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四）南橘北枳的西医
提到中医，总有人说它博大精深，还有人说它奥妙无穷，我不怎么同意这样的话。世上有什么事是没法理解的？为什么要把中医说得神乎其神？凭心而论，我从未认为母亲是个聪明人，女儿的智力也就是中人。用我父亲嘲笑母亲的话说，古时尽是考不上举人的秀才因做官不成、做工不能，才去学医的。所以，郎中的地位在古时一直是低于读书人的。书读得好的人早就考状元、走仕途了，谁会去做郎中？这说明中医并不是靠最聪明的人来传承的，其学问也不是非得最聪明的人才能理解。
为什么会出现当今世人觉得中医不可理解从而要否定它的现象？我想，这是环境使然，是时代的屏蔽作用造成的。这就像让当今城里的孩子学种地一样，不在农村这个环境中，便是把农业大学读到博士，终不是农民，与种地隔着一层。农村的孩子跟随着父母，没有特意学就会种地。关键是有那个能生长庄稼的土壤。
正是基于这一理解，我认为古人创造中医理论不是什么神奇的事而是生活自然。让一个现代人手执长矛到森林中去打猎，十有八九得让狼吃了。所以手执长矛打猎在现代人就是不可想象的。中医理论如果是放在它所产生的环境中就不难理解。
中医的现代化，在我看来，就像种田现代化一样。如今，农民种袁隆平培育出的种子，在田间管理上，把传统方式与现代方试结合得浑然一体。看到一个老中医告诉他的弟子，学中医是“方外有法，法外有方。”我想这就和农民种田一样。具体种什么，怎么种是方，但不能不考虑气候、旱涝这个四季之法。但是，一切都按法来吗？如果有温室大棚，冬天也是可以种菜的，这不就是法外有方吗？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肯定中医，肯定中医理论，也肯定西医。母亲对西医西药，能用中医理论去涵盖的就用中医理论去理解，一时理解不了的，就把它当做法外之方。
中医产生的土壤因其历史遥远，总让觉得不真实。其实，这块土壤不仅是我们脚下的，还是现实的，便是我们这块土地上的西医，也南橘北枳，与外国的医生“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不管西医是否承认，在我看来他们也还是有本土特点。
一天，我在街上遇到一位朋友，她告诉我刚从北京回来。她在日本留学的儿子病了，在日的亲属打来电话，泣不成声，说是病得很重，全身红肿，医生说病人最终得溃烂而死，得马上拿十五万人民币住院。我朋友两口子一听，急如星火，一时去不了日本，便让儿子马上到北京，这边老两口也赶到北京去。我说，在日本是不是看的小医院啊，上大医院看啊，朋友说是在大医院看的，是个有四百多位医护人员的医院，全面做的检查，拿回来一大叠查验单，院长又亲自出诊给看了，溃烂致死就是院长说的。
父母在北京接到儿子，马上到北京医院看病。医生看了一眼，把挂号本朝他们一丢说：“过敏，停所有药，养两天就好了。”然后就喊“下一个！”这态度顿时把朋友的儿子气坏了，“这还讲不讲点人权啦？我在国外，人家对我的病极为重视，院长亲自出诊，怎么到了咱自己的国家就这样？”医生奇怪道：“小伙子，怎么了？你还想吃点药咋的？你这病就是吃药吃的，不停药不能好！”父母把儿子拉出去，不让他跟医生吵，托朋友上另一家医院再找专家看。这专家也不重视他的病，只是和同事们笑嘻嘻地传看他拿回来这些检验单。朋友一家哭笑不得，只好领儿子到大连玩两天，结果这病真就好了，儿子又返回日本。
我听了觉得挺逗乐的，又详细问了问。要说这条件、设备和培养医生的方式，人家日本那是比中国强多了，可一到实际运用上，怎么这外国医生有时就显得有点幼稚呢？我问朋友是否就这个问题请教了北京的医生。朋友说问了，北京的医生说，国外医疗条件虽好，医生也多，但他们国家人口没我们多，轮到每个医生看的病人数就比较少，这医生书本知识多，临床经验少，哪像中国医生整个陷入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见多识广呢？听了朋友这番介绍，我想，相对日本医生把病人总爱往书本上归类，中国西医的着眼点更侧重个体实际，这就使中国的西医无形中有了中医式的出发点，显得像中医一样重经验。由此可见，我们这块土地适于生长经验性的医学。
（三十五） 中医是农民医学
