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SARS是否对影响到律师行业？
陈：影响就算有都不是直接或现在就反应出来，因为这个行业在经济方面不是直接受影响，当面见效。当经济好经济活动繁忙时，对于法律服务的需求量就大，经济活动消条时，对法律服务的需求量就小，但法律服务需求小的时候，在我们大律师这个行业，最起码要几个月之后才看到影响有多少。例如有很多人会说因为没有经济活动，就没有纠纷，但我们今天所做的工作，那些经济活动不是今天发生，通常是几个月之前发生了，所以SARS对我们肯定是有影响，因为SARS对香港整个经济活动都放缓了。法律服务始终需求是会少了但少多少仍未知。
记者：SARS事件上，有很多指责认为中国隐瞒疫情，使疫情扩散，你的看法？
陈：如果说到隐瞒，那未必是一个好好的用词，因为隐瞒是一个相当负面的用词，好像有一些坏的心肠，我相信中国里面的官员不是有一个坏的歪念去隐瞒，但我相信肯定去年当肺炎在中国相当留行时，当时是没有清晰地交代疫情，这一点我自己从种种方面看到都有这种情形，但究竟出法点是因为他有一个歪心的出发点，还是不想市民振惊，吓亲人，究竟出发点是好还是不好，我觉得在这方面不可以一足高打一船人。有些人不说是因为好的出发点，有人不说是为了私利，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也不一定。所以无论点看也好，我们事后回顾，如果中国早一点将疫情透明度高地讲出来，对于控制这个疫情有很大的帮助，肯定来说疫情会比今天的好。
记者：在美国正以“群体灭绝罪”起诉前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有何评论？
陈：这个问题其实知道是很少，我们知道这件案有人在美国有诉讼，以“种族灭绝罪”进行诉讼。我们知道有一些先例有一些法庭是可以接受这种控诉，但至于对江泽民的指控会不会成立，我觉得我们所得的资料是不足以让我们作出客观的批评。
记者：现在江已经不是国家主席，他有没有豁免权？
陈：传统上法律的一些观念，就是国家的一些行为，一般来讲是可以在国外的法庭进行起诉，但我们也知道例如在英国的法庭来说，当时智利的一个统治者叫皮诺切特，那宗案有人在英国法庭起诉他，在法庭会接纳种族灭绝罪的诉讼，也可以有司法权力。所以不在乎是否国家主席的问题，最紧要是他的行为是否构成这些罪行。
记者：若江泽民诉讼案被受理对香港的影响？
陈：我觉得对香港的影响不会是直接。但对香港热爱民主人士的兴奋剂，我觉得因为江现在已经不是国家主席，他现在只不过是军委主席，当然有人说他是军委主席还可以很影响国家的政策，在这一方面，究竟是不是，外行人所知的不多，但理论上，军委是管军队，如果他纯粹管军队，做自己的范围内（工作），他个人的去留对香港不应该有大的影响，再说如果一个地方的政策若执行得好，管军队就军队，管国家就国家，江的个人去留，就算他管军队，因为某件事，他不再管军，对军队方面也不应该有大影响，是制度多过人去处理事件，如果样样靠某一个人本身的能力，吸引力，本身的材能才将事情搅好的话，一旦那个人可能百年归老、病或因为某一些理由不能继续执行任务，那么整个机制瘫痪，这种事情是我们不想见到，这就变了人治。
记者：中国人治和法治距离比较大。
陈：可以这么说，这是几千年来中国人思想的问题，以及文化背景的问题，中国人始终会将人和他的职位的混淆性很大，所以在中国好多时听到以某人为首的某团体，或在某人领导的团体做了甚么好事，所以在这方面，在外国的国家得少突出某个领导人去领导那个团体，这反映出文化背景的不同，在中国这方面，我们一般的文化都惯常将领导人和他领导的团体混淆，我觉得中国人应该有改善的空间。
记者：可以再解释种族灭绝罪吗？
陈：这是一个新的（人权方面比较新的罪行），当然在审战犯时是可以用，在一个不是战争的时候，而有种族灭绝，在现在来说是审当年的南斯拉夫，赛尔维亚，米洛索维奇。
记者：江若被审一案被接纳，江得到如何待遇？
陈：这方面来看我会觉得是很长远，到现在知道的只是有这样一个起诉，在美国的一个州，当然我对于案件的进度知得不多，但无论如何，在任何诉讼，首先要将传票派到与讼人才行，至于用甚么方法可以把传票派到江泽民（手上），我还是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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