不自由，我们都不自由。”英文版本则是“WE ARE NOT FREE UNTIL XUEQIN IS FREE”。同一天，相似的横幅出现在了温哥华唐人街、旧金山金门大桥，华盛顿方尖碑前，以及纽约时代广场、东京涉谷路口和东京铁塔下……
小针在黄雪琴第一次被捕的时候，就为她撰写过声援文章。“当时我想这些书写对我自己很重要，因为我也不知道能做什么，也不知道对黄雪琴有什么用。”再见到被释放的黄雪琴，黄告诉小针，她给自己写的文章她都看过了，很感动。“其实我到现在还保留着我跟她出来之后的聊天记录，就是她跟我说，她在里面的时候就知道我们会在外面支持她的。所以她想着我们就会很有力气和信心吧。”
“用这种很drama的方式想要去记住她，我觉得这对她来说是很重要的。我不想让她的那种意志只是一种虚幻的意志，我希望她出来之后能看到，这些信念是真实的。”小针说。
这种真实也是画条幅的辛苦和抬条幅的重量，她们去印巴人的布料店花150英镑买了3*25米的白布料，前一晚用投影把字投在布上描出边缘，再请朋友把字涂上。“这个Banner非常非常的重，它可能要十个人拿，而且在桥上（展示）其实也是拿不住的。”从制作到展示，前前后后有20多个朋友帮忙。
小针认为，这次活动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让很多支持关心黄雪琴的人能够具体亲身地参与。“不管怎么样，我们身体力行站在桥上拿着横幅的时候，那种感觉跟网上转发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在海外的人是很需要这种感觉的，也算是一种复健吧。其实画横幅和展示本身并不难做，难的是要有一个作为组织者的commitment（承诺）。其实海外年轻人同样需要有这样的行动机会，但更需要有意愿做组织的人。”
她期望未来能够尽可能多的在公民社会中做组织工作，而非一个参与者。“我以前对组织者的想象必须是非常聪明、非常有能力、愿意冒风险的；但是我想，哪怕是和大家在家中做钩织、一起做快闪这样的小事情，也值得来组织。”某种意义上，这就是黄雪琴王建兵所留下影响。
王建兵、黄雪琴不过三四十人的小小社群，滋养出来的能量其实并不容小觑。祥子提到，在广州，这种社群的陪伴和支持，在不断受压抑的公民社会里，成了给了年轻人喘息的空间和发展更多想像力的地方。实际上，2022年的白纸运动中，被捕的年轻人往往本身也有着很强的社群网络连结。
当然，寒蝉效应下，二人被捕导致广州的公民社会社群四散，几位受访者也都逐渐远离了自己公民社会的圈子。祥子坦言，“经历挚友被捕、判刑其实本身也是一个非常受挫的过程，因为很多朋友对这段经历都有阴影，甚至出现PTSD。虽然不断有新的朋友加入支持，但是这个创伤的救援环境，仍然有很多人会慢慢离开……”
其实朋友眼中的王建兵从来就不是一个勇敢而冒进的人，甚至有人说如果知道后果是这么严重，他大概都不会去做这样的聚会，但他就是有自己择善固执的地方。
在一审最后陈述中，王建兵表示：“我的本意不是去推翻政府，而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一些人更加自由，社会更加平等和美好。”而黄雪琴表示：“作为一名记者，我做不到保持沉默。我也知道自己不安全，迟早有一天会面对这样的状况，但需要承担的后果，我愿意承担”。一审判决时，黄雪琴趁宣判间隙，当庭表示不服判决，将上诉。而在明年3月就要刑满的王建兵在考虑之后则仅就部分判决上诉。
木斓最关心就是黄雪琴和王建兵能够早日回家。她既感动于黄雪琴不认罪义无反顾的坚定；也理解王建兵仅就部分判决上诉的选择。她希望他能尽快获得自由。“毕竟这个圈子塑造了太多‘铮铮铁骨’的男性形象，却太缺少人性关怀。”
小五梦见过王建兵很多次，梦里的他成了一个庸俗忙碌的小老板，他事业有成，放下执念，做回了一个庸俗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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