人们之所以觉得中医玄而又玄，是因为中医理论。什么阴阳五行、五运六气了，如今的人住在城里，一整天也不会抬头看一眼太阳，一年到头可能也看不到几次月亮，怎么会认为自己的生存与日月有什么关系呢？
我也和女儿探讨过，把这些丢弃一些行不行？比如五运六气是不是可以不用？女儿说，这五运六气绝对不能丢，会摸脉的人都知道，人的身体与气候的相关性相当密切，这四季脉是不一样的，春弦，夏洪，秋毛，冬石。这早晨和晚上还不一样，今春的脉和去年春季的又不一样。而每一脏器在不同季节不同地点的表现和功能也不同。不用五运六气学说还真没法统领和推演这些现象。女儿问，如果我姥姥抛弃这个学说，她怎么可能预知这一年将会流行什么疾病呢？
为什么中医现在看病的效果不够好？看看还有几个人运用“五运六气”学说？现在的中医普遍地忽略五运六气学说。有人提出，中医摸脉为什么不能用仪器替代使之更准确？这么问的人是先把人的脉都设想成可以是一样的并假定了一个健康样本。殊不知，人的脉不仅有四季的不同，而且老人与孩子不同、男人与女人不同，既使同一个人的脉在不同情况下还有不同，可能这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吧？因为我们感觉不到这种不同，但这是客观事实。既然每一个人的脉象与他人都有细微的差别，那么我们用谁来作健康的标准呢？又怎么用仪器取代？
试想，如果没有五运六气的学说做纲领，你摸了一百个人的脉，要是你感觉迟钝的话，你会觉得这些人的脉全一样；要是感觉灵敏点的话，你又会觉得一人一样。这就造成有的人觉得学脉难从而否定脉象。这也是当今好多中医学不会诊脉的原因。抛开“五运六气”学说，脉学就是一团乱麻。
我小时候也因中医的不确定性而对中医颇有微词。一些慕名而来的外地患者，地域越远，母亲摸脉的时间就越长，问的越多，全身看得更仔细。开药时，往往是投石问路，观察药物反应，观察几天后才真正下猛药。我当时也奇怪，母亲为什么看不准呢？
了解了“五运六气”后我才恍然大悟：一个中医就像一个农民，中国农民种地是紧扣节气的。一年四季寒暑的变换被分为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播种、插秧、收割，每个步骤都要求天时地利，一旦错过最佳时机，即使只是几天之差，产量也会截然不同。农谚，作为“耕作宝典”，为农民所用。像“羊马年，好种田”这样的谚语为农民深信不疑。小时候听奶奶说：“春分有雨病人稀”，“大寒不寒，人马不安”，也往往言中。这，被称之为物候，物候学现在是门科学。
“五运六气”是中医看病的物候，正如农民一看季节就知道怎么处理手中的种子，一看庄稼的长势就知道应该采取什么行动一样。中医有四时八节、二十四气、七十二侯决病法。
中医把握人的生长节律与日月的关系，这不是中医主观臆定的，而是客观存在。春季应是弦脉，出现洪脉就是病了，把脉调得与季节相应就是治病，中医就这么简单。女儿的师博在治妇女不孕症时，就致力于将妇女的月经调得与月律相应。他说，少有妇女月经与月律一致特别是在望月来月经而患不孕症的。
可如果突然把北方的一个庄稼汉送到海南去种地，或给他一把南方的种子，他就会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他就会观察、了解、思索并且适应，所以，中医有地域性。
女儿的师傅每天一上午要看五、六十个病号。女儿给每一个人摸脉，她师傅对好多人竟不再摸脉，直接开方。因为他不用摸脉也能判断出这人是什么脉。因为来看病的人越多，他就越能把握住物候，越能知道这一时的“病”，越能知道人们整体的“病”。
这就是中医治病的体系性和可重复性，这使他看上去很“神”。
和女儿的师傅在同一所医院里的中医也有年龄很大的，可他们诊室的门大开着，却很少有人登门求医。女儿和他们聊天，回来对我说，这些医生并不是学识不够而是他们无从把握物候，因此无法看病。因为脉象是不确定的，整体的脉象也是处于动态中，如果中医不一直身处这一动态之中就无从把握脉象。所以，一个中医博士不会看病不是他读的书少，不是他水平不高，而是中医这东西根本就不能脱离实际，接受科学教育使他们离自然世界太远了。如果学习诊脉的过程是用学书本知识的方法，是在课堂上学，不但什么也学不会，还得走向自我怀疑，所谓的中医不好学，是因为脱离了实践就无法学。
