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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国2026年3月16日讯】清末国运颓唐之际，北大前身京师大学堂起于维新变法风云际会之时；一九一二，辛亥革命英烈举义武昌翌年，更名为北京大学堂。其后，一代文化精英，学者翘楚，为北大注入自由精神之魂魄。自此北京大学遂借自由之风，直上青云，升华为中国最高学府。
共产主义血河漫过东亚大陆，共产暴政窃国；青天变色，白日如晦，神州陆沉。当其时也，尚有华夏侠义古风浩荡，学子文人不乏慷慨悲歌之士，敢披肝沥胆，以迎中共强权之思想专制刀锋，圣女林昭便是那一代史诗人格的图腾。
苍天雨血，大风震吼，中共暴政逞共产幽灵之凶残，于一九五八年起，肆国家恐怖主义之暴力，摧残学府文坛。于是乎，天昏地暗，血雨腥风；头角峥嵘之才子，风流蕴藉之文人，铁骨铮铮之学者，或成囚禁于铁窗黑牢中的一片血锈；或在酷刑炼狱之中怒斥世间不义，悲哭自由之殇；或横尸刑场，血灼如焰，似能熔金烁石。
自由之精神，魂断燕园，香消玉殒于未名湖畔；北京大学随中国国运一起沉沦，任由命运在额际面颊间，刻下“谄媚暴政”的金印。
独夫民贼毛泽东，贪权与淫秽齐飞，寡毒共阴鸷一色；嗜权如命之下，假借“文化大革命”之名，荼毒苍生，只为遂一己之私，逞加冕共产皇帝之愿。北大携清华，共作谄媚暴政的娼妓之歌舞，遂成独夫灭绝华夏文魂之鹰犬喉舌，民贼祸国殃民之恶仆凶奴。
柳暗花明会有时，阮郎何须哭穷途。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共暴政专制铁幕之上，一道缝隙遽然迸裂，天外的自由之风沛然，涌入思想专制阴影压抑下的东亚大陆；多样化思潮如天河倒倾，喷珠溅玉，从铁幕裂痕间滚滚而来，澎湃于神州大地。亿万中国人精神的万里荒漠一时竟大野翠绿，生机盎然；东亚大陆久旱甘霖，枯木逢春。
——那只撕裂专制铁幕的命运之手，正是大良知者胡耀邦。古有女娲，补倾颓之天，以救尘世苍生；大良知者擘开中共精神专制铁幕天穹，使中国人心灵得到十年思想自由的祝福，其功堪媲美上古女神。时至今日，仍时时从华人心中飘过的思想自由的幽魂，每临清明断肠雨丝缭乱，必哭祭于胡耀邦灵前，追思其功德：生精神之白骨，为魅力无限之绝色之功；化思想之朽木，为花树舞风之德。
十年思想自由滥觞，自由精神魂归北大。燕园之内“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春秋之古韵回荡；未名湖光塔影之中，学子多样化思潮涌动，“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于北京大学求学执教约十有五年，正值我生命“华夏”之时。大良知者裂铁幕，自由之风浩荡于中国。我遂得以乘大风而振鹰翅直上九天：纵情风流于讲堂，狂放不羁于燕园；才华飞扬，傲视古今，所求者英雄人格哲学；文思云蒸霞蔚，泣血而书，愿心灵苦痛升华为自由的史诗。
借天赐之机，为北大招回自由精神之魂——幸何如之。我披发跣足，蹈天枢，旋北斗，成招魂祭司之一员。
命运冷酷，不佑良知，暴政狰狞，不容自由；开一代思想自由之风的大良知者，悲愤而心脉断绝。
耀邦殒命，天愁地惨，人心大哀，鬼神皆怒。于是乎，北大首义，举国响应，全民反抗大潮从中国人心中涌向苍穹之巅。
邓氏小平，嗜权如命而悖逆天道，私欲如焰而焚毁良知，毒如蛇蝎而弃绝人性，竟为虽虎狼禽兽不敢为之滔天之罪，纵中共党卫军数十万屠戮民众无算；纵坦克装甲战车，将天安门广场的和平抗议，碾压成动荡的血海。
邓氏小平自知罪孽不容于天地，遂自我湮灭，扬骨灰于海。然而，其万古骂名已经刻于永恒之柱上；就算时间能虚化万事万物，邓小平之罪恶虽历万世必不可磨灭，直至地老天荒。
