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二）西医在宠惯着人类
与一个朋友喝酒，庆祝她“出仓”五周年。“出仓”是出无菌仓，她做了干细胞移植，按当下的医学理论，干细胞移植五年后，存活率就大了，所以我们庆祝。
回顾与她一起出仓的九个人，如今只剩两个了。
我陪朋友复查时见过她的主治医，我很佩服他。当我和朋友感谢他的救命之恩时，他说，我的朋友之所以活命，有三个因素：“一个好的医生遇到了一个好的病人再加上好的运气。”
我听了不由点头称是，此人是咱们国内的权威人士了，却把医的作用定的这么低，看来大医的体会就是到位啊。为此我不由地想起另一个专治绝症的权威医生。他说他给人治病就是摸索“我知道我的病人是怎么死的，可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活的。” 所以在这个医生手下活了的病人，这个医生从不敢认为是自己医治的结果，总要寻找病人没死的原因是什么？从这一点上看，西医不也是在从自然中寻找治病的途径吗？
正因为西医能讲清楚人是怎么死的，这一长处造成了人们过度恐慌。由于近来要求知情权，病人上手术台前要签个文件，上面写满这个手术可能引起的不良后果，便是一个小手术，这个告知单也好几页，其恐怖性足以把病人的精神摧毁。
人们随着西医把眼光全落在他们说得清楚的死因上了，所以患者一拿到癌症诊断书，就如接到死刑判决书，一半的人先吓没魂了。我总是劝人：其实西医不知人是怎么活的，何苦向西医自首？
西医能说明死因的长处在法医学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所以在西方就有发明新毒药将人杀死而因科学无法解释其机理逃脱法律制裁的事。我想，中医用阴阳五行杀人法医也无法说明死因。
中医往往知道病人是怎么活的，却不知病人是怎么死的。于是，西医从活的人身上找医学突破口，中医从死的人身上做校正。
中医对医的作用从不给予过高强调。这相对一般西医显得不够理直气壮。中医看病，有点治病治不了命的漠然态度。二十岁的病人要好治，八十岁的病人任谁也难以妙手回春，因为他本身已是秋了，无春可回。中医在医的过程中很强调病人的作用，淡化医的作用。因为真正治好病的是病人自己，是他自身的正气在起作用，医生不过是扶正，是帮助。
人们之所以不太重视中医也有中医自身的因素，因为它不让人形成对医的依赖。人们现在对西医形成依赖的危险性在于人们要求西医为人类的违反自然的生活方式保驾护航，而西医不仅不拒绝人类的这一要求，还承诺为人类提供保障。于是，人类在科学的支持下偏离自然界轨道越来越远，我担心的是科学能否支持到底，或者说科学发展的速度能否赶得上人类欲望膨涨的速度？有了“伟哥”的支持，纵欲就不是什么不良生活方式了。“伟哥”可以让人暴亡，西医会不会让人类暴亡？科学和人类的关系在这一点上是不是有点象浮士德与魔鬼？
我岂不知道发展是硬道理？其实我也承认科学是仙丹，相信服了仙丹人可以成仙。但仙丹不是任谁都能服用的，带着没有经过清理的身体，怀着没有沉淀的欲念而服仙丹就会暴亡。科学是上天赐给人类的好东西，但它也要自己的“时”，不在其“时”就是毒药！
有的病人在听过女儿诊脉后兴奋地说：“你说得太对了，那你给我开方吃药吧！”女儿拒绝开方：“如果你不能改变你的生活方式和脾气，那么吃药就不是治病而是害你。你服中药时喝大酒，这药起什么样作用？你服药过程中发怒，气血妄行，这药会走哪一经？这和杀你有什么区别？”
在中医诊断中，“我”的成分很重，不仅强调医生的“我”，也强调病人的“我”。这就是上面说到的那个西医的“好的医生和好的病人”的关系。可这在一般西医是难以接受的。西医的CT片中几乎不含“我”的成分。于是，西医的仪器和医生之间的区别是不明显的，医生的个性色彩也是很淡的。我曾见过一个医疗官司，最后做鉴定时追究责任到一台诊断仪器的质量上。我注意到，在心理治疗中，医生与病人是一对一，可即便是这样，医生也无“我”，也很难诱出病人的“我”，所以西方的心理治疗效果并不理想。
而中医的个性色彩如此之浓。以至于一个老中医离去，他的医学也随之消失。
中国文化中的“我”无处不在。以至于中国人常常会觉得纯客观的阐述没有多大意义。比如一个语文老师讲作文《我的母亲》，老师会认为纯客观的描述，把自己的母亲写得像别人的母亲似的绝对是败笔。这样题目不过是告诉你要明写母亲而已，但如果没有通过写你的母亲从而把你这个人暗写出来，把你的一棵赤子之心写出来，那么这篇作文就没有意义。