（三十六）自然是人的外在身体
女儿走到哪都给人摸脉。她说，我不能停下来，不能间断，我必须通过这种方式一直掌握脉候。如果我很长时间不摸脉了，那么这一地区，这一时期人们的基本脉象是什么样我就不能掌握了，在这种情况下，你突然让我诊一个脉，那准确性就要大打折扣。
女儿问我，我姥姥最早开始行医时是怎么掌握物候的？我告诉女儿，我母亲24岁行医。骑个毛驴，走乡串户，主动上门给人看病。女儿对我说：给我买个吉普车，我毕业后开车下乡，要是坐在城里等，就会像那些白了胡子也还不能看病的中医一样毁掉中医。
几千年来，中国一直占世界人口的1/4，在气候与疾病的相关性分析上，中医掌握着特大的临床样本。这样持续几千年的观察、积累和不停地校验，中医的确掌握了气候与疾病的关系规律。尊重来自远古的生活经验，中医并不深奥，亦无所谓古今，它就存在于人类经验当中，只要我们置身于实践中就不难理解这一点。
农民为什么容易接受中医？因为其理相通。我比较注意观察农业现代化，农业能现代化，中医也能现代化。基因工程要是能改变人类种子，中医也能用新方法耕种。
在汉语中，我们把每一天叫“日”，一天的时间是以日的运行来记的。而每个月，在古代我国是以月的运行来记的，于是，年也是以月来记了。可是我们的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实际上是属于阳历范畴.，是以地球绕太阳运行的规律来确定的，它的测定又是以浑天说，也就是地球是园的为基。这说明，我们古人想尽一切办法，使主观认识与客观规律一致，古人的经验总是在把我们引向客观、正确和接近真理。
古人把人所受到的来自日月的双重影响，用阴阳来表示、解释、对应………时时用实践来校正和充实使之符合客观。经过历史的淘来荡去，留下一条清晰的河床，这就是中医理论。如果把中医理论像摊煎饼一样摊进历史，我们就会看到它其实很简单、很自然、很真实、也很科学。
既然地球上的生物是受日月的双重影响，那么，在制定历法上，中国古代使用阴阳合历就成必然。干支六十年是近月会合周期与回归年的会合周期，它表明以冬至为参考系的地月日三体最小相似周期为六十年，这一点与自然规律也是一致的。这使我想到，要么是古人的寿命不像我们想的那么短，要么就是代代相传的记录和观察严密得如同一个人的永生才能观察得如此贴近自然。光说我们中国人重视传统，讲子承父业，讲师传，因为没有这样的传统，很多超越个体的观察任务是无法完成的。
在六十年这样一个循环中，月日对地的交互作用，形成细微差别的地球物候，在中医上用五运六气来表示。五运是：金、木、水、火、土。六气是：风、寒、暑、湿、燥、火。一提阴阳五行，现代人就头大，搞不清它是什么东西。其实这东西没那么复杂，我们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来理解，比如，当我们认识温度这个概念时，我们用冷和热这两个概念去把握它。而冷和热这两个概念却是相对的，互含的，正如我们说阴阳，我们说阴的时候，不等于说阴中无阳，说阳的时候不等于说阳中无阴，那么阴阳所体现的不同的度，我们就用五行来代表，比如阳盛为火，阴盛为水等。所以，五行是阴阳的不同状态。我觉得阴阳五行是很实用的模糊数学，从这一点上说它是先进的并不为过。
当阴阳五行这样一个体系建立起来时，它就成为医家的“法”。如今在中西医之争中有一个中间派，提出只要中医的药方，不要中医的理论。这种只要方不要法的做法正是我当年想学中医时对母亲提出来而遭到她断然拒绝的。我当时想，母亲治再生障碍性贫血、治银屑病、治不孕症等绝招教我几个，我此生就不会遇绝境而不能逢生了。我很长时间不理解母亲怎么会这么迂腐。现在想来，只有方没有法，中医就没有再生能力，就不能自我校验，就不能调整与时与地的关系，也就是说，不能与时俱进。法，是中医的生命之根。
如果没有人体的随季节而产生的生理变化，阴阳五行对中医就毫无意义。女儿说，每当季节交替之时，第一批上来的病人几乎都是“时令病”，就是身体节律与季节没有同步而出现的不适。而这批病人，往往又可以作为把握其它病人的标尺。因为医生对时运的把握是要通过他所面对的病人才能具体。他要在病人中树一类典型，当作标尺，作为当下时运的具体体现。
（待续）
