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何海生,倾尽全副精力、财力,自报家门,投身与其自身利益并不直接相干的反击海南司法腐败的斗争,终至英年早逝。对此,我一介书生,除了以“圣人”、“超人”眼光仰视之外,并不敢效仿一二。因为我起码不具备他“有钱、有理、有胆”的优势,所以也就不敢揽反腐这个“瓷器活儿”了。
与贪官李长河进行“一个人的抗争”的小干部吕净一,每次给上级机关的举报材料,最后都回到被举报者的手中,于是身陷囹圄,妻子被杀,自己身受重伤。联想到这儿,我简直是不寒而栗了!
我不否认这些民间反腐英雄、反腐斗士的胜利是正义的彰显,但过于悲壮、惨烈的代价,又不免让后来者望而却步。像何海生、吕净一这样,不惜一切,把为正义而抗争当作一种生活常态的“偏执”之人,毕竟在寻常社会里凤毛麟角。甚至可以说,反腐斗士的英雄事迹在某些方面还有“负面”影响。每当出现一位悲壮的反腐英雄,有心举报腐败分子的人就会少掉一批。有人评论吕净一时,曾赞他“舍得一身剐,敢把贪官拉下马”。但是,试问有几个“理性”之人,会冒“一身剐”的风险,去拉一个并没触犯自己切身利益的贪官“下马”呢?
不过,正义感我还是有的。举报者与被举报者的斗争无异于一场酷烈的战争,什么情况下老百姓才会自觉举报腐败分子呢?我想,首先要确保别伤着自个儿,别吃不到羊肉还惹一身骚。
这方面,现代战争的“零伤亡”理论倒颇值得借鉴。
所谓“零伤亡”,就是在与敌国军队交战过程中,尽力避免己方作战人员的伤亡,使伤亡近乎于零。
“零伤亡”理论的源头可以追溯至越南战争。巨大伤亡数字造成的越战阴影,使美国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战争行动。越战结束后,美军开始将“避免过多的人员伤亡”视为战争的首要原则。因为一般说来,当战争或冲突与美国民众的利益生死攸关时(如独立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目前正在进行的反恐怖战争),只要能取得胜利,死些人算不了什么;但是,当战争或冲突与民众的切身利益毫不相干时(如越南战争和干涉索马里行动),“零伤亡”就是金科玉律,必须坚决遵守。
究竟用什么战法来达成“零伤亡”呢?除了靠“以空制地”的非对称作战、“力生于无形”的心理战外,“来去无踪”的隐形战和“指哪打哪”的超视距精确战,正日益成为谋求“零伤亡”的看家本领。美军的隐形轰炸机可以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完成空袭任务,而精确制导武器能在敌方武器系统的有效杀伤距离外,大量消耗敌军。
现在看来,与何海生反腐所在的海南一水之隔的香港,其廉政公署可谓熟谙“零伤亡”战法的秘诀。
古今中外,反腐机关的线索绝大多数来源于举报人的检举。而且,从及时掌握第一手资料、提高反腐成效的角度看,具名举报远远胜过匿名举报。据香港廉政公署资料显示,因无法与举报人联络,每百宗匿名举报中,仅有8宗能够展开调查。
为了鼓励具名举报,香港廉署针对市民“怕麻烦”、“怕遭报复”的顾虑,建立起多种便利的举报途径,制定了一套行之有效的保密制度。
为方便举报,廉署成立了24小时办公的举报中心,并在香港设立8个分区办事处,举报人可亲身到廉署总部或各分区办事处举报,也可通过电话、函件等方式举报。在一般情况下,廉署会在收到举报后的48小时内立即处理。
为消除遭报复顾虑,廉署自成立之日起,就制定了严格的保密程序。“廉署保密,密密实实”的观念深入人心。根据“控制知情”原则,所有举报人的身份绝对保密。只有负责调查该宗案件的调查员,才能获准查看举报资料,其他廉署职员则无权翻查机密档案。一旦泄密,必受刑罚严惩。而且,如果被告认罪,或者法庭认可举报人的书面供词,举报人也无需出庭作证。此外,廉署的所有调查工作也绝对保密。根据香港《防止贿赂条例》,任何人不得直接或间接通知受疑人以使其知道正被调查,否则即属违法。
正是得益于廉署上述“隐形战术”和“精确制导”的举措,香港反贪工作才获得了市民的广泛支持。愿意透露个人资料的具名举报比例,已由廉署成立之初的35%,上升至近期的70%多。加之廉署多年倡廉的心理攻势以及凭借调查特权的“非对称作战”,香港反贪已完全具备“零伤亡”战法的各项要素。香港由一个贪污肆虐的城市蜕变为当今世界公认的最廉洁的地区之一,当属预料之中。
反观自身,我们的反腐举措确有亟待改进之处。在当前保密程序不严、接受举报机关庞杂、调查措施不甚得力的现实环境下,甚至是举报材料屡屡回到被举报者手中的严酷现实面前,片面倡导具名举报腐败官员,无异于让羸弱的举报者和强悍的被举报者贴身肉搏,其结果必然是诞生更多的悲剧英雄。
民谣有云“炒股炒成股东、炒房炒成房东”为人生之大不幸,如果“反腐反成烈士”,相信也是人生之一大不幸啊。
与贪官李长河进行“一个人的抗争”的小干部吕净一,每次给上级机关的举报材料,最后都回到被举报者的手中,于是身陷囹圄,妻子被杀,自己身受重伤。联想到这儿,我简直是不寒而栗了!
