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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理解的怪事 一個右派竟然是窩囊死的(圖)

2022-04-20 08:00 作者:老趙 桌面版 简体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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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派 文革 大字報
一個右派竟然是窩囊死的!圖為文革反右的大字報。(圖片來源:Richard Harrington/Three Lions/Getty Images)

按:這真是無法理解的怪事!一個右派竟然是窩囊死的。要是當年他和已經要結婚的人結了婚呢?如果沒有那幾十年非人歲月的洗禮,他會這樣病態地窩曩嗎?他不甘心被「斷子絕孫」,總想要自己的孩子,沒有想到……

中央編譯局老幹部處李處長在電話中告訴我:「老徐於2010年11月15日去世了。我們給舉行了個簡單的儀式,參加的人只有他的應該是叫『前妻』的女人,還有那個女兒,那個男孩子也去了。我看見還有你送的一個花圈。」

我回答說:「自從在二炮醫院看過他以後,再去就找不到他了,我一直不知道他的下落。你要不告訴我,我哪能知道他去世?那花圈想必是他家誰搞的。最後是在哪個醫院?你們幾時找到他的?」

李說:「協和醫院,人都死了,她(指徐的女兒)能不找我們?」

在旁邊的老伴問:「誰去世了?」

我說:「老徐,老徐去世了。」

「唉,老徐真可憐呀!」老伴嘆息地說。

這是我今年過年前,和中央編譯局老幹處李處長的一次通話。

老徐,徐鳴珂,中共中央編譯局編審,安徽泗縣人,85歲,中共黨員。

1957年,在當時稱作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作俄譯、副科長時,中了「陽謀」之計,沒「鳴」沒「放」,被「找補」成右派,而且還是極右。

1958年被送「半步橋」,又一同到茶澱農場,又在同一個隊,又編在一個組,在一個房間住了大約兩年。

剛到農場,他擔任了一個時期我們的組長。不久,我就發現他膽特別小,有時候我們在勞動中,剛緩一口氣,停下來,他看見隊長過來,就慌裡慌張的悄聲說我:「哎,哎,來了,來了,快動起來,快,快。」其實我是盡了力的,打心裡對強迫勞動不滿意,他這一說,更引起我的反感,我就是不動,要緩這口氣。等到隊長過來,也沒說什麼就走過去了。這時候同組的張志華總會笑著說:「老徐的膽被嚇破了。」

我們住在一個房間,勞動、生活整天在一起。彼此處境相同,自然地有了一種「同是天涯淪落人」的難友情誼。有時候我們不免對「劃右」、「勞教」、「政策」……發些議論,老徐只是在旁邊聽,不敢多說話。

有一次,他看到我在看家信,他告訴我,在編譯局和一個從武漢大學分配來的女同事已經戀愛,並且商量好要在1958年的「五・一節」結婚。結果當然是「棒打鴛鴦」,1958年的2月就把他送到「半步橋」,接著把那位女同事調往武漢。他沒有親戚,孤單地只有他自己一人。談起這件事,他難過得淚水盈眶。

1959年夏,農場給假三天,讓他回北京,處理留在原單位的衣物。結果他只去了一天就回來了,我問起他來,他說:「唉!沒法說,已經被開除了,單位誰管你?那些衣服、書籍全發霉了。準備結婚作的一身毛料衣服全完了。連皮箱都發了霉。把你劃成右派,同事沒人敢跟你說話。我住在一個小旅館,那服務員看了我的住宿證明信都另眼相看,你說我哪有心思再住下去!?」

1959年秋,我們從茶澱三分場調往「生死場」——于家嶺分場。那時候我們已經不在一組。「大飢餓」的時候,我在廁所碰到他,他正摔倒在地,爬不起來,當他聽到我喊他時,他勉強仰起臉,那是一張只剩下一層乾癟老皮,消瘦得難以辨認的臉。慢慢爬起來,連撣掉衣服上浮土的力氣都沒有了。他上氣不接下氣地說:「老趙,我們……怕是回……回不去了,回不去了呀!」

那時候我也成了病號,兩腿浮腫,行動滯慢,勉強想拉他一把,卻沒有一點力氣,我只好寬寬他的心:「但願我們都能回去。」

1961年,我第一批被摘掉「右派」帽子。初冬時候被送回北京養病。當然我不敢和農場任何難友聯繫。他們的情況和下落我一概不知。

1978年,給右派改正的政策下來了。我那時已經於72年又轉成「鐵飯碗」的正式工人——木工。上班的單位在西長安街,窗外就是長安街的人行道。斜對面是電報大樓,那是一段外地人來京經常遛玩的街區。有一天沒事,我正在單位大門外站著,忽然看見老徐從西邊走過來,他同時也看到我,黝黑而消瘦的臉上露出了笑容,緊走了幾步,一邊伸過手來,一邊高興得說:「啊呀!碰到你了!碰到你了!」