提到中医，总有人说它博大精深，还有人说它奥妙无穷，我不怎么同意这样的话。世上有什么事是没法理解的？为什么要把中医说得神乎其神？凭心而论，我从未认为母亲是个聪明人，女儿的智力也就是中人。用我父亲嘲笑母亲的话说，古时尽是考不上举人的秀才因做官不成、做工不能，才去学医的。所以，郎中的地位在古时一直是低于读书人的。书读得好的人早就考状元、走仕途了，谁会去做郎中？这说明中医并不是靠最聪明的人来传承的，其学问也不是非得最聪明的人才能理解。
为什么会出现当今世人觉得中医不可理解从而要否定它的现象？我想，这是环境使然，是时代的屏蔽作用造成的。这就像让当今城里的孩子学种地一样，不在农村这个环境中，便是把农业大学读到博士，终不是农民，与种地隔着一层。农村的孩子跟随着父母，没有特意学就会种地。关键是有那个能生长庄稼的土壤。
正是基于这一理解，我认为古人创造中医理论不是什么神奇的事而是生活自然。让一个现代人手执长矛到森林中去打猎，十有八九得让狼吃了。所以手执长矛打猎在现代人就是不可想象的。中医理论如果是放在它所产生的环境中就不难理解。
中医的现代化，在我看来，就像种田现代化一样。如今，农民种袁隆平培育出的种子，在田间管理上，把传统方式与现代方试结合得浑然一体。看到一个老中医告诉他的弟子，学中医是“方外有法，法外有方。”我想这就和农民种田一样。具体种什么，怎么种是方，但不能不考虑气候、旱涝这个四季之法。但是，一切都按法来吗？如果有温室大棚，冬天也是可以种菜的，这不就是法外有方吗？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肯定中医，肯定中医理论，也肯定西医。母亲对西医西药，能用中医理论去涵盖的就用中医理论去理解，一时理解不了的，就把它当做法外之方。
中医产生的土壤因其历史遥远，总让觉得不真实。其实，这块土壤不仅是我们脚下的，还是现实的，便是我们这块土地上的西医，也南橘北枳，与外国的医生“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不管西医是否承认，在我看来他们也还是有本土特点。
一天，我在街上遇到一位朋友，她告诉我刚从北京回来。她在日本留学的儿子病了，在日的亲属打来电话，泣不成声，说是病得很重，全身红肿，医生说病人最终得溃烂而死，得马上拿十五万人民币住院。我朋友两口子一听，急如星火，一时去不了日本，便让儿子马上到北京，这边老两口也赶到北京去。我说，在日本是不是看的小医院啊，上大医院看啊，朋友说是在大医院看的，是个有四百多位医护人员的医院，全面做的检查，拿回来一大叠查验单，院长又亲自出诊给看了，溃烂致死就是院长说的。
父母在北京接到儿子，马上到北京医院看病。医生看了一眼，把挂号本朝他们一丢说：“过敏，停所有药，养两天就好了。”然后就喊“下一个！”这态度顿时把朋友的儿子气坏了，“这还讲不讲点人权啦？我在国外，人家对我的病极为重视，院长亲自出诊，怎么到了咱自己的国家就这样？”医生奇怪道：“小伙子，怎么了？你还想吃点药咋的？你这病就是吃药吃的，不停药不能好！”父母把儿子拉出去，不让他跟医生吵，托朋友上另一家医院再找专家看。这专家也不重视他的病，只是和同事们笑嘻嘻地传看他拿回来这些检验单。朋友一家哭笑不得，只好领儿子到大连玩两天，结果这病真就好了，儿子又返回日本。
我听了觉得挺逗乐的，又详细问了问。要说这条件、设备和培养医生的方式，人家日本那是比中国强多了，可一到实际运用上，怎么这外国医生有时就显得有点幼稚呢？我问朋友是否就这个问题请教了北京的医生。朋友说问了，北京的医生说，国外医疗条件虽好，医生也多，但他们国家人口没我们多，轮到每个医生看的病人数就比较少，这医生书本知识多，临床经验少，哪像中国医生整个陷入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见多识广呢？听了朋友这番介绍，我想，相对日本医生把病人总爱往书本上归类，中国西医的着眼点更侧重个体实际，这就使中国的西医无形中有了中医式的出发点，显得像中医一样重经验。由此可见，我们这块土地适于生长经验性的医学。
（三十五） 中医是农民医学
人们之所以觉得中医玄而又玄，是因为中医理论。什么阴阳五行、五运六气了，如今的人住在城里，一整天也不会抬头看一眼太阳，一年到头可能也看不到几次月亮，怎么会认为自己的生存与日月有什么关系呢？