血浴天安门之前，我与北大精神自由之魂一起，抗争暴政；六.四血溅苍穹之后，北大七十余名青年教师，因参与全民反抗运动，遭中共清查整肃，我名列榜首。
邓小平匪帮声称，“六四”动乱有三个司令部，一在北大校园，一在天安门广场，一在赵紫阳办公室。于是，对北京大学的政治摧残，展开于血雨腥风未消散之际。
擅自召开全校教师大会，创建全国大学教师唯一的“非法组织”《北大教师后援团》，企图操纵动乱；擅自发布《致中国共产党所有基层支部公开信》，企图惑乱党心——受中共之命实施清查整肃的鹰犬，欲借这两项罪名，置我于死地。
大屠杀的恐怖氛围弥漫于京华，我恃铮铮铁骨以抗强权，更激怒暴政。鹰犬凶毒，夺我授课之权，断我与学生心心相印之途。最后一堂课上，我借最后一句话诀别师生间之深情：“无论命运让我走到大漠戈壁，还是天涯海角，我都永远怀念同学们；最后愿以一言与同学们共勉——在个人的生存之上，还有良知与正义，还有理想与信念。”
离开最高学府之讲堂，我已准备步入东方巴士底狱之黑牢。幸残存于燕园的自由之魂尚未完全湮灭，北大独立思想之建校初衷还激荡于多数教师心中。校长丁石孙、学术导师王国枢护我，佑我；孙晓宁等一众法律学系教师群体，为我仗义执言。危难之时见赤子真心，亦见昊天大义。师长与同侪的深挚情义，是我在北大感受到的夕阳无限之美好。
艰险刀锋上的舞姿最动人——这是我对人生的审美信念。尚处于遭清查整肃、受停职之罚的险境中，我便神思飞扬，殚精竭虑筹谋，欲以惊艳京华之一举，为十年思想自由之殇作我最后的献祭。
于是，我得张显扬先生、郑仲兵先生之大助，集共党内自由知识分子群体撰稿，主编《历史的潮流》一书，挑动邓小平与“六四血案”同案犯陈云等人之间的矛盾，抨击极左思潮，为已死的“十年思想自由时期”招魂。
随后，我再举义旗，召唤京华中自由良知者中的大德高贤之士，集会于奥林匹克饭店。会议由我主持；会场上，中共党内自由主义精英冠盖云集，群星璀璨。吴祖光、张显扬、李锐、秦川、王若水、冯兰瑞、郑仲兵、林京燿等七十余京华名士，风云际会于血浴天安门广场的恐怖阴霾未消之时，仗人伦大义而执言，秉天道正义而无畏，抨击中共极左思潮之大言，如天瀑飞落，直下万仞。
《历史的潮流》临世，奥林匹克饭店会议横空，张显扬称之为“六四屠杀之后，自由知识分子打响的反击第一枪”。我的学生甘冒风险，帮我助我，方能成就义举，以祭六.四死难者之灵。
学生有言，“袁老师敢在当局审查整肃之下，举义旗于危难凶险之际，是真英雄。”学生却不知，我生赴死之志的原因。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毛贼泽东暴虐，中共党卫军军管之下，对蒙古人展开种族灭绝的大迫害；百万生灵陷于缧绁，悲声震天；十万蒙古文化精英或血溅原始酷刑，或自戕于绝望之巅。蒙古人的惨痛命运，震撼我心。立于阴山之巅，怒目压顶之铁云，我有泣血誓言，以苍天和莽原为证：“定然要让死于中共暴政的英俊秀丽之少年、深情如花海之少女、巍峨如雷雨云的汉子、绝色配借蓝天为镜的美人，从我的文学创作中复活。”
立誓之年，我十有六岁；定书名《自由在落日中》。此后二十余年，无论命运起伏跌宕，将我带向何方，蘸血泪而书的秘密写作，始终是人生的主旋律。六四全民反抗运动黯然落幕之后，《自由在落日中》则完成于晚霞深红胜过鹰血的暮色中。
《自由在落日中》，是我心灵苦痛书写的自由哲理和英雄史诗，也是我为自己命运修建的唯美归宿。当时以为，此书一成我便只剩一事应作：借悲怆的死亡，诀别强权横行、魔鬼当道的尘世，为罹难中共暴政的亿兆冤魂，作万古长哭，直至太阳吞噬地球；或者效刑天，头颅被斩落，仍以乳为眼，以脐为嘴，长啸裂天，狂舞大戟，直取今日之天帝，中共暴政。
求死之志已成，我便跃上政治的刀锋，作入灭前辞世的英雄之舞。
苍天无义，不佑自由心灵；暴政阴毒不容我遂刑天之志。一九九四年我遭秘密逮捕，寅夜押往古流放之地，烟瘴之乡贵州。在随后的审讯中，我感知一事：分藏多处的《自由在落日中》之软盘，均遭中共国安秘密警察收缴。