他往左右看看說:「找個地方坐下來聊聊。」

我說:「這就是我工作的單位,走,進去。」

他遲疑了一下,怯怯地說:「能行嗎?方便嗎?」

我和他開玩笑說:「高級單間,還不行嗎?」

實際上我雖然是木工,經常在行政科和基建辦公室,我把他領到單位後院我好久沒進去的木工房。兩間房,空無一人。坐下來,他囁嚅著說:「我……我……還沒吃中飯。真不好意思說,我兜裡只剩四毛錢了。」

那時候我和單位的工人相處得都非常好。雖然早已開過飯了,我立刻到食堂找師傅給我打了一份飯菜。端回來讓他一邊吃,一邊聊他的情況。

「……我後來體力不行,安排我到葡萄園勞動。文化大革命來了,大概要抓好多人,要送到農場,把右派大都送回了原籍。我老家一個親人也沒有,沒有投奔的地方。那也得送回去。到泗縣(安徽)農村,誰給你房子?把我安置在一間小廟裡。原來根本沒人住。屋頂的一角露著天,下雨,下雪都能飄進屋。什麼也沒有,誰給你傢俱?我睡覺的床就是幾捆稻草……

當地很窮,我勞動一年只有30幾元的收入。

這次落實改正政策,光火車票就花了一半存錢,我來了20多天,單位不接受我,我沒錢了,我想明天到單位要一份車票錢,不接受我,我也得再回去呀!唉!真沒辦法……」

聽了他淒苦的傾訴,我十分同情這位老實而可憐的難友。我問他:「你住在哪兒?你能不能解決住的問題?」

「我住在頭髮胡同一位老鄉家,再住十天半月大概還可以。」他說。

我對他說:「你要能解決住的問題。吃飯的事我來幫你。你每天來我這裡吃午飯。吃午飯時我也給你買一份晚飯。帶回去晚上吃。單位不接受你不符合政策,你得繼續找,找以前的頭兒。你要自己回去,那你就得繼續當農民,說不定你還得住你的小廟……」

聊到快下班,我給他買了一份晚飯把他送走。

編譯局的負責人根本不知道老徐當年的情況,原來的局長姜椿芳已經調到大百科全書出版社。我建議他去找老領導。後來他多次找了姜,姜作為老領導給編譯局作了工作。前後拖了十幾天,編譯局終於決定接受老徐回原單位工作了。對於老徐來說,總算有了活路。

1984年,我被借調深圳工作。這一去就是七年。沒和老徐聯繫。

1991年,我回來,過起了退休生活,才見到老徐。那時候他已經結婚。妻子是再婚,帶過來一個五歲的小男孩。婚後給他生了一個女孩。他總想有自己的孩子,這願望也滿足了。

我們住得不算遠,他成了我家的常客。我偶爾也去他家看看。他來免不了說些難對他人啟齒的話題。他說:

「我領著我小女孩出來,有的老太太逗孩子:『跟你爺爺上街哪!?』你說這話叫我聽了,這叫什麼事兒?唉!這一輩子。」

「他們吃飯吃得好,我有時回來晚,給我留的就是麵條,有一點菠菜。」

「你怎麼那麼窩囊,你那兒出胡同就有飯館,自己買點好的吃。」我說。

他說:「不行,在外邊吃了,回家不吃,她要和我鬧,吵,怎麼辦?」

他簡直窩囊到家了,什麼都怕,好多事都悶在心裡。

……

真叫做時光荏苒,大概是2004年,他來了,囁囁嚅嚅地說:「你說那男孩都工作了(那個五歲帶過來的小男孩,不覺已經體育大學畢業,當了教師,也結了婚。)現在要買車,也得我拿,你說,這這這……這家裡一切開銷都是我,她(徐妻)的工資全存起來,一文也不出。她娘家的藥費、電話費……全是我呀。」

「那是你兒子,你不拿誰拿?」我忽然想起來了:「哎,他的生父呢?超過18歲,你的義務就盡到了。他那生父也不能一點也不管吧?」

老徐說:「他不能管?」

「哎?為什麼?」我有點納悶。

「人家離婚就因為這孩子不是人家的。」

我一聽,這問題還複雜了。「那麼是誰的呢?」我問他。

「唉,唉,不能說,沒法說。反正這孩子不是他的……」

「噢,原來是這樣,那是沒法說。」我總算明白了。既然明白了,我就得表態,我笑著說:「這倒好,人家是只管雲來雨去,不管經濟負擔。你收養了人家,那就得你掏錢,你不拿錢誰拿?」