（五十三） 天养人与科学养人
我姥姥三十几岁就死了，死于体力渐衰，没什么痛苦，就是无力，最后连呼吸的力量也没有，就死了。死的那天夜里还对两个姑婆说：“你们去睡一会吧，我头半夜死不了，得是后半夜的事”。姥姥的死刺激了我母亲学医，母亲跟我说，姥姥死时她才十几岁，不懂医，如果给我姥姥服用补养药，我姥姥就不会死。
在我母亲死后，我意识到姥姥极可能也是死于心脏病。我母亲的心脏一生都呈弱势，她十七岁时不敢过马路，因为随时都能昏倒。这种与生俱来的弱怎么是后天的药能补的呢？
因为我家三代单传，体弱的母亲在我奶奶的强烈要求下接连生了四个孩子。我身下的弟弟只比我小一岁，挨天的生日。这个跨“三年自然灾害”和“文革”的生育期，使母亲生下我最小的弟弟后就倒下了，三年没起来。现在想来，母亲得的应该是类风湿病，全身疼痛，动弹不得，又赶上文革，父亲逃跑生死不明。母亲躺在床上，给自己针灸，拔罐。有意思的是母亲还用注射器给自己打些维生素类药。三年后母亲起来了，全身骨头却都变形了。十年后，母亲死于心力衰竭。
生我之后母亲没有奶，紧接着又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先天不足后天亏损的我在这一生中多次体验濒临死亡的感觉。每当有传染病流行时，母亲就看着我发愁。母亲分别让我的三个弟弟都染上麻疹、水痘等病以获得终生免疫。却不敢让我患上这些病。她说我要是得了非死不可。母亲给我吃一匙紫河车，我就躲过传染病了。可母亲又一直为我没有获得免疫力而忧虑。
当中年的我心脏也越来越无力时，我知道我与我姥姥和我母亲的心脏是同质的。后来，我也出现了我姥姥的症状，越来越无力，不能起身活动，心脏不堪重负，疲劳至极，服药效果甚微，我知道不是药不好，不是治法不对，而是我的心脏连容纳药的力量也极为微弱了。心脏的衰弱引发其它脏器功能衰退，骨刺丛生，行走不仅无力，更是困难。很明显，我姥姥和我母亲的路已摆在我面前了。
养病和治病都不是一条逃生之路，当年给我姥姥看病的医生能不给开补药吗？我母亲一生给自己吃药，把她极弱的身体维持到了尽可能的长，可最终，无力的心脏还是使她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当我躺在床上一动不动还累得不得了时，我知道自己也逃不脱我姥姥和我母亲的命运了。不懂医学的我姥姥和懂医学的我母亲都走了同一条路，还有第三条路供我选择吗？
我选择了第三条路。我在郊外买了一块土地，坐在这块地上，有时是趴伏在这块地上，从春到夏，到秋，到冬，我盖了一所房子，房子盖好了，我的心脏不再无力，骨刺消失，衰竭症状得到扼止。
小时候不理解老年人为什么喜欢晒太阳，现在知道，太阳、大地、春风一定含有赋予人生命力的作用，回归自然应是超越休养和治疗的更大的医学。可惜我姥姥和我母亲毕竟随人类整体偏离自然太久了，体会和意识不到这一点。为此，我怀疑我姥姥和我母亲的心脏病归根到底还是一种生活方式病，长期与自然隔离，人为的生活环境和工作方式是不是激起了心脏反抗呢？心脏以消极怠工来反抗，可我们宁可用药物，用心脏起博器，用支架来维持心脏，也不肯顺应自然。有时，仅仅用阳光就可以治愈忧郁症，而仅仅因为缺少阳光就可以令人患上忧郁症。患忧郁症的人比心脏病人更能说明脱离自然对人的危害。那些贫穷而身心健康的人，心理学家从心理上给予许多解释，在我看来，贫穷使他们更接近自然，这应是他们快乐健康的主要原因。如果失去自然这一动力来源，便是中医、中药也难以赋予人以生命动力。所以，不迷信西医，对中医也不能迷信，中药再好也不能代替自然的作用。
在自然中许多病可以自愈，许多病可以不算病。我对女儿说，将来我要是得了老年痴呆病，她就可以给我实施安乐死，因为这病会给别人带来很大的麻烦。女儿笑说给我穿一身兽皮，每天放入后山，“你就在山中闲逛，能给别人造成什么麻烦？我派一条牧羊犬看着你好了”。我觉得女儿这办法甚好，痴呆者在室内会造成许多破坏，在山中会破坏什么？如果恢复一种野生的生活，说不定痴呆会得到改善。看到在美国的疗养院，坐在轮椅中的痴呆病人一排排地静坐着感到有些可怕，我想，他们眼前要是有些猫、狗在跑动，有小孩子在玩耍，这些病人的心智情况会不会好些？天伦之乐，自然环境对人的重要性大过人们现在的估计。便不是从天人合一，阴阳五行来谈中医，只从人是生于自然，需要与自然相互作用以保持健康，也足以使人再造一个与中医相差无几的学说了，非要人为地压制这一学说就显得太不近情理，让人十分怀疑动机了。
（五十四）自杀将是正常行为
