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清洗的中共军委（图片来源：网络）
张又侠曾经是那种看上去最不可能倒下的人。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他是中共军队中最有权势的将领之一，曾是中共党魁最倚重的军中亲信；他参加过中越边境作战，有实战资历，后来又长期主管装备建设，既有"红二代"的家世，又有老军头的资历。在那些公开露面的场合里，他总是站在离权力核心最近的地方，仿佛真的继承了中共"红色江山"所许诺的荣耀与安全。
也正因为如此，他今日的处境才更显凄凉。据一些报道，在张又侠本人被调查之后，他的儿子及多名身边人也相继被带走。这一幕最残酷之处，在于它把一个中共后代的政治命运，骤然还原成了共产党历史中最熟悉、也最残酷的老剧本：昨天还是高高在上，今天已成阶下囚；昨天还在权力中心分享荣光，今天连自己的儿子都未必保得住。从苏共到中共，共产党的历史一再证明，红色后代们继承的不是红色江山，而是终究要回到自己身上的血债；不是安全和享乐，而是迟早反噬自身的暴力。
张又侠的遭遇并不是偶然。一个靠撕碎千千万万个家庭建立起来的政权，终究不会为自己的后代划出一条免于报应的界线。共产党权力者的后代，往往误以为自己继承的是高位、特权和享不尽的荣华；但他们忘了，中共靠血腥暴力建立起来的，从来不是什么可以世代享用的福分，也不是什么安定的秩序，而是一笔迟早要有人偿还的血债，是随时可能降临到自家门内的报应。
这种报应在共产党的历史上比比皆是。早在一百年前，十月革命最重要的缔造者之一托洛茨基，就已经亲眼看着革命一步步吞掉自己的孩子。托洛茨基本人曾是苏维埃政权的创建者之一，也是十月革命最重要的组织者和指挥者之一，后来又成为红军的缔造者；他的家人也曾分享过革命胜利者的荣耀，但到了斯大林时代，这份荣耀很快就变成了诅咒。
他的女儿季娜伊达在长期被迫流亡、病痛与精神重压之下，于1933年在柏林自杀；儿子谢尔盖虽然几乎不直接参与政治，但仍在1937年被苏联当局罗织"投毒""破坏活动"等罪名处决；长子列夫・谢多夫流亡巴黎，1938年死于极可疑的"手术事故"，普遍被怀疑与斯大林方面的特工行动有关。等到1940年托洛茨基本人在墨西哥被苏联特工刺杀时，他所一手催生的革命，其实早已先一步将他的孩子一个个吞噬。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类似的故事更是比比皆是。刘少奇之子刘允斌原本是核化学家，曾参与中国核工业工作，并非权力斗争中的核心人物。可文革开始后，刘允斌也立刻从国家建设者变成"罪人之子"，遭到批斗、侮辱和殴打，最终于1967年卧轨自杀。
而刘允斌并不是孤例。文革年代，邓朴方被从楼上推下终身瘫痪，刘源被关押批斗，无数高干子弟在一夜之间从"革命接班人"沦为"黑帮子女"。许多人以为，这只是文革这场疯狂运动中的偶然现象，仿佛只要文革结束，这种命运就会随之终止。但事实并不是这样。文革不是根源，文革只是共产党血债逻辑最猛烈的一次喷发。共产党靠暴力起家，靠清洗立威，靠连坐维持恐惧——这种债不会随着某一场运动的结束而自动消失，它只会换一种形式，继续回到欠债者的后代身上。
所以，张又侠大概不会想到，自己在已经成为中共军中第一人之后，却仍然逃不过被清洗的命运。他的父亲、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的张宗逊也不会预见到，自己当年与其他共产党人并肩"打下了江山"，最终换来的却不是子孙的安稳，而是祸及家门：儿子不是倒在敌人手里，而是倒在父辈战友的后代手里，倒在习近平手里。
党一再吞噬自己的孩子，但这件事最残忍之处，并不在于肉体的毁灭，而在于：那些最终被吞噬的人，在被吞噬之前，往往已经心甘情愿地把党当成了自己的母亲。他们用一生去效忠它、维护它、为它冲锋陷阵，从不曾想过它有一天会反过来咬断自己的喉咙。这不只是政治上的失算，这是一种更深的悲剧：灵魂的沦陷，早于肉体的毁灭。
据多方消息报道，张又侠在被清洗之前，其实早已对习近平心存异志，也确实在军中积累了足以与之抗衡的力量，但他始终没有走出那最后一步，与之彻底摊牌。据分析，他的顾虑之一，正是投鼠忌器，担心如果中共体制一旦崩塌，他自己同样将无处立足。
如果时光倒流，如果张又侠在权力巅峰时能够清醒，他就能看清党——这头怪物的真面目。而一个真正清醒的人，面对那样的怪物，也许会做出一个截然不同的选择——不是继续喂养它，而是终结它。只可惜，张又侠或许从未真正给过自己这个机会。今天甘心做党的孩子，明天就无法跳出被它吞噬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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