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世居四川珙县宝山乡（现合并李儿镇）桐梓村。新家是珙巡场镇南井街87号。父母组合家庭后，大量租佃了一些田土；劳力不够就请长短工，兼做小生意，挣了一些钱。后自己买了几亩田土出租，因此土改时划为富农。
1949年中共掌权后了，听说珙县新政府办古讲班，教讲班。我们弟兄三人，大哥进教讲班，二哥和我进古讲班，学习约一个月，都参加了征粮、剿匪等工作，为巩固新生红色政权贡献了力量。
“五七”年，县里洛表乡文书吕凤笙调到区里任副区长（提职不提薪），他工资低，见我们高过他的工资，很嫉妒。他有一套贿赂、欺上压下的肮脏卑鄙手段。不久，他主持区委区长工作，官僚主义表现得十分露骨，作风十分恶劣，动辄就要训斥人，所以群众意见极大。我也和他发生了矛盾，由此受到打击报复。
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日，全镇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到区开会。全场四壁贴满了很多质问我的大字报，说我反对党的领导。我驳斥说你们说我反党有啥子依据？他们一面高喊“打倒右派分子胡正华猖狂进攻”，一面动手动脚，有些人按我的头，有的撮煤炭渣令我跪下，我不跪就强行按倒我跪。
另外，还批斗了供销社会计林建中，卫生所所长李阳俊，都划为右派。还没有宣布处分，就扣了我的工资，只发15元钱生活费。
接着叫我们修区公所的房屋，说完不成任务不给饭吃；在抗旱时不准我们与他们平等休息，强迫我们加班；一次，通讯员曾朝贵偷懒，把锁犯人的钥匙交给我，第二天犯人逃跑了，就栽诬我放走的，不由分说立马把我关了四天；吕凤笙叫曾朝贵非法把我的门锁扭开，拿走了我的水瓶、被单、债券……
在麻汤坝劳动两个月之后，宣布处分：撤职，降级降薪，开除团籍，戴上右派帽子下放监督劳动，未婚妻也与我吹了。
那时右派的遭遇十分凄惨。县银行行长和县卫生院院长李春汶、陈耀宗都是民主人士，饿得摘未成熟的小麦穗充饥。专卖公司景天齐饿得捡别人啃过的鸡骨头炖菜汤喝。金涛（中学教师）、王立生（县税务局长）饿得偷伙食团的米吃；金涛被批斗，王立生被抓捕劳改。县邮政局张继祥被活活饿死。县工会主席张仕湘受不了批斗打击，捆绑石头在身上跳水自杀。林建中做投机生意被劳改致死。最惨的是1949年前的大学生、中学教师谷国良劳改回来妻子不认，兄弟不理，生活极度困难，饿死城外破庙里。
县团委许安基，一个聪明会说会写的年轻有为的小伙子，开玩笑学县委书记钟盛明讲话。有人打小报告，以攻击党的领导为由划为右派。县工业科副科长徐耀彬听批判说知识越多越反动，他发气就写信给他弟妹叫他们不要读书，也划右派，不服批判罪加一等抓去劳改。1979年这些人都改正了，可惜有些人已提前被折磨死了。
我是1979年被改正的，工资只有42元。妻子生点黄豆芽去市场卖，被极左分子罗国友抬走，还说我“顽固不化死不悔改，硬要走资本主义道路”，逢场天强迫我挂起牌子在街上当众写反省。在这暗无天日，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的情况下，只有痛苦地忍受，这叫什么社会啊！
我大哥胡正棋整风期间没鸣放，有人揭发他画了个瓶子，说他守口如瓶，对整风态度不端正；有人说他爱看报纸的副刊版（右派言论多）就是右派立场，再与他的反动历史（即宝山国民党区分部书记）挂勾，就把他划为右派和反革命分子，并抓去劳教。1961年回家时妻子已饿死了，女儿无吃无依靠带着她弟弟出嫁了。
二哥在1957年整风期间，批评县委书记傅全明作风不深入也被划为右派。
回忆自参加工作以来遇上三次生命危机，一是剿匪时差点没被打死了，二是三年大饥荒差点被饿死了，三是10年文革中差点被折磨死了。现已满76岁，身体精神受到严重的打击摧残后创伤难愈，还渴望党中央给我们解决冤枉时降的工资和精神损失补偿费，否则会死不瞑目。
总之说来话长，一言难尽，每当回忆起这些非法的非人道残酷的摧心裂肝的打击，是非常痛心疾首的欲哭无泪，因血泪流干了，真是刻骨铭心啊！
2008年10月28日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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