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微痕》红色文件橱中的这份黑色档案(图)

【看中国2014年10月25日讯】敦煌有个千佛洞，千佛洞里有着中华民族的千年瑰宝——数量庞大的壁画与彩塑，尤其是1900年发现了一个贮藏了大量千年古籍的“藏经洞”，但是由于无人管理，大量的稀世珍宝，被英、法、俄、美、日等国家的“考古学家”从一个无知无识的王道士手上骗走，所以历史学家陈寅恪说：“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1943年，在抗日战争最为艰难的时刻，国民政府的最高国防委员会通过决议，于1944年建立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对敦煌千佛洞实行研究与管理，经过易帜之变，常书鸿风雨不惊，所长照当。1957年的那场席卷全国的政治台风，也横扫到这个惊沙大漠中的千年洞窟。天高皇帝不远，敦煌千佛洞里，上演了一场摧残知识分子的大悲剧，我们可以套用陈寅恪的话说：“敦煌者，吾国学者之伤心史也。”

敦煌从建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以来，人们推举出两个象征性的代表人物，一个是两朝所长常书鸿，被称为“敦煌守护神”，一个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工作过很短时间的画家毕可，人称“敦煌魂”。

这里，我要记叙的是被称为“敦煌魂”的毕可在反右运动中的惊天大悲剧。他在所里被打成右派，立即被送到甘肃省著名的劳教农场夹边沟劳改，但是二十几年后人们发现，省委并没有批准《右派分子毕可的呈批报告》。作为打他右派的所长常书鸿和党支部书记李承仙夫妇，隐瞒省委拒批的实情，没有把毕可调回平反，因此使毕可饿死在夹边沟。毕可当然不可能知道红色文件橱中的这份黑色档案。对于毕可的遭遇，人们分外同情，也分外愤慨，所以称之为“敦煌魂”。

这样的悲剧，在55万右派中不是没有，但毕竟比较少。

本文作者写作过程中，遇到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采访到1948——1952年间毕可的领导、战友、同事高芒和石可，还电话采访了毕可在夹边沟的“窝友”并埋葬毕可的宁里。请让我按照我了解毕可的过程，来叙述这个悲剧，揭示这个悲剧，思考这个悲剧，以此来祭奠遥远沙漠中玉门关附近的那个冤魂毕可！我和毕可的朋友高芒、石可、宁里，我们作为共命运的右派分子，遥向毕可的冤魂致以深深的哀悼！我们要把你的千古奇冤，报告给世人，使世人看清反右运动和专制制度的丑恶、邪恶、罪恶本质！

安息吧，毕可！

（一）我第一次知道的毕可

一年多以前，我从网上查到毕可的资料，只有寥寥几句，说他生于1930年，卒于1960年。“鲁艺”毕业，1957年被打成“右派”，发配到酒泉夹边沟农场劳教，死在那里。范华说：“其实他人不错，没有知识分子架子。”仅此而已。范华是事务员，老职工。我推测，从毕可1930年出生来看，有可能是“解放前”进所的人员。

（二）我第二次知道的毕可

最近，我从网上查到甘肃作家王家达写的《血泪铸敦煌》，对毕可有了更多的了解。王家达是这样记叙的：

毕可，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的高材生（准确地说是沈阳的东北鲁迅文艺学院），主动要求来敦煌工作。在那不堪回首的年月里，这位红小鬼出身的艺术家被打成了“阶级敌人”，送到夹边沟农场去改造。一年之后，他和一大批文化人饿死在那里。尸体找不到了，同伴们从夹边沟捧回了一包黄土，埋葬在三危山下的沙坡上。风华正茂，壮志未酬，就早早地和他刻骨铭心热爱的敦煌艺术分手了。为了安慰他的英灵，他的亲人、他的学生，从鸣沙山上捡来一颗颗红色的石子，镶嵌在墓砖上面，组成了三个大字：敦煌魂。