我不否认这些民间反腐英雄、反腐斗士的胜利是正义的彰显,但过于悲壮、惨烈的代价,又不免让后来者望而却步。像何海生、吕净一这样,不惜一切,把为正义而抗争当作一种生活常态的“偏执”之人,毕竟在寻常社会里凤毛麟角。甚至可以说,反腐斗士的英雄事迹在某些方面还有“负面”影响。每当出现一位悲壮的反腐英雄,有心举报腐败分子的人就会少掉一批。有人评论吕净一时,曾赞他“舍得一身剐,敢把贪官拉下马”。但是,试问有几个“理性”之人,会冒“一身剐”的风险,去拉一个并没触犯自己切身利益的贪官“下马”呢?
不过,正义感我还是有的。举报者与被举报者的斗争无异于一场酷烈的战争,什么情况下老百姓才会自觉举报腐败分子呢?我想,首先要确保别伤着自个儿,别吃不到羊肉还惹一身骚。
这方面,现代战争的“零伤亡”理论倒颇值得借鉴。
所谓“零伤亡”,就是在与敌国军队交战过程中,尽力避免己方作战人员的伤亡,使伤亡近乎于零。
“零伤亡”理论的源头可以追溯至越南战争。巨大伤亡数字造成的越战阴影,使美国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战争行动。越战结束后,美军开始将“避免过多的人员伤亡”视为战争的首要原则。因为一般说来,当战争或冲突与美国民众的利益生死攸关时(如独立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目前正在进行的反恐怖战争),只要能取得胜利,死些人算不了什么;但是,当战争或冲突与民众的切身利益毫不相干时(如越南战争和干涉索马里行动),“零伤亡”就是金科玉律,必须坚决遵守。
究竟用什么战法来达成“零伤亡”呢?除了靠“以空制地”的非对称作战、“力生于无形”的心理战外,“来去无踪”的隐形战和“指哪打哪”的超视距精确战,正日益成为谋求“零伤亡”的看家本领。美军的隐形轰炸机可以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完成空袭任务,而精确制导武器能在敌方武器系统的有效杀伤距离外,大量消耗敌军。
现在看来,与何海生反腐所在的海南一水之隔的香港,其廉政公署可谓熟谙“零伤亡”战法的秘诀。
古今中外,反腐机关的线索绝大多数来源于举报人的检举。而且,从及时掌握第一手资料、提高反腐成效的角度看,具名举报远远胜过匿名举报。据香港廉政公署资料显示,因无法与举报人联络,每百宗匿名举报中,仅有8宗能够展开调查。
为了鼓励具名举报,香港廉署针对市民“怕麻烦”、“怕遭报复”的顾虑,建立起多种便利的举报途径,制定了一套行之有效的保密制度。
为方便举报,廉署成立了24小时办公的举报中心,并在香港设立8个分区办事处,举报人可亲身到廉署总部或各分区办事处举报,也可通过电话、函件等方式举报。在一般情况下,廉署会在收到举报后的48小时内立即处理。
为消除遭报复顾虑,廉署自成立之日起,就制定了严格的保密程序。“廉署保密,密密实实”的观念深入人心。根据“控制知情”原则,所有举报人的身份绝对保密。只有负责调查该宗案件的调查员,才能获准查看举报资料,其他廉署职员则无权翻查机密档案。一旦泄密,必受刑罚严惩。而且,如果被告认罪,或者法庭认可举报人的书面供词,举报人也无需出庭作证。此外,廉署的所有调查工作也绝对保密。根据香港《防止贿赂条例》,任何人不得直接或间接通知受疑人以使其知道正被调查,否则即属违法。
正是得益于廉署上述“隐形战术”和“精确制导”的举措,香港反贪工作才获得了市民的广泛支持。愿意透露个人资料的具名举报比例,已由廉署成立之初的35%,上升至近期的70%多。加之廉署多年倡廉的心理攻势以及凭借调查特权的“非对称作战”,香港反贪已完全具备“零伤亡”战法的各项要素。香港由一个贪污肆虐的城市蜕变为当今世界公认的最廉洁的地区之一,当属预料之中。
反观自身,我们的反腐举措确有亟待改进之处。在当前保密程序不严、接受举报机关庞杂、调查措施不甚得力的现实环境下,甚至是举报材料屡屡回到被举报者手中的严酷现实面前,片面倡导具名举报腐败官员,无异于让羸弱的举报者和强悍的被举报者贴身肉搏,其结果必然是诞生更多的悲剧英雄。
民谣有云“炒股炒成股东、炒房炒成房东”为人生之大不幸,如果“反腐反成烈士”,相信也是人生之一大不幸啊。
(作者为华东政法学院博士生,原载南方周末)(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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