我也和女儿探讨过，把这些丢弃一些行不行？比如五运六气是不是可以不用？女儿说，这五运六气绝对不能丢，会摸脉的人都知道，人的身体与气候的相关性相当密切，这四季脉是不一样的，春弦，夏洪，秋毛，冬石。这早晨和晚上还不一样，今春的脉和去年春季的又不一样。而每一脏器在不同季节不同地点的表现和功能也不同。不用五运六气学说还真没法统领和推演这些现象。女儿问，如果我姥姥抛弃这个学说，她怎么可能预知这一年将会流行什么疾病呢？
为什么中医现在看病的效果不够好？看看还有几个人运用“五运六气”学说？现在的中医普遍地忽略五运六气学说。有人提出，中医摸脉为什么不能用仪器替代使之更准确？这么问的人是先把人的脉都设想成可以是一样的并假定了一个健康样本。殊不知，人的脉不仅有四季的不同，而且老人与孩子不同、男人与女人不同，既使同一个人的脉在不同情况下还有不同，可能这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吧？因为我们感觉不到这种不同，但这是客观事实。既然每一个人的脉象与他人都有细微的差别，那么我们用谁来作健康的标准呢？又怎么用仪器取代？
试想，如果没有五运六气的学说做纲领，你摸了一百个人的脉，要是你感觉迟钝的话，你会觉得这些人的脉全一样；要是感觉灵敏点的话，你又会觉得一人一样。这就造成有的人觉得学脉难从而否定脉象。这也是当今好多中医学不会诊脉的原因。抛开“五运六气”学说，脉学就是一团乱麻。
我小时候也因中医的不确定性而对中医颇有微词。一些慕名而来的外地患者，地域越远，母亲摸脉的时间就越长，问的越多，全身看得更仔细。开药时，往往是投石问路，观察药物反应，观察几天后才真正下猛药。我当时也奇怪，母亲为什么看不准呢？
了解了“五运六气”后我才恍然大悟：一个中医就像一个农民，中国农民种地是紧扣节气的。一年四季寒暑的变换被分为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播种、插秧、收割，每个步骤都要求天时地利，一旦错过最佳时机，即使只是几天之差，产量也会截然不同。农谚，作为“耕作宝典”，为农民所用。像“羊马年，好种田”这样的谚语为农民深信不疑。小时候听奶奶说：“春分有雨病人稀”，“大寒不寒，人马不安”，也往往言中。这，被称之为物候，物候学现在是门科学。
“五运六气”是中医看病的物候，正如农民一看季节就知道怎么处理手中的种子，一看庄稼的长势就知道应该采取什么行动一样。中医有四时八节、二十四气、七十二侯决病法。
中医把握人的生长节律与日月的关系，这不是中医主观臆定的，而是客观存在。春季应是弦脉，出现洪脉就是病了，把脉调得与季节相应就是治病，中医就这么简单。女儿的师博在治妇女不孕症时，就致力于将妇女的月经调得与月律相应。他说，少有妇女月经与月律一致特别是在望月来月经而患不孕症的。
可如果突然把北方的一个庄稼汉送到海南去种地，或给他一把南方的种子，他就会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他就会观察、了解、思索并且适应，所以，中医有地域性。
女儿的师傅每天一上午要看五、六十个病号。女儿给每一个人摸脉，她师傅对好多人竟不再摸脉，直接开方。因为他不用摸脉也能判断出这人是什么脉。因为来看病的人越多，他就越能把握住物候，越能知道这一时的“病”，越能知道人们整体的“病”。
这就是中医治病的体系性和可重复性，这使他看上去很“神”。
和女儿的师傅在同一所医院里的中医也有年龄很大的，可他们诊室的门大开着，却很少有人登门求医。女儿和他们聊天，回来对我说，这些医生并不是学识不够而是他们无从把握物候，因此无法看病。因为脉象是不确定的，整体的脉象也是处于动态中，如果中医不一直身处这一动态之中就无从把握脉象。所以，一个中医博士不会看病不是他读的书少，不是他水平不高，而是中医这东西根本就不能脱离实际，接受科学教育使他们离自然世界太远了。如果学习诊脉的过程是用学书本知识的方法，是在课堂上学，不但什么也学不会，还得走向自我怀疑，所谓的中医不好学，是因为脱离了实践就无法学。
（三十六）自然是人的外在身体