由此可知，毕可有了“敦煌魂”的美誉。这个美誉是由他的亲人、学生加封的。

（三）毕可1948年在胶东文化协会的同事高芒如是说毕可

5月16日，朋友高芒女士和丈夫刘禹轩到北京走亲访友归来，光临寒舍，扯东谈西。本来他们都要告辞了，不经意间，我说起敦煌，说起常书鸿，说起敦煌的反右运动，又引出了新话题。于是高芒又坐下来继续说：她在北京参加一次饭局，巧遇《经历，我的1957年》的作者和凤鸣，因为这本书是写夹边沟右派劳教农场故事的，就问她，有一个叫毕可的人，你可知道？因为高芒曾经和毕可共事过，后来只听说他到了敦煌，打了右派，死在夹边沟。和凤鸣说，我在书里写到了，你没有读？高芒说，我是在朋友那里借来的书，刚开始看。于是，和凤鸣介绍了毕可的情况。

现在，我先写出高芒的回忆。

高芒是青岛的作家。她陷在深沉的回忆中，向我介绍了毕可：毕可是处在胶东半岛尖端的荣成石岛人，一个从农村出来的孩子，可能有点小学文化，会画几笔宣传画。1948年起，他们在胶东文化协会共事。文协的主要人员是文工团，集合了音乐美术唱歌跳舞这么一大帮人，这些人过的是集体生活，但是因为工作特点，造成生活作风吊儿郎当自由散漫，而毕可是更加邋遢得出名。他的衣服上有了虱子，他不洗不抓，窝一窝，塞到雪堆里去冻，冻过之后，再撒泡尿用尿硷杀，毕可认说那样就把虱子杀死了，那种极端不修边幅邋邋遢遢的样子，就是在当时那文工团员中也是属于异类。

后来进了青岛，毕可分在工人文化宫工作，但是和高芒仍然在文化系统，还有见面的机会。后来知道他和一个纺织女工结了婚。不过，进城后，美术人才多得很，毕可的那点本事就差远了。这恐怕对他刺激太大，去了沈阳东北鲁迅文艺学院上学。按照文化水平，毕可恐怕难以上大学，但是，他在专业上，毕竟糊弄了几年，比那些高中生绝对占先，那时考大学，考艺术院校，当然和目下几十个录取一个的情况不同，所以，他得到了深造的机会。

这就是高芒勾勒出的毕可形象。这样的人怎么会打成右派呢？实在费解。

（四）和凤鸣记叙夹边沟的著作《经历，我的1957年》书中记叙的毕可

《经历，我的1957年》已经上网。关于毕可，我把和凤鸣在《经历，我的1957年》中的记叙，原文转述于下：

王志在明水分站期间，认识了从敦煌文物研究所来的画家毕可。此人毕业于东北鲁迅文艺研究院，他对绘画艺术的热爱，胜过于对自己生命的热爱，在他们从夹边沟农场搬迁到明水河前，领导上布置，要大家精简行装，只许可带上铺盖及随身穿的用的物品，其他一概不许带走。毕可违反规定，硬是把带到夹边沟农场的几大本世界名画册又带到明水河，硬是在狭窄的地窝子里为他心爱的画册找到了容身之地。尽管腹内空空，在有暇之时，毕可仍翻出大画册，神游在名画的艺术殿堂里，大享精神会餐，直至忘记了一切。

毕可告诉王志，他当右派，是因为自己高傲，看不起当时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所长×××。×××在1957年以前已经入了党，毕可对×××常顶撞，出言不逊，说什么：“我参加革命时，你还不知道在干什么着呢！”到反右派斗争时，毕可反对党员领导×××，被以反党反领导罗织罪名，早早地就送到了酒泉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他内心当然不服，但莫可奈何。在死人大量增加的日子里，有一天晚上，王志有事到办公室里去，看见几个干部在火炉上搭锅煮着什么吃的，只见几个人从几本厚画册上不断撕下画页塞入炉膛充当燃料，王志一眼就认出撕扯的正是毕可心爱的画册，他立即断定毕可已不在人世。听见他们撕扯画页发出的清脆的‘嘶嘶’声，王志的心被震颤了。他觉得那‘嘶嘶’的声音是那样尖锐刺耳，以至他看到那几个干部冷漠无情地继续撕扯画页的手的动作，竟突然萌发了一种应把那几只手砍断的奇想。毕可是他内心非常敬重的难友。毕可在艰苦的劳教生涯中经历各种难以想象的磨难，在他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依然执著于他热爱的绘画艺术，他伟大的人格力量超凡脱俗，可他的血肉之躯无法超越人类生命的极限，他依然只能饮恨离去。在他视为比自己生命更为珍贵的艺术瑰宝，在失去了他生命的卫护后，就成为了管教人员煮食羹汤时的燃料，灰飞烟灭，变作了灰烬。