如果健康需要我们不能完全丢弃原始生活的话，我们是否能时不常地原始一下呢？我们承认现在许多病是富贵病，是生活方式病，可我们明知如此却无力改变。
奶奶从前有句话，当我们对缺少照料，不是以现代方式生存的人不理解时，我奶就说这样的人是天养活。早先听我奶奶这话感到挺迷信，我们总是称大自然环境是恶劣的生存环境，人要是完全暴露于自然无疑是摧残生命，可被我奶奶称为天养活的人，恰恰过的是原始而又自在悠游的生活，现在想来，这天养活本没有什么神秘色彩，难道我们的生命真是用现代生活方式滋养的吗？我们是不是把次要因素本末倒置地当成主要因素了？真正滋养人的还是天地自然，用回归的方式多亲近自然不失为寻找健康的最佳途径。从这个角度说，遵天时地理的中医也是在寻找回归自然的途径。
我母亲说，她师兄早年得了肺结核。在六十多年前得了结核就意味着死亡。他在山脚下搭了一个棚子说给他母亲守孝，过起了原始生活。三年之后，他的结核病就自愈了。我觉得母亲的师兄比我母亲更了解自然的含义。
一份对北京大学生的调查表明：北京有十万大学生患有忧郁症。占学生总数近四分之一。而据北京高校大学生心理素质研究课题组的报告显示，有超过60%的大学生存在中度以上的心理问题，并且这一数字还在继续上升。
西安市精神卫生中心公布的一组数据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目前陕西省的72万抑郁病人竟然近半数都是学生，其中初中生占16%，高中生占18%，大学生占24%。
看了这些数据我有些不解：我们的孩子怎么了？
据家国卫生部公布的数据：我国每年有28.7万人死于自杀，占全部死亡人数的3.6％。这个数字已使在1995年至1999年全国人口最重要的死因中，自杀名列第5位。
自杀者中八成以上患有忧郁症。患忧郁症的人中三分之二有自杀意念，10%~15%的人自杀成功。
2000年以来，我国每年10万人中有22.2人自杀，每二分钟就有1人自杀、8人自杀未遂，而有自杀意念的则是已实施自杀的六七倍。除自杀死亡者以外，每年尚有10—20倍的自杀未遂者出现不同程度的功能残疾。
而在15岁至34岁的人群中，自杀更是成为首位死因。
一个让我帮填报高考志愿的孩子上了一所重点大学后告诉我，开学第一天是校心理医生给上大课。医生把手一挥，指着学生说：“到毕业时，你们中间将有二十人自杀而亡，我的任务是使这个数字降低……”我听了感到不解，自杀是流行病还是传染病？心理医生这是不是在作心理暗示？这孩子回头一看，是不是感到在座有二十个鬼魂？这二十个鬼魂此时心中不是怀着入学的喜悦？为什么他们会在这四年中赴死？
连北大、清华对学生跳楼都漠然了，一句“忧郁症”成了这些学生该死的充分理由。这种思维如果得到认可，我们就可以漠然对待四分之一学生的死亡追求？这是多么可怕。
于是，我又看美国的情况。在美国，有500万人服用抗忧郁药，每年自杀人数30万。美国儿童和青少年患情感性疾病的比例为五分之一。
世界卫生组织现将忧郁症列为危及人类健康的第五大疾病。世界卫生组织预测，到2020年，精神性疾病，包括忧郁症和癫痫，将成为导致死亡和残疾的第二大原因。专家们估计，在今后20年中，患精神性疾病和神经系统疾病的人数将大增。
忧郁症导致家庭和社会人际关系紧张、生产力下降。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一人自杀至少会影响到6名自己身边的亲人和朋友。患抑郁症的人和他们的家属，都活在深深的痛苦之中。
怕死，是一个多么难以克服的人性弱点。叛徒怕死可恨，也可理解，因为这是人性弱点。为了不死，多少人宁可从狗洞里爬出？但想死岂不更违反人性？如果说穷得活不下去了，多少能理解些，可从统计资料上看，自杀率高的地方往往是文化、经济相对发达的地方。这么说，社会越发展、越富裕、越有文化，科学在人类生活中越占主宰地位，人就越不想活了？难道说是富裕和文化杀人、科学杀人？
专家们说抑郁症是一种生物学上的疾病，不是思想问题。说现实生活中有种误解，以为自杀者是“一时想不开”，如果做做思想工作就能避免。专家说自杀是一种病，必须通过专业的心理疏导并配合药物治疗和电击治疗才能医治好。有八成患者通过治疗，症狀能得到改善和痊癒。同时专家们呼吁，要以平常心看待忧郁症和自杀。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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