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奧本海默》：科學能擺脫政治嗎？(圖)

電影《奧本海默》海報（圖片來源：VALERIE MACON/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3年9月17日訊】電影《奧本海默》上映後，網上常能看到這樣一種說法：「科學在哪都沒法擺脫政治，美國也一樣。」

科學確實很難擺脫政治，但怎樣才叫「一樣」，這判斷就因人而異了。奧本海默所遭受的羞辱固然給他留下了深深的創傷（好友伊西多．拉比事後說「他的敵人們如願以償，他被擊垮了」），但考慮到原子彈製造事關最高機密，跟我們國內那些年的狀況一對比，他的經歷也就是「紅紅臉，出出汗」罷了。

雖然他未能獲得安全許可，但他仍能和家人出國，也還是可以在公開場合露面，倒是因其受難而獲得了普遍的同情與尊重。

政敵斯特勞斯暗中做手腳，試圖免去他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院長一職，但出乎意料的是，院內所有獲得終身教職的教授都在支持奧本海默的公開信上簽了名，雖然他多年來曾得罪過其中不少脾氣古怪的學者。最終董事會投票決定，繼續由奧本海默擔任院長。

陷害他的人也付出了沈重的代價：將他「趕下神壇」的斯特勞斯後來以3票之差，未能被任命為美國商務部長，主要原因就是幾位關鍵的議員懷疑他在奧本海默一案中表現出來的人品。「氫彈之父」愛德華．泰勒，作為唯一對他做出不利證詞的科學家，在學術圈遭到普遍的反感和抵制，不乏有人當面斥責乃至絕交。

那個年代的中國科學家，又是怎樣一番人生？

我是讀了《中國植物誌編纂史（1950-2004）》一書才知道，就連植物學這樣原本以為和政治不沾邊的領域，在那個特殊年代也無法免於風暴。

雖然植物本身無國界，科學也無國界，但在我們社會牢不可破的信念是：科學家有國界。由西方人代為編寫本國植物誌固然被視為國恥，國人提供植物採集或研究成果，當然也被視為形同叛國通敵，連贈送植物標本也是「為帝國主義國家服務」。

國際慣例，植物學分類使用林奈的拉丁文命名體系，植物誌編寫體例難免要遵照《國際植物命名法規》，但在那個年代，也被看作是「是為洋人樹碑立傳，為洋人續家譜」。

「新植物學」確立的過程，首先就是要改造知識份子，打掉他們的傲氣和個人英雄主義，而統為「工作者」。這需要知識份子思想經歷一次「洗澡」，從自由散漫、無組織、無紀律轉向服從組織制定的集體研究。

1952年，植物學先驅胡先驌兩次檢討都無法過關，第三次將所有批評都攬在身上，但竺可楨仍認為他「不老實，不誠懇」，當天20多人對他的揭批持續了8個半小時，直至深夜11點半。植物研究所里許多人都是他的學生或下屬，也難怪，他自感「眾叛親離」。

胡先驌1949年就曾說，「我已贏得身前身後的名，只求繼續植物分類學的研究」，後來又再度懇求：「我老了，思想落後，改造不過來了。我現在不要求別的，只要像秉志一樣，把我放在一邊，我不和任何人發生關係，安靜做一些工作，也是黨需要的。」

這樣卑微的要求也沒能得到滿足。在他人生的最後十多年裡，這位中國植物分類學的奠基人，被視為一個思想落後分子，「雖知識淵博，廣閱博覽，但是學術作風則極為惡劣，追名求利，搶新種新屬發表，科學態度極不嚴肅，自己公開承認其許多工作是粗製濫造」，並且不願意按照「集體署名，不領稿費」的方式工作，還爭稿費。何況，他還「自由散漫，擅自與國外交流」。

中國植物學起步很晚，直至民國初年才略有起色，錢崇澍第一個發表新種，即便如此，到1949年後研究中國植物分類時，到國外植物標本館查閱資料、與外國學者交流仍屬必要，然而，這在當時的空氣之下有多敏感，可想而知。

當時哈佛大學也有出版《中國植物誌》的計畫，美籍華裔植物學家胡秀英1953年率先出版其中的錦葵科，對中國學者的刺激很大。她原想和國內同行交流，但屢次致函中科院植物所均遭冷遇。其中的原因不難想見：當時所有與國外聯繫的信函均需要單位批准、把關，到頭來，「科學家們不是恭敬遵守，便是省得麻煩，不與聯繫」。

海外聯繫有多危險，從下面這一事例就可知：曾主持中科院植物所植物園工作、從事薔薇科分類研究的植物學家俞德浚，1971年遭受磨難，罪名就是他與國際山茶學會的聯繫，並在文章中寫到世界各國植物園概況時，將香港植物園與中國植物園並列，「出賣祖國領土香港」。他由此被批判為洋奴、賣國主義、資產階級學術權威，多次對其進行批鬥、打罵和人格侮辱。

1962年，美國《禾本科植物索引》出版，開創中國禾本科分類研究的植物學家耿以禮請求圖書館購買，但該書定價高達225美元，單這一本就將幾乎用盡植物研究所全年購書外匯指標，他的要求肯定是無法得到滿足的。

兩年後，英國植物學家Hubbard得知此事，從倫敦寄贈此書給耿以禮。這原本是跨國學術交流的一段佳話，卻被耿的一位學生向所裡舉報，他明知這將給導師帶來什麼麻煩，但既不顧念師生情誼，也無惻隱之心。

當然，時窮節乃見，並不是沒有人格高潔者。植物學者陳守良年輕時受錢崇澍提攜，要求她追隨耿以禮，不計個人得失。她也確實做到了，《禾本科圖說》出版時有1萬多元稿費，在當時相當可觀，但每個參與編寫的年輕人到手只百餘元，也都毫無怨言。

後來耿以禮落難，有人重提稿費的恩怨，慫恿陳守良出面揭批導師，但她答：「我沒有理由出來，因為不為名、不為利就是我自己當初的承諾。」

這當然已屬難得，畢竟在那個年代，不潑髒水的結果就是極有可能被視為同黨，然而，我們沒辦法寄望於每個人都具有這樣的道德底線，到頭來，這更多地是體現了個體自身的品行，卻無法阻止風暴的蔓延。

你覺得那個年代已經很遙遠了嗎？就在不久之前，談到核廢水的科普，還有這樣的笑談：「你一說是科學問題，就暴露你的立場了。」上海辰山植物園的科普作家劉夙，就因在這一問題上的科普立場，上月底被施壓，不得已發了一篇《刪文致歉通知》。

所以你說科學能擺脫政治嗎？那看你談的是什麼樣的政治了。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