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SARS是否對影響到律師行業？
陳：影響就算有都不是直接或現在就反應出來，因為這個行業在經濟方面不是直接受影響，當面見效。當經濟好經濟活動繁忙時，對於法律服務的需求量就大，經濟活動消條時，對法律服務的需求量就小，但法律服務需求小的時候，在我們大律師這個行業，最起碼要幾個月之後才看到影響有多少。例如有很多人會說因為沒有經濟活動，就沒有糾紛，但我們今天所做的工作，那些經濟活動不是今天發生，通常是幾個月之前發生了，所以SARS對我們肯定是有影響，因為SARS對香港整個經濟活動都放緩了。法律服務始終需求是會少了但少多少仍未知。
記者：SARS事件上，有很多指責認為中國隱瞞疫情，使疫情擴散，你的看法？
陳：如果說到隱瞞，那未必是一個好好的用詞，因為隱瞞是一個相當負面的用詞，好像有一些壞的心腸，我相信中國裡面的官員不是有一個壞的歪念去隱瞞，但我相信肯定去年當肺炎在中國相當留行時，當時是沒有清晰地交代疫情，這一點我自己從種種方面看到都有這種情形，但究竟出法點是因為他有一個歪心的出發點，還是不想市民振驚，嚇親人，究竟出發點是好還是不好，我覺得在這方面不可以一足高打一船人。有些人不說是因為好的出發點，有人不說是為了私利，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也不一定。所以無論點看也好，我們事後回顧，如果中國早一點將疫情透明度高地講出來，對於控制這個疫情有很大的幫助，肯定來說疫情會比今天的好。
記者：在美國正以「群體滅絕罪」起訴前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有何評論？
陳：這個問題其實知道是很少，我們知道這件案有人在美國有訴訟，以「種族滅絕罪」進行訴訟。我們知道有一些先例有一些法庭是可以接受這種控訴，但至於對江澤民的指控會不會成立，我覺得我們所得的資料是不足以讓我們作出客觀的批評。
記者：現在江已經不是國家主席，他有沒有豁免權？
陳：傳統上法律的一些觀念，就是國家的一些行為，一般來講是可以在國外的法庭進行起訴，但我們也知道例如在英國的法庭來說，當時智利的一個統治者叫皮諾切特，那宗案有人在英國法庭起訴他，在法庭會接納種族滅絕罪的訴訟，也可以有司法權力。所以不在乎是否國家主席的問題，最緊要是他的行為是否構成這些罪行。
記者：若江澤民訴訟案被受理對香港的影響？
陳：我覺得對香港的影響不會是直接。但對香港熱愛民主人士的興奮劑，我覺得因為江現在已經不是國家主席，他現在只不過是軍委主席，當然有人說他是軍委主席還可以很影響國家的政策，在這一方面，究竟是不是，外行人所知的不多，但理論上，軍委是管軍隊，如果他純粹管軍隊，做自己的範圍內（工作），他個人的去留對香港不應該有大的影響，再說如果一個地方的政策若執行得好，管軍隊就軍隊，管國家就國家，江的個人去留，就算他管軍隊，因為某件事，他不再管軍，對軍隊方面也不應該有大影響，是制度多過人去處理事件，如果樣樣靠某一個人本身的能力，吸引力，本身的材能才將事情攪好的話，一旦那個人可能百年歸老、病或因為某一些理由不能繼續執行任務，那麼整個機制癱瘓，這種事情是我們不想見到，這就變了人治。
記者：中國人治和法治距離比較大。
陳：可以這麼說，這是幾千年來中國人思想的問題，以及文化背景的問題，中國人始終會將人和他的職位的混淆性很大，所以在中國好多時聽到以某人為首的某團體，或在某人領導的團體做了甚麼好事，所以在這方面，在外國的國家得少突出某個領導人去領導那個團體，這反映出文化背景的不同，在中國這方面，我們一般的文化都慣常將領導人和他領導的團體混淆，我覺得中國人應該有改善的空間。
記者：可以再解釋種族滅絕罪嗎？
陳：這是一個新的（人權方面比較新的罪行），當然在審戰犯時是可以用，在一個不是戰爭的時候，而有種族滅絕，在現在來說是審當年的南斯拉夫，賽爾維亞，米洛索維奇。
記者：江若被審一案被接納，江得到如何待遇？
陳：這方面來看我會覺得是很長遠，到現在知道的只是有這樣一個起訴，在美國的一個州，當然我對於案件的進度知得不多，但無論如何，在任何訴訟，首先要將傳票派到與訟人才行，至於用甚麼方法可以把傳票派到江澤民（手上），我還是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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