20多年后，王志以自由之身去敦煌文物研究所参观，见到了此时的所长段文杰。在此时期，全国经过拨乱反正，全国原划右派分子99。98%以上都已‘改正’平反。王志不能忘记早已离世的难友毕可，便向段文杰问起他的情况，段文杰的回答使他大为吃惊。段文杰沉重地说：“毕可根本不是右派分子，我们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原来，当年敦煌文物研究所将毕可定为右派分子，经过批判斗争之后，便急不可耐地宣布了开除公职的处分，作为极右分子将他送往酒泉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同时，也按规定将其材料报请省上有关领导部门批准。过了些日子，送往省上的材料发还回来，批文认为毕可只是对×××个人有严重的不满情绪，其言论尚达不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性质，故不能定为右派分子。批文到达所里时，所里对毕可的处分决定早已宣布，毕可早已在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多日了。为了维护所长×××的面子，所里将错就错，将批文压下，对毕可不予召回平反，直到毕可历经磨难含冤离世，他自己并不知道省上的批文早已给他平反昭雪。×××作为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创建者和缔造者，他早已成为世界文化名人，功不可没。可当他登上了权力的宝座后，就容不得一个对他出言不逊、态度不恭的后辈——论年龄、论艺术资历，毕可都不及他，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使私欲膨胀的他有了充分发泄和报复的机会。作为所长，他又是党的领导的化身，按照当时的思维模式，反对党的领导，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他稍加引导，就将自己视为眼中钉的毕可打翻在地，使革命资历比他更早的毕可成为阶级敌人，即使后来未得到上级领导的批准，他仍一不做二不休，将发落在酒泉夹边沟农场的毕可钉死在那里，以至在3年后将其置之于死地。20年后中国又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对55万多含冤受屈的右派分子进行复查改正，省上未批准毕可为右派分子的材料依然沉睡在档案袋里。几经人事变动，一般人已不知有一纸对毕可的批文躺在档案袋里。此时的所长已更迭为段文杰，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深受迫害，复查1957年的右派冤案特别认真，所以才有了毕可的沉冤大白。

和凤鸣行文中的“×××”是谁，只要略略知道一点敦煌的读者就不难悟到，不过，也许，我估计，作者遵照为尊者讳的古训不便点穿，因为这个人，如今成了世界文化名人，获得“敦煌守护神”的桂冠，把他揭穿了，对国家，对敦煌，都不是美事。

他就是常书鸿。

（五）推测毕可去敦煌的原因

问题是毕可在沈阳毕业之后，为什么要跑到敦煌去呢？现在，笔者，我，提供一个推测：1944——1945年间，在敦煌艺术研究所的画家中，有三位东北人。他们是李浴和周绍淼与乌密凤夫妇。抗战胜利后他们回到了沈阳，任教于鲁迅美术学院。2001年7月5日，我专程到沈阳鲁迅美术学院拜访了李浴和乌密风先生（周绍淼去世）。我是为写作1944年在敦煌临画的美籍华人艺术家邵芳而去采访他们的。关于常书鸿，他们唯一说到的话题，是浙江女作家叶文玲写了一部文学传记《敦煌守护神》，写的时候没有访问过那些参与过敦煌研究的开创者，完全是由常书鸿的第二任妻子、1946年去到敦煌的李承先一手操办的，因此，虽然李承先给他们寄去了书，他们都觉得没有读的必要。