《自由在落日中》是我二十余载少年风华的血泪之晶，是祭祀唯美之霛的圣殿，是我心灵的故乡。即使身形遭火焚斧裂之苦，就算血涌化作黑牢深处一片永不消散的阴影，而白骨在阴影中腐烂，也难动我铁石之心半分。
然而，意识到《自由在落日中》将作为精神死囚，永远关押在秘密警察的档案室内，就如同将我的心灵钉入铁棺，沉于北海大渊，历万劫而永不得见天日，我便遭天雷殛顶之大悲痛，瞬间魂飞魄散；至此方知，何谓人生之大哀恸——人生苦痛之极，不在于惨烈之死，而在于绝望之巅上那死都无法抹去的血痕。
三天三夜仰天作无泪之嗥，形销骨立，心枯神焦，双目空洞荒凉，如万年骷髅凝注虚无。幸赖蒙古草原赐我苍狼的野性，给我以吹裂铁石的荒原风之顽强。从死寂的绝望中，我的意志重生——好男儿顶天立地于世间，纵然走到命运的穷途，也绝不效阮籍掩面痛哭而返；纵然历尽尘世艰难苦痛，也必拯救心灵，重新写出《自由在落日中》。
黔地阴云如晦，细雨如银，乃苍天泣人间悲苦之乡。十年卧薪尝胆，于厚重窗帘之后，一盏孤灯之下，奋笔疾书，秘密写作，追寻心灵的国色天香。其间所历精神地狱之苦，我已加载自传体文学叙事著作《文殇》中。不再赘述。
苦心孤诣，殚精竭虑十年，如达摩面铁壁而求禅意，我遂得成正果：不仅重新寻得芳华，再成《自由在落日中》，而且又撰《金色的圣山》、《回归荒凉》、《文殇》三书，撞响祭奠东亚大陆上心灵苦痛的天钟。
《自由在落日中》文稿落入秘密警察魔爪铁幕之痛，刻骨铭心；如再遭类似之文殇劫难，我已无力回天。为避重蹈覆辙，我遂决意去国。不是试图逃避中国的苦难，到异国他乡去享受别的族群创造的自由；不是放弃男雄大义必要承担的天职，为中国升华为自由的圣土，壮丽的国家，而与中共暴政决百年死战——我之去国，只为承载我心灵的著作，不再有沦为秘密警察铁牢深处的死囚之虞。
我少年时便得天启，遂有出尘脱俗的凌云之志。
自花韵醉天的翠青年华起，便痴情于万古诗意，只愿呕心沥血，为蒙尘之华夏文魂再铸唯美之灵的皇冠；终生孤寂苦修于哲思冥想，但求创唯美之信仰，空灵的高贵人格，拯救当代人类物化的命运，还有腐烂于物性贪欲的心灵。
作为法学教授，我除醉心于证据学之研究，也自应承担政治责任，除专制恶法，且以自由之名确立法的精神。遂有《民主与共和》、《论法的精神》两书，《联邦中国宪法理论纲要》一文；两书一文是我献给未来民主中国的政治法律哲学。
生为自由人，常恨天命不允我与辛亥英烈一代雄风浩荡的人中龙凤共处同一时期，皎若游龙，纵横飞腾于神州；摧千古皇权专制，以铸就自由之桂冠，为我的祖国加冕。抚膺长太息之余，立铁血之志，担当摧毁中共暴政之天职，履行拉开中国自由化时代天幕之使命。
上述天启之志向，须臾不敢稍忘。我身离故国愈远，我心离中国命运愈近；中共暴政荼毒之下，中国命运彻夜悲泣之音，令我心碎。深知暴政不除，中国国运万难走出东方巴士底狱，自由春潮亦不能汪洋于东亚大陆；为华夏招回文化之魂，乃至创立唯美之灵信仰的志业，则无法得到凯旋盛典的祝福。
有鉴于此，我残余之生命必擂动震天彻地之金鼓，助我铁血战志，呼唤全民反抗，人民起义，撞响中共暴政末日丧钟——此心此愿灼烈可烧红剑锋，就算形销灵灭也定化凶神厉鬼，高蹈于死亡之巅，剑锋直指暴政之咽喉。
天安门血案之后，流亡海外的所谓民运人士中，特别是怀抱对中共暴政的改良主义幻想者，大多不肯放弃中共国之护照；他们渴望凭借中共国法律赐与的国籍，保持与中国的政治法律联接。盖因此类人曾以为，邓小平垮台和中共改革派复起，是短期就将发生的大概率事件，而他们则可以凭中共国的护照返国，再寻求中共体制内的高官厚禄——其心理隐晦至此，足以羞煞中共国的沉沉阴霾。
共产主义滔天血河，发端于德国犹太人马克思魔鬼的意志，滥觞于欧洲大陆，经东欧，终至涌进东亚大陆。中共暴政背祖弃宗，以欧洲共产主义的代理人之名，对中国实施精神、政治、经济的殖民统治。徘徊于欧洲的共产主义幽灵，则是中共政治黑手党的邪恶党魂。