……

2008年,老徐住的宿舍要拆遷,拆遷單位要給老徐120多萬元讓他買房搬家。沒想到由此竟引出了大事。

老徐的妻子和帶過來的男孩子商量:「我們買一套130平米以上的大房。選好的,地區好的。」壓根兒不搭理這房子的產權人——老徐。

老徐悶悶不樂,來到我家發牢騷:「這家裡好像沒有我這個人……」

我還一個勁兒地勸他:「你老了,跑腿的事讓他們去辦好了。等『定板』時你再出面。」

不料,一個月後情況大變。老徐帶著他的女兒來了。他們說矛盾進一步激化了。老徐妻子和男孩商量說:「給她十幾萬,叫她嫁人得了。」那男孩說:「給她五萬就不少。房子沒她的事。」顯然要「處理」這女孩。

那男孩有新買的房。老徐妻子已經搬出了,搬到哪兒不知道。拆遷辦說:「騰了房子就給錢。」但人家只給「戶主」、「產權人」——老徐。她們搬出拿不到錢,老徐父女還「堅守陣地」,沒搬家。這一來,矛盾就更大了。

發展到這一步,外人就不好再說什麼了。女孩看清母親和哥哥合起來要處理她。也就鐵了心,堅決要跟父親(老徐)一起過。

這就基本上擺出了不惜離婚的架勢。

一週過後,他們離婚了。拆遷費老徐60多萬;其妻60多萬。

拿了錢就得騰房。老徐和女兒在石駙馬大街租了一套房,住了下來。我也去看過他兩次。他說女兒已經在編譯局附近買了一套二居室單元,正在裝修。既然買好了房,正裝修。女兒也剛有了一份在博物館上班的工作。暴風雨過後,情況好轉,剩下的就是裝修好搬回去,過安穩日子的問題了。

兩個月後,我再去看他,那裡說他搬走了,搬到哪裡不知道。

既然新房在編譯局附近,我就去編譯局老幹處去打聽。結果老幹處的李處長說,他們也找不到老徐了。把附近的物業公司訪查遍了,根本就沒有徐鳴珂和他女兒名字的產權人。後來他們覺得不正常,找到派出所報「走失」,派出所說單位沒權報,必須是家屬才可以報。這就是說,不但我找不到他,他的單位也找不到他了。那位李處長無奈地說:「老趙,咱們保持聯繫,不管誰找到,通個消息。」

差不多過了三個月,他女兒來電話了,說老徐已經住進人民醫院。有了下落就好,我和老伴立刻去看了他。他躺在病床上,瘦了許多。我問他:「為什麼搬走不告訴人?」他說:「一言難盡,錢都在女兒手中。不讓我見人,見你,見單位的人。」

我問他:「現在你到底住在什麼街?幾樓?幾號?」

「不知道,她著人把我抬進抬出,我也不知道。她們幾個年輕人在房間商量事,也不讓我聽。電話也停了,她們都用手機……」他說。

這叫什麼事!?這是一個親生女兒,外人能說什麼?

過了幾天,我又去看他。他說:「我不能回家,回去就得死。你想辦法讓我一直住在醫院。我有時想吃蛋糕,沒有錢。」我給了那個「護工」200元,這是唯一能依靠的人。可靠不可靠,我只能給他說了些客氣話,請他在老徐需要時,下樓幫他買一點零星食品。

又過了一段時間,我再去探望老徐時,他不在了。一位好心的護士告訴我,可能去了「二炮醫院」。後來我找到二炮醫院,總算找到了他。他已經是「皮包骨」了,哽嚥著說:

「你給茜茜(他女兒)作作工作,她太不孝順了。你趕快幫我想想辦法,我不能回去,回去就得死。」

我趕忙去找值班大夫,大夫說:「他現在是體能衰弱,沒有症狀。在醫院主要是『治療』,他沒有『症狀』,就不存在『治療』,應該是療養的問題。你是他什麼人?你們盡快商量一下,最好送他到療養院。」

換了醫院,護工也換了,是一位四十多歲的女性。她說:「每天我和病人,兩個人的三頓飯,他女兒只給10塊錢,說實話病人能有什麼營養?」

我回家給他女兒打電話。手機關機。家在哪兒?不知道。

兩天後,我再去二炮醫院,護士說:「徐鳴珂出院了。」再問到了哪裡。護士說:「不知道。」我又找不到老徐了。

過年前,接到編譯局老李的電話,才知道老徐去世了。

他怕回家,他怕死,但他還是死了。

他窩囊死了。唉!窩囊也能死人啊!

要是1958年「五・一」他和已經要結婚的人結了婚呢?

如果沒有那幾十年非人歲月的洗禮,他會這樣病態地窩曩嗎?

他不甘心被「斷子絕孫」。總想要自己的孩子。他沒有想到:那和自己共同育有一女的妻子,似乎根本就沒有和他「白頭偕老」,共度此生的打算。他更沒有想到自己辛勤後半生,愛護有加的愛女竟這樣回報他。他最最不明白的,也是他死不瞑目的,恐怕是中國傳統的「孝道」怎麼會變成這樣?

 

往事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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