现在联系到毕可，我想，最大的可能，是毕可在沈阳鲁迅美院听了这几位到过敦煌的老师的介绍，产生了对敦煌艺术的向往。李浴是研究敦煌艺术史的，周绍淼与乌密凤夫妇是临摹壁画的。他们在敦煌的时间大约一年半到两年的样子，因此述说起敦煌来，那还不是如数家珍，滔滔不绝，感动了毕可，使毕可对那个东方艺术的神秘洞窟，产生了向往，决定前去献身。如果毕可是1952年入学，那应该在1956年毕业，如果读的是专科或进修班，时间就更短了，因此，分配到敦煌不算太久，一筋斗就栽到了夹边沟。

（六）毕可1950年的领导、青岛文联美术组组长石可如是说毕可

高芒说，对毕可知道得更清楚的要数石可。只是不知道石可现在是在济南，还是在青岛。第二天，她打听到石可正在济南住院，因此前去医院探望了卧床的石可，并且联系了我去采访的事宜。

关于石可，上网查询，得知如下：石可（1924-），字无可，号未了公，山东诸城人。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肄业。功书法、篆刻、金石、版本、考据之学，师从考古学家王献唐，先后加入中国木刻研究会、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书法家协会。大型雕刻壁画《孔子事迹图》长期陈列于曲阜孔庙诗礼堂。1991年被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版画家协会授予“中国新兴版画贡献奖”，已出版个人版画集《人民的新时代》、《石可版画集》、《鲁砚初探》、《论语言印》等。系山东省美协副主席，山东工艺美术研究所所长。

总之，石可是山东艺术界的名家。

5月19日下午，我骑车前往山东省中医院病房采访了石可先生。

石可因为尘肺住院，长期卧床休养治疗。患这种病主要是呼吸困难，要昼夜不间断地吸氧。

今年78岁的石可，被这么一种疾病困扰，对身体来说，是非常痛苦的。可是当我提起五十几年前的这位小同事时，使他激动不已。这对于他的疾病来说，是非常忌讳的。医生和他的女儿，不断地劝说我，有话以后慢慢说，谈话时间不要太长，云云。

下面是石可回忆中的毕可。

青岛是1949年6月“解放”的。毕可从农村进到青岛后，分配到文联美术组。组长是石可——1952年后他是文联住会副主席。没有受过任何专业训练、从农村第一次进到大城市的毕可，遇到像石可这样专业功底深厚的美术家，佩服得五体投地，于是把原名毕远来改为毕可，以示尊敬仰慕之意。他真心实意地拜石可为师，虚心地向他学习。石可对于他，也不厌其烦地指教，不是老师，胜似老师。

石可认为，毕可好学好问，腿脚口舌都很勤快，能讨人喜欢，但是毕竟文化底子太差，见不多识不广，因而在艺术上不是富有灵性的人。艺术在于创造，不是依样画葫芦。

毕可虽然艺术才能一般，但却是来自“老解放区”，“根正苗红”，和那些出身于“剥削阶级”的人，如石可相比，他又有一种隐藏内心的优越感。有一次，石可带了荆涛、毕可两人，到沧口的国棉六厂画画。那时候国棉六厂出了一个闻名全国的女劳模郝建秀，可了不得，艺术家下厂画画，是去为工人阶级服务，是和工人结合，改造思想的，厂里当然不会把他们当作上宾无微不至地接待。他们一直画到半夜，需要休息。纺织厂里到处是灰尘绒絮，工人们邋遢惯了，哪里都可以坐。一向讲究干净的石可，找了一张报纸，垫在一个条凳上坐。可是等到抬起屁股一看，正好坐着毛泽东的像。毕可认为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政治原则问题，必须立刻向上汇报检讨。石可他们认为已经处在深夜，回到市里有三十华里，可以等到第二天汇报也不迟。这位年青气盛的毕可自己一人深夜回到市里汇报。好在那时离开文革还有十几年，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还没有发展到后来那样走火入魔的地步，所以听了汇报的领导，劝说毕可，对这种无意差错，不必大惊小怪。这件事总算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在石可心里留下了抹不掉的记忆。