女儿走到哪都给人摸脉。她说，我不能停下来，不能间断，我必须通过这种方式一直掌握脉候。如果我很长时间不摸脉了，那么这一地区，这一时期人们的基本脉象是什么样我就不能掌握了，在这种情况下，你突然让我诊一个脉，那准确性就要大打折扣。
女儿问我，我姥姥最早开始行医时是怎么掌握物候的？我告诉女儿，我母亲24岁行医。骑个毛驴，走乡串户，主动上门给人看病。女儿对我说：给我买个吉普车，我毕业后开车下乡，要是坐在城里等，就会像那些白了胡子也还不能看病的中医一样毁掉中医。
几千年来，中国一直占世界人口的1/4，在气候与疾病的相关性分析上，中医掌握着特大的临床样本。这样持续几千年的观察、积累和不停地校验，中医的确掌握了气候与疾病的关系规律。尊重来自远古的生活经验，中医并不深奥，亦无所谓古今，它就存在于人类经验当中，只要我们置身于实践中就不难理解这一点。
农民为什么容易接受中医？因为其理相通。我比较注意观察农业现代化，农业能现代化，中医也能现代化。基因工程要是能改变人类种子，中医也能用新方法耕种。
在汉语中，我们把每一天叫“日”，一天的时间是以日的运行来记的。而每个月，在古代我国是以月的运行来记的，于是，年也是以月来记了。可是我们的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实际上是属于阳历范畴.，是以地球绕太阳运行的规律来确定的，它的测定又是以浑天说，也就是地球是园的为基。这说明，我们古人想尽一切办法，使主观认识与客观规律一致，古人的经验总是在把我们引向客观、正确和接近真理。
古人把人所受到的来自日月的双重影响，用阴阳来表示、解释、对应………时时用实践来校正和充实使之符合客观。经过历史的淘来荡去，留下一条清晰的河床，这就是中医理论。如果把中医理论像摊煎饼一样摊进历史，我们就会看到它其实很简单、很自然、很真实、也很科学。
既然地球上的生物是受日月的双重影响，那么，在制定历法上，中国古代使用阴阳合历就成必然。干支六十年是近月会合周期与回归年的会合周期，它表明以冬至为参考系的地月日三体最小相似周期为六十年，这一点与自然规律也是一致的。这使我想到，要么是古人的寿命不像我们想的那么短，要么就是代代相传的记录和观察严密得如同一个人的永生才能观察得如此贴近自然。光说我们中国人重视传统，讲子承父业，讲师传，因为没有这样的传统，很多超越个体的观察任务是无法完成的。
在六十年这样一个循环中，月日对地的交互作用，形成细微差别的地球物候，在中医上用五运六气来表示。五运是：金、木、水、火、土。六气是：风、寒、暑、湿、燥、火。一提阴阳五行，现代人就头大，搞不清它是什么东西。其实这东西没那么复杂，我们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来理解，比如，当我们认识温度这个概念时，我们用冷和热这两个概念去把握它。而冷和热这两个概念却是相对的，互含的，正如我们说阴阳，我们说阴的时候，不等于说阴中无阳，说阳的时候不等于说阳中无阴，那么阴阳所体现的不同的度，我们就用五行来代表，比如阳盛为火，阴盛为水等。所以，五行是阴阳的不同状态。我觉得阴阳五行是很实用的模糊数学，从这一点上说它是先进的并不为过。
当阴阳五行这样一个体系建立起来时，它就成为医家的“法”。如今在中西医之争中有一个中间派，提出只要中医的药方，不要中医的理论。这种只要方不要法的做法正是我当年想学中医时对母亲提出来而遭到她断然拒绝的。我当时想，母亲治再生障碍性贫血、治银屑病、治不孕症等绝招教我几个，我此生就不会遇绝境而不能逢生了。我很长时间不理解母亲怎么会这么迂腐。现在想来，只有方没有法，中医就没有再生能力，就不能自我校验，就不能调整与时与地的关系，也就是说，不能与时俱进。法，是中医的生命之根。
如果没有人体的随季节而产生的生理变化，阴阳五行对中医就毫无意义。女儿说，每当季节交替之时，第一批上来的病人几乎都是“时令病”，就是身体节律与季节没有同步而出现的不适。而这批病人，往往又可以作为把握其它病人的标尺。因为医生对时运的把握是要通过他所面对的病人才能具体。他要在病人中树一类典型，当作标尺，作为当下时运的具体体现。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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