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边人披露毛泽东鲜为人知事

晚年的毛泽东有位鲜为人知的管家。毛泽东时而称他“同志”，时而称他“我那盏不灭的灯”。他比李讷小１岁，李讷至今见面仍叫他“叔叔”，就因为他与毛泽东是“同志”。
　　这位管家姓吴名连登，江苏盐城人氏，毛泽东的最后一位管家，陪伴着毛泽东度过了整整１２个春秋，直到１９７６年９月将领袖的遗体护送到人民大会堂供人们瞻仰为止。
　　吴连登到毛家“帮忙”的头几年，仅是做一些杂务：搞搞卫生，收拾收拾主席卧室的衣物啦，整理整理主席的图书啦，再就是管理毛家唯一的杂品房，也就是吴连登称为的“仓库 ”。　　 １９６８年他正式担任毛家的管理员。在毛家，几乎没有他不管的事。他要负责管理毛泽东、江青的工资及其日常支出；他要负责毛泽东的衣食住行，保证安全；他要跟随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不离左右；他要管理江青和孩子们的家务杂事……　
　 刚到毛家，他就听毛泽东说：“我们相互之间要称同志。这种感情比什么都深。”平素有事，毛泽东总是一口一个“吴连登同志”，有时玩笑起来就没准了，时而称他是“咸（盐）城人”、“身边一盏不灭的‘灯’”；“把‘咸城人’找来”、“把我那盏不灭的‘灯’ 找来”。江青则叫他“管家的”。按毛家家规，李敏、李讷等叫他“叔叔”。　　 毛泽东大发雷霆
　　吴连登初进毛家，虽说国家已度过困难时期，但日用品依然严格按计划供应。别的都好凑合，就是这肥皂──吴连登每月仅有可怜巴巴的半块，洗脸洗澡洗衣都得用，实在不够。当然，若以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身份去搞点，别说半块，就是１０条也不费吹灰之力。可是，这是被毛泽东严格禁止的。
　　机会来了！吴连登将要跟随毛泽东去外地巡视。他心想：主席禁止吃喝早有所闻，用点肥皂牙膏总可以吧。但毛泽东早有指示：“我们每到一地，要尊重地方的领导和同志，不要搞特殊，不要给地方同志找麻烦。”他首先从自己做起，盖的铺的穿的包括牙膏牙刷肥皂，吃的喝的包括油盐酱醋茶，统统带上。吴连登凝视着一只只收拾停当的帆布包，心想：主席都这样，我们还有什么说的？于是彻底打消了念头。
　　他很快清楚这铁的纪律源于６０年代初的一次“毛家整风”。而这刻骨铭心的第一课，给他打下了至今都难以磨灭的烙印。
　　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耳闻：他身边工作人员收了地方一些诸如水果、茶叶、丝绸等土特产。这天，他将跟随他长征、时任江西省副省长的汪东兴召上庐山，指示道：你回来吧，主管第一办公室。你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整风！
　　汪东兴回到中南海后，对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认真进行整风。通过调查研究、批评和自我批评，摸清收受土特产问题，形成一份材料呈报毛泽东处置。
　　“我的话你们就是不听，遇到暂时困难都过不去，脱离了群众。你们统统给我滚蛋！”毛泽东大发雷霆，说到做到。不久在汪东兴的主持下，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人员调整。
　　事情到此并没有打住。毛泽东根据那份材料统计的情况作出决定，凡是他身边工作人员收受的土特产一律作价，从他的稿费中向有关省市退赔，共计３万多元。工作人员们虽然没掏腰包，但毛泽东这一有理有节有情有义的举措，对他们乃至吴连登这些后来者的教育却是延绵不断、终身难忘的！
　　说起毛泽东的大发雷霆，还有一次也让吴连登记忆深刻。那是在苏联同我国关系紧张的岁月里，苏联大兵压向阿尔巴尼亚边境，随时都有出兵的危险。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后，在卧室里好长时间一言不发。忽然，他一脸严肃地叫来秘书，提出：我要马上见苏联大使。工作人员劝主席刷刷牙、洗洗脸，换身衣服，然后到会客厅。毛泽东依然一脸严肃，说：就在这儿见。既没刷牙也没洗脸，更没换衣。 后来秘书偷偷告诉大家：主席这次火可发大了！指着苏联大使的鼻子，毫不客气地说： “你们不是要出兵阿尔巴尼亚吗？欧洲离我们这里很远，我们不会去。但是，我们跟你们有那么多的边界线，去哪里都可以，战争真正打起来是没有边界的！”结果，苏联没敢打一枪，很快撤了兵。
　　毛泽东在卧室里接见外国人，这是唯一的一次。开始，吴连登好生不解，事后一想，这是主席他老人家对霸权主义的一种藐视！他“穷”得硬气，谁都不怕！　　 毛家入不敷出，难煞了管家
　　吴连登介绍道：主席自６０年代初将工资降为３级、每月４０４．８元，一直到１９７６年他老人家去世，一直没有调过。主席每月工资常常入不敷出。　　 平心而论，毛泽东的工资是挺可观的，可几下里一分就不见了。党费１０元、房租水电、地毯家具８０多元，这是每月必交的；每月伙食百元左右；还要负责李敏、李讷、毛远新及江青的姐姐李云露的生活费，开始每人１５元，慢慢加到２５元，最后是３０元。孩子们因事派公车，他要付车费；再加上有时招待民主人士、故旧老友及家乡亲戚的饭费、车费、住宿费、医药费等，就已经超过了３００元。