中共建政以来，借诸共产党文化，利用国家恐怖主义暴力，对东亚大陆各民族实行文化性种族灭绝；首先遭到灭绝之劫的正是华夏文化之魂，中共暴政要向中国人索取心灵的所有权。中共暴政由此堪称中国历史上凶残至极的汉奸卖国贼集团，因为，它摧毁中国人精神的家园，心灵的故乡，文化的祖国。
中共暴政的政治奴隶，文化的亡国奴——这便是当代十四亿中国人真实的政治法律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只表述中国人的政治奴隶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则意味着刻在中国人脸上的刑徒的金印，耻辱的象征。然而，某些所谓海外民运人士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企图靠一纸中共国的护照，作为其政治投机的投名状；恰显示出此类鼠辈政客、蟑螂文人毫无决裂中共暴政的血性。
数千年之前，智者亚里士多德便对法律作出良法与恶法的区别。良法是社会正义秩序的守护神；恶法则是戕害正义与自由的国家意志。中共暴政意志创制的法律，乃典型的专制恶法。遵守专制恶法，表述卑贱的奴性人格；颠覆专制恶法的统治，则不仅表述英雄人格，更是中国自由的题中之义。
绝不受中共专制恶法的羁绊；我弃中共国的护照如弃敝履，以明与中共暴政决死战之志。澳大利亚是一个仁慈的国度，是一片自由的土地。领取澳大利亚护照，我只为获得颠覆中共暴政所需的行动自由。华夏文魂的唯美之灵是我心灵的祖国；击碎中共暴政的专制铁幕，让中国得到自由信念的祝福是我的天职。我为拯救承载自己心灵的著作而去国；我也泣血而誓，必定为摧毁中共暴政，创建自由中国而返国——这是苍天赐与我的自由人的权利。
如若命运冷血无情，不遂我生见中共暴政倾覆之愿，我死后也必魂归神州，灵返燕园，化作漫天红叶，遍地金菊，万里秋风，为自由而长歌醉舞。
天安门大屠杀之余，国贼邓小平怀切齿之恨，扼杀北京大学的思想自由之风。政治整肃之下，教师中之青年才俊风流云散；当局则选派谄媚暴政之无耻文人，甘作思想鹰犬之政客学者，鹊巢鸠占，踞北京大学教台之上。于是乎，北京大学再度沉沦，思想自由之校魂又一次湮灭；未名湖水光塔影间，再无自由心灵揽湖为镜，亦无风华如花树之才子沉醉于精神自由的芳香，唯余城狐社鼠之辈，啃噬北京大学曾经的荣耀。
今日我书此文，致北京大学当局，意在举义旗而兴师问罪：六四事件之后，北京大学当局对我的整肃，剥夺我授课的权利，对我行政治审查之迫害，乃至最终开除我的校职；以及非法侵犯我的著作权，没收《自由在落日中》的文稿，查禁《荒原风》、《历史的潮流》，将我之姓名从教育部审订的普通高校统编教材《证据学》编写组中删去等等，皆属助屠夫邓小平之虐，为中共暴政作伥鬼之罪恶。虽海枯石烂，时间朽败，我也将对此罪恶追责不休。
待中国自由之日，我必倡导设正义审判之台于九天之上，苍穹之巅，对中共暴政作末日之审判。我的追责问罪绝非求一己私利，而是必要为横死于中共暴政的亿万冤魂伸张正义，也是祈愿再次招回北京大学思想自由之校魂，以慰我魂牵梦萦的燕园之情。
书尽于此，唯望北京大学当局诸人熟思之：是作中共暴政的殉葬者，遗臭万载，还是创造时势，举义旗，灭暴政，重建北京大学之荣光。
自由的荣耀在上，万劫不复的沉沦在下——命运正给你们最后一次选择的机遇；斗转星移，时间如马踏飞鹰，白驹过隙，机遇转瞬即逝；与永恒同在的，唯有自由的心灵。
二零二六年三月
（《自由圣火》首发袁红冰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并保持完整）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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