后来，毕可调到文化宫，也是搞美术。文化宫主任吴杰觉得毕可好学，勤快，对他挺喜欢的，正好遇到机会，保送他进了沈阳东北鲁迅艺术学院学习，至于是两年制的进修班，还是四年制的本科就不知道或者忘记了。

毕可是在青岛结的婚。妻子是纺专毕业的技术员。他后来到了敦煌工作，和妻子分居两地，相隔几千里。妻子去了无法安排工作，大概他也回不了青岛，这大概是和所长常书鸿发生矛盾的一个关键。

1949年前，人员流动自由，敦煌艺术研究所的第一批人员，抗战胜利后，要走也就走了，全部走光。可是“解放后”一切由组织决定，调进一个人不容易，常书鸿当然不会轻易放走毕可，矛盾也就势所必然。石可估计，这恐怕是他和常书鸿发生矛盾的焦点。毕可虽然年龄、资望等等都在常书鸿之下，但还有一个相对优越的“老革命”本钱，为了妻子的调动问题，出言不逊，矛盾激化，伤害了常书鸿是完全可能的。

常书鸿虽然1957年前已经入了党，撑起了红色保护伞，但是毕竟是国民党时代过来的人，心理是非常敏感脆弱的。这个时候，常书鸿在敦煌所长的位子上，坐了十几年，背后有了共产党作靠山，老婆李承仙是党支部书记，官僚架子已经养成，绝对不是1944年邵芳信中那个谦虚平和的常书鸿。与之形成对照的是，艺术上未必很强，但在政治上优越感十足的毕可，哪里会买常书鸿的帐，不知怎么触动了常书鸿的哪根神经，点着了常书鸿的死穴，所以常书鸿必欲置之死地不可。反右运动正好逢其时，遂其志。

（七）毕可在夹边沟的窝友宁里的记忆

石可介绍，现在住在蓬莱的艺术家宁里曾经在夹边沟和毕可住在一个地窝里。他最有资格作证。

宁里，是一位自学成才的艺术家，在烟台地区颇有名气。当初，他当八路军排长，去到东北沈阳，在大街上看到苏联红军强奸妇女，气愤难忍，鸣枪警告，因此被开除党籍军籍。后来发配西藏，想要翻案，打成右派分子，送到夹边沟劳教。夹边沟的劳教农场是由劳改农场改的。夹边沟劳教农场只是一个总称，它包括了好多个分场，分布在一个很大的地域里。夹边沟突然涌进了三千名右派劳教人员，连最简单的住房也难以分配，许多人只好住在地窝里。所谓地窝就是地下比较大的岩石孔穴，可以住两三个人不等。宁里和毕可在一个地窝里住了一年。后来毕可饿毙，是宁里掩埋的。

宁里今年81岁了。在电话里他一再说记性很不好了，往事都模糊了。他写过一部回忆录，20年前交给了北京的一位朋友，以后音信杳然，连下落也不知道了。

他唯一记得的一件事是，一个饿死的右派，由三个难友抬去掩埋。他们看看死者身上还有肉，于是三个人商量了一下，一起跪在死者的面前，流着眼泪说：老伙计，对不起了。我们今世不报，来世报你的恩吧！三个人磕了三个头，然后就动刀动火，忍着心，吃下了这个同伴身上仅剩的肉，但是最后他们三个人也没有逃脱死神的魔手。

总之，有了宁里作证，更加可以确认毕可饿毙夹边沟，加上高芒、和凤鸣、石可的介绍，我们对于毕可的遭遇可以勾勒出一个相当具体的轮廓。按照1957年打右派的情况来说，只要是“攻击”、“反对”了具体单位的党员领导就是“反党”，就可以打右派的，可是甘肃省委“认为毕可只是对×××个人有严重的不满情绪，其言论尚达不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性质，故不能定为右派分子”，总算表现了相当的理智和宽容。这本来为毕可留下了一条生路，但是这条生路却断送在常书鸿手上。

