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医大学许同学自北京赶回台湾，他说：“我爸妈一天打好几次电话来叫我快回来，我妈每次都在电话里面哭，所以我只好回来了。
念北京清华的张同学无辜的说，“其实回来前也满挣扎的那边同学说你是叛逃者，这边的亲友不断奚落嘲笑你。”天灾造成“心灵受创”的人祸，是这些当初选择负笈西进的台生万万没想到的。
个性外向的陈同学说，继续待在北京“总是会去逛逛嘛，难道在家看天空”，于是她选择回台北。没想到回到中正机场填完黄单子后，“疾病管制局每天按三餐打电话”。
有一天她与好友相约吃饭，她母亲被连环逼问“你女儿去哪里了，她不知道她不该随便出门吗？”让她妈妈饱受惊吓。连续几天下来，她终于决定整天待在家里等查勤电话。
台北防治SARS的严谨让她印象深刻，回台前感冒的她前几天晚上去振兴医院急诊室看病，那天人很多，她跟筛检站说是感冒头昏，没有人有空理会她。“我等了很久，决定跟他补充一句说，我来自北京”，当场所有人都跳起来，医生飞奔前来看我。”她讲起医院对SARS的重视连连赞叹。
北京SARS新生活
“防治SARS”成了中国的头等大事，“非典”（即SARS）成了北京最流行的用语，不仅给北京带来了新的政治，也给北京人带来新的生活。由于北京的确认感染者、疑似感染者最多，北京人正在过着最典型的SARS新生活。
SARS新生活的第一个特征，是北京的味道变了。4月里来，山桃花盛开，本应是北京花开万家，充满花香、草香等等春天气息的好日子，但现在踏进北京老的胡同、新的居民小区，甚至中央机关和军队的家属大院，无一例外的都弥漫着熬中药的味道，不同的只是流行的方子各异，而味道有的苦涩，有的辛辣。
北京人的行为模式也大为改变，很多领域都被迫“率先实现现代化”。北京大学的徐教授最近已改在家里上课，她先用电脑把作业E－mail给学生，学生做完作业E－mail回来，她改完再E－mail过去。由于当局要求尽量保持社会的正常秩序，保持良好的运作，而各家单位又都对防范SARS负有责任，北京的许多行业在可能的情况下，都实行在家里办公，利用电脑、电话、传真机等来完成工作，用术语来说，这叫加快了“远程办公”的进程。
北京人的消费模式也相应出现变化，很多人认为要多花钱去买药、买口罩、买消毒水，实际上当局已实行限价措施，加上各单位、各街道都发放这类物品，反而花不上多少钱。眼下最大宗消费，是电费和水费；水费不用说，每天洗多少遍手、换多少衣服，翻来覆去的打扫卫生，自然耗水大增。电费成为大宗开支，是大多数时间在家里，又要知道天下事，不是挂在网上，就是泡在电视旁。现在电视台是个节目就有高收视率，收视率最高的，当然是疫情公布、专家访谈之类。
比较痛苦的是北京的娱乐活动基本停顿，剧场电影院基本关闭，各种演出活动不是延期就是取消，游不了泳、健不成身，去不成三里屯什刹海喝酒品茶，串不成门，砍不了大山，交际靠电脑、电话，娱乐靠电视、电脑，这回真把北京人给闷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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