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早在七八年前，企业就倒闭了不少，公务员的工资也被拖欠，至今依然只能发基本工资的70%，其余如奖金补助根本就没有。工业基本垮了，而政府却在不断地膨胀，原因是党政领导几乎每年都在换，每换一次，就有新任领导的关系户被安插近来。很多部门超编有20多。这样一来，倒霉的最终还是农民，没有工业，养活这些公仆所需要的税收只有从农民身上搜刮了。于是又导致当地的回民造反。弄得那些领导年都没有过：回民的新年不按汉族的传统过。
这国家级贫困县的帽子，听说是当地的头脑从县一级一直贿赂到中央才得到的，倘若真的按照实际情况，省里还有个藏族自治州比他还穷还苦。贿赂使中央参加投票的人按错了电钮，透错了票，于是每年就可以得到几千万元的贷款和支援！
西部的观念落后是个要命的地方，但是为什么同样的观念，省里其他一些地方就比这里好得多，而这里却成为这样一片萧条呢？究其原因，我想，恐怕没有这么简单。据悉，自从七八年前开始，县里的党政领导就如同走马灯一样频繁更换，只要是有关系可以上调的人，就从其他县调过来当一把手或者二把手，下车伊始，就马上买高级轿车，紧接着胡乱上几个项目，疯狂贷款，上一任不是让种苹果吗？好，我要求种大蒜！年终总结，把数字夸大几倍上报就结束。两年之后升任，留下半茬子的工程半茬子的楼拍拍屁股走人。下一任马上又来了，将上一任坐过的车强行卖给下面的部门，自己再买一辆新的，然后一切重新开始。
说是用人机制的问题，似乎也对。掌握一方发展的官僚，根本就不懂经济、教育、科技，只知道“整治”人。虽然政府有人事部门，但是逃不了“党管干部”这一可怕的规定，实际上是空头支票，最终算数的是党委的组织部门，县长每年依旧要给党委书记做汇报。党有自己的一套管理办法和制度，依然是革命时期的混帐方法，说你上来你就上来，叫你滚你就滚，因为我们有民主集中制，而且要形成战斗堡垒，要高效快捷，所以不能搞民主，而要搞集中。可怜的政府又恰恰在党的操纵下，也只要这样来，结果整个政府就完了，仅仅是个形式，而不是内容，可能是亮出来给洋大人看的，比如说给美国人看的。其实美国人看得喊清楚，但还没有办法，人家有政府呀，而不仅仅只有政党。倘若党不从政府、法院、警察、军队中脱离出来，让他们中立，那么不仅仅是这个穷地方，所有的地方迟早都会一片混乱！
再说说回民造反的事情。当地老百姓对回民有点胆怯，因为在共和国成立之前，因为民族仇恨，他们烧杀抢掠干了不少。后来被招安了，也就塌实了。但是，今年却又闹起来了，但并没有针对老百姓，而是政府。因为政策照顾的原因，他们比汉族百姓的生活好得多，但是赋税也使得他们不堪重负，村干部、乡干部的暴戾和腐败，逼迫他们起来造反了，而汉族的百姓却吓得蜷缩在屋子里过年。我实在佩服当地的穆斯林，有胆量，敢直面腐败。汉族的百姓只会明哲保身，做缩头乌龟，任凭一片肥沃的土地只长出稗草，任凭自己的血汗被一群狗官挥霍。这恐怕就是信仰的力量吧！今天上午，我看了美国总统布什在清华的演讲，他在回答清华学子的提问时，也谈到了信仰，心中有个信仰，也就有了希望，也就敢于斗争，敢于反抗压迫，而我们呢？信仰的自由去哪里了？我不信神，但坚信着自由，也坚信着解放。现在搞什么村民自治，其实下面一片混乱。
我在一篇《村民自治：民主与现实的冲突》中曾经提到，“村民自治问题是理想与现实矛盾冲突的产物。然而这种理想却被残酷的现实所扭曲了。并极有可能是缓解农民问题而取悦于农民的一种愚蠢的手段；也是一种民主的假象，既可以通过搞点形式化的民主让善良的人们看到希望，又能转移视线，引诱一些迂腐的学者去探讨如何通过村民自治找到民主的突破口而把执政党的专制看成“现实所迫”，欣欣然地去为虚伪的民主化献计献策。问题是村民自治终究是个产物而已，就象银耳莲子羹和大便混合在一起的产物，你说能吃吗？”
“曾有许多人把村民自治幼稚地认为是“民主化的尝试和突破口”，其实仅仅是看到了形式而非本质或者是根本。高度的集权和专制，使执政党的权力渗透到社会的每一层次，意识形态垂直统一，想用某种形式触动专制的铁镣无疑等于痴人说梦，倘若把这当做民主，则是对民主的意淫而已。独裁的高压又成为自下而上的渐进式民主突破的强奸犯。现代社会要求的是一个经济富裕、生活安康、农民自治并且自由流动的基层社会，我们没有一条是符合这几点的，户籍制最终把民主卡在牢笼里：自由流动成为奢望后，乡村仍旧是一个死气沉沉的静态社区，没有通过政治国家、市民社会和农村社区之间的流动而形成自由民主意识的可能性－－生于斯，死于斯，温饱足矣！”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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