（八）天高皇帝不远

经历过“解放”后每一场政治台风的我，唯一确信的事实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找不到一个死角、防空洞、避风港。台风总是以摧枯拉朽、横扫千军的威猛，把每一个旮旮旯旯都要荡涤冲决。莫高窟虽然远离北京，但天高皇帝不远，岂能逃避逃脱？问题是反右运动对于莫高窟是一场九级地震，十二级台风，铺天盖地的海啸。

当我从一些书籍刊物的字里行间了解到莫高窟反右运动的情景时，真是惊诧莫名，莫名惊诧。

（1）右派孙儒僩和李其琼夫妇的遭遇

1947年来到敦煌的孙儒僩和晚他5年到来的李其琼是一对艺术家夫妇。1957年反右运动来临，夫妇俩双双被打成“右派分子”，控制使用。但即使背负这样的精神包袱，仍然阻挡不住他们对艺术的激情。白天李其琼被监督着劳动，晚上她则偷偷地钻进洞窟研究壁画，物我两忘。右派帽子摘掉后，在美术组的李其琼继续投入壁画临摹，石窟保护组的孙儒僩对1963——1966年大规模的维修加固工程，则始终是积极的参与者。然而就在这时，一场更大的“文革”风暴将他们卷到了四川老家乡下。

（2）右派史苇湘的遭遇

史苇湘和欧阳琳是有着同样遭遇的一对艺术家夫妇。1948年就来到了莫高窟的史苇湘，熟悉每一幅壁画，每一尊塑像，石窟和佛经的内容全都在他的大脑里，因而被大家誉为“活资料”、“活字典”。然而就是这本“活字典”，反右运动时成了“右派分子”，“文革”到来后，他被赶到乡下放羊去了。

当敦煌研究院建院50周年的时候，史苇湘著文深情地回忆《初到莫高窟》的情景：那是1948年9月25日：

当时敦煌艺术研究所负责管理窟区，共计二十多个工作人员，流沙簌簌在危崖上飘流，像瀑布一样，窟前沙丘起伏，长着一丛一丛的骆驼剌和红柳，下层洞窟多半被沙掩埋，危岩残壁上栈道早毁，上层洞窟大部份要从清末王道士雇人毁壁凿成的洞穴穿过，奇异的是尽管这些破洞残壁如此褴褛，其中的壁画与彩塑却处处神采奕奕，放射着诱人的艺术魅力，诱惑着我要急切地去认识这个被人类历史遗忘了的艺术世界。

当段文杰、范文藻、孙儒僩、黄文馥、欧刚琳这些早来的领我第一次进入石窟时，我被这些古老瑰丽的壁画和彩塑惊吓得发呆了，假若说人间确曾有过什么“威慑力量”，在我充满三灾八难的一生中，还没有一次可以与初见莫高窟时，心灵上受到的震憾与冲激可以比拟。当时，我很快就回忆起1943年在成都为张大千先生的“抚临敦煌壁画”展览会上服务时，见到的那些大幅壁画摹本，如何使我动心。大千先生为我解说敦煌壁画时说的：“要做一个中国画家，一定要到敦煌去”的谆谆教导，五年以后的1948年秋天，我终于进入了莫高窟，才发现展览会上我见到的不过是千分之—万分之一而已，而且那些精湛的临本，是张大干先生以他精深、睿智的艺术慧眼理解、研究过的艺术，今天这些壁画海洋的原貌就在我的眼前，陆离斑驳、五光十色、处处有人类历史的脚迹，也有人间的幻梦……

当时，我刚从艺术专科学校毕业，五年中学到的绘画基本技法和一些初步的装饰画原理，以及一点西洋美术史知识、美学常识，就要来换取进入敦煌艺术殿堂的“门票”，显然是太自不量力了。

但，作为一个风尘千里的朝圣者，我终于踏进这座圣殿的门槛了。

这些痴情敦煌艺术的青年，为敦煌艺术，也为常书鸿的事业与理想，奉献了一切可能奉献的精灵，但是，他们在常书鸿的夫妻店里掉进右派深渊。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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