　　毛泽东还有两项花费：吸烟和喝茶。
　　他吸烟比较厉害。有时一天要吸两叁包熊猫牌香烟，每月烟钱至少得几十元。这在当时是一项不小的开支。７０年代初，毛泽东改抽雪茄。生产雪茄的烟叶由北京卷烟厂选配料，用白纸和浆糊糊成一盒盒，毛泽东抽得津津有味，有时候一边看书一边就一根接一根地抽，一天下来要两叁包。过量地吸烟，使得晚年的毛泽东咳嗽、气管发炎。医生建议少抽或不抽，谈何容易！这位老人毕竟抽了好几十年呵，开始身体很不适应，就时不时地从茶几上拿起雪茄，闻一闻，放下；又闻一闻，又放下，终于狠了狠心，将烟灰缸、火柴盒统统收起来，以惊人的毅力于１９７５年戒了烟。
　　毛泽东喝茶同样吓人。每个月他要喝一斤多甚至两斤多茶叶，又得从他的工资中支出３０多元。
　　毛泽东每年还有一笔不菲的支出。早在共产党创建初期，时任国民政府教育总长的章士钊借给他几百块银元，资助革命事业。毛泽东谨记心间，耿耿于怀。进城后的每年春节的前两叁天，他都要亲派秘书前往章府送上从个人稿费中取出的２０００元，年年如此，一直坚持到章老在香港逝世。
　　在吴连登的记忆中，毛泽东很少请客，偶尔为之时，几乎是清一色的民主人士及同窗好友，没有请过共产党的各级干部。当然，也有例外。比如在丰泽园开会到深夜，他会说：“ 今天会开晚了，我请大家吃饭──面条一碗。”只要听到他发话，吴连登等顿时忙里忙外，将一碗碗炸酱面或打卤面端了上来。“你们吃你们的，不影响开会。”毛泽东望着众位战友吃着面条，接着说话。不用说，这顿面条，毛泽东会坚持在他的伙食费里支出。
　　１９７２年，李讷生下了儿子效芝。她的工资仅有几十元，要买柴米油盐、要请保姆、要买奶粉，再怎么省都不够。其父早有规矩，孩子们参加工作，拿到工资，他就不再补贴。他的理由是：“人民给了你待遇，你就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　　从来没向父亲伸过手要钱的她束手无策了，只好找张耀祠求助。张耀祠觉得，李讷的要求合情合理，就写了张条子请主席批准。毛泽东阅后，不觉动了情，说：不要批了，你说该给多少钱？张耀祠哪好说个准数，就说：这回李讷开销小不了，给个几千块吧。毛泽东同意从稿费中给８０００。
　　吴连登没有将这８０００元全部给李讷，担心她万一用过头，再开口要就难了。他以李讷名义存进银行５０００，交给她３０００。李讷感激得连声谢谢叔叔的安排。
　　很明显，毛泽东几乎每个月都要拉饥荒。吴连登不得不过一段时间就给他写个报告，并当面汇报收支情况。毛泽东总是挥挥手，意思是不用说了，然后划圈批准从其稿费里提出１万元来补贴家用。
　　江青的工资和账目也归吴连登管。据他介绍，江青的工资先是１００多元，后来涨到２４２元。她单独有一个伙房，做的菜一无山珍海味，二没生猛海鲜，也就是一些家常菜，但做得很精很细，她讲究饮食。　　 １９７４年的一天，在钓鱼台国宾馆。江青要做件小翻领西服，吴连登就从红都服装店请来师傅量体裁衣。做好后，江青试了试，很满意：“蛮合身。多少钱？”“１２０元。” “这么贵？他们坑我！敲竹杠！”“人家哪会坑你？不会的。”他笑笑。“这衣服──我不要了！”“这是量你的身材做的，不要怎么办？”吴连登犯了难。“我不管，反正这么贵我不要。你要──你拿走。”吴连登哭笑不得：“我一月工资才３０多元，要得起吗？”“反正我不要。”江青把西服一甩。“你不要，我只好去找东兴同志了。”“你找去吧！”江青一脸的不在乎。“该从哪里开支呢？”汪东兴也犯了难。吴连登说：“‘红都’还等着我结账呢！”汪东兴想了想说：“这样，我批一下，就从稿费中报销吧。”待到１９７６年江青去了秦城监狱，这件西服仍静静地躺在中央办公厅的办公室里。
　　 管家见过那么多的礼品，却没见过毛家人动一指头 　　“主席，这些礼品都是送给您的，吃了用了都是应该的。”吴连登劝道。
　　毛泽东耐心解释：“这个问题不是那么简单，党有纪律。这些礼物不是送给我个人的，是送给中国人民的。如果说，你在我这个位置上，人家也会送给你的。”“中国不缺我毛泽东一个人吃的花的。可是，我要是生活上不检点，随随便便吃了拿了，那些部长们、省长们、市长们、县长们都可以了。那这个国家还怎么治理呢？”
　　说起世界上一些国家元首送给他的贵重礼品，那真是五花八门，琳琅满目。金银器皿、象牙制品、民族工艺品、土特产品……应有尽有。不仅有地球上的珍宝，连月球上的石头都有。
　　毛泽东处置这些礼品既有原则又有分寸。凡属贵重礼品一律归公，专门陈列起来。对于没法保存的土特产，是水果──送幼儿园；是几包茶叶──送身边工作人员。吴连登从来没听毛泽东说过将水果、茶叶送给江青，送给自己的孩子们；逢到土特产品量大时，他就让工作人员拿到中南海食堂去卖掉，然后附上一封讲明党关于不准送礼的规定和纪律的信，将钱寄给送礼的单位和个人。
　　金日成对毛泽东怀有特殊的感情，几乎每年都给他送醇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