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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不認罪 「右派」沒錯 錯的是共產黨(圖)

2022-03-02 19:30 桌面版 简体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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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右
我從不認罪,「右派」沒錯,錯的是共產黨。(網絡圖片)

在1957年鳴放中,我仍冷眼旁觀,一言不吭,誰知後來在向黨交心運動中,吐了真言,於是鋪天蓋地的批判大字報向我撲面湧來,辦公大樓一片喊打聲,可我從不認罪,「右派」沒錯,錯的是共產黨

葉天和小傳

葉天和,杭州市人,1939年生,父輩經商,當屬資產階級成分專政對象(實際經1952年三五反運動衝擊,父亡家淪為城市貧民。)55年初中畢業我就被剝奪上高中資格,次年僥倖進了杭州一閘口電廠當學徒。我以三張大字報的「罪行」,遭受了二十二年磨難……1958年5月劃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即所謂工人中的右派)開除廠藉,遣送農村監督改造,緊接著又以莫須有的罪名,判處我反革命集團成員徒刑8年,外加剝奪政治權利3年。1967年刑滿還強迫我就地繼續勞改(美其名曰「就業」)繼續忍受飢寒、凌辱、欺壓和折磨,直至1979年12月先後得以「改正」和「無罪」。開始過上正常人的生活。

退休後,我不甘心於平庸,摒棄小市民習俗,奮發讀書求索。近幾年來,在李銳、謝韜、許良英等精英學者的感召下,使我茅塞頓開,有如久旱逢甘雨,政治認識上有了長足的進步。特別是鐵流主辦的《往事微痕》更使我受益匪淺,成了我的良師益友,終日愛不擇手。書讀多了,眼界寬了,生活感到充實。這裡我就此趁機向以上各位前輩,學者,難友一併致謝,你們是現時代的普羅米修斯!

徐芳傑小傳

徐芳傑,男,1932年11月生人,祖藉浙江蘭溪。上海出生,上海交大前身機械製造專業。本人生性內向,平素不愛多說,對人對事好求真。難得糊塗。1951年大專畢業。適值解放初。百業待興,各地人才奇缺。為響應號召,毅然服從分配來到東北遼寧北票礦務局。年少氣盛,全身心投入了經濟建設狂熱之中。一個自幼上海長大的年輕人。遠離家鄉,遠離親人,來到如此窮山僻壤地區,生活自有諸多不便,偶而會有怨言。尤其深感共產黨一黨天下,無法無天,滿嘴多是理。

但在1957年鳴放中,我仍冷眼旁觀,一言不吭,誰知後來在向黨交心運動中,吐了真言,於是一石掀起千軍浪,鋪天蓋地的批判大字報向我撲面湧來,辦公大樓一片喊打聲,弄得我頭昏目眩,可我從不認罪,始終只有一句話:「右派」沒錯,錯的是共產黨。最後結果是:極右,開除公職,遣送勞動教養,這使我與戴傳熹難友在遼寧錦州第七勞改支隊相識相逢,所不同者,他單身隻人,不計後果,心直口快嘴吧失控;我拖兒帶女,忍氣吞聲一切放在心裡,他吃的苦受的罪顯然更甚。

所幸我們都有一技之長,政治上受歧視,技術專業上依然有用武之地,受共產黨無償剝削二十二年之久!約在1970年一打三反中,他進了監獄,我全家被押送蘭溪老家。我一生得過無數技術發明專利獎,上世紀八十年代就被評為高工,可我應得的利益一再被共產黨所剝奪,退休養老金一直不及政府部門的勤雜工,幾個子女均受株連,自幼受不到好救育,誤了他們的前程。總之共產黨、人民的政府竟會如此喪失誠信,忽悠百姓,實令人萬萬想不透!

李逸群小傳

李逸群,又名加鴻,1931年7月生,浙江普陀人。祖父兩代篤信天主教,素以行善助人為樂。受此影響我自幼與馬列主義、暴力革命、階級鬥爭等邪教無緣。儘管我安分守己,但在共產黨眼裡始終視我為異類。1958年在杭州市紅十字會醫院被劃為右派,我既未鳴放,也沒寫小字報,更無膽量去寫大字報,共產黨還是給我編織了五六條「罪狀」。說句實話好像根本與我無關,硬扣在了我的頭上。當時我雖25歲,讀書不多,一個海島農家子弟,沒見過什麼世面,「右派」這頂帽子落在我頭上,實在是受寵若驚。據組織對我說;我犯如此「罪惡」,敵我矛盾作人民內部部矛盾處理,這已是共產黨的最大寬宏了。

於是我帶著感恩的心態,乖乖地接受懲罰,於1958年5月到下沙農村去接受改造。只要有飯吃,我就拚命地勞動,每日懺悔,乞求早日新生。1961年雖被摘掉「右派」帽子,可一切照常。從下沙轉到餘杭長樂橋平山農場繼續勞役,起始有200餘人,後陸續疏散剩下二、三十人。1971年我被送回原單位打勤雜。1979年中央55號文件下達後,雖給我改正,但留有尾巴。直至1984年杭州市衛生局發了個34號文,才割去我尾巴。反正從扣上「右派」到改造表現好摘掉帽以至給我「改正」,都是共產黨在變,我李逸群還是我,依舊信我的天主教,絲毫沒變,而共產黨毀了我一生,禍及了我的家庭和我的子孫,我相信罪惡昭彰,報應只是時間問題。

孔慶廉小傳

孔慶廉,出生於1927年5月7日,原藉浙江肖山,就讀於杭州錦堂師範(杭州樹範中學)。1947年畢業於杭州師範學校(即原杭師大),先後在杭州、平湖、餘杭一帶任小學老師。1949年7月進華東軍政大學,分別在蘇州、南京度過一年的軍訓生涯。50年6月派往福州進出口公司任職,同年12月經批准,返回杭州任小學老師和教導主任。

於1958年說不出任何原因就成了重點批鬥對象,同年5月又快速被黨組織宣布為「右派」分子,按四類標準處分,掃地出門遣送農村勞動察看,月工資從原先的66.50元降為30.50元。在臨平翁梅鄉及餘杭平山農場勞役四年。1962年6月又未經任何說明,解除了我的工職,停發工資強迫我自謀出路。天呀!那個年代類似我這樣的「罪人」,又有誰敢用我!?

1978年我走投無路,實在無奈,只好解除婚姻,夫妻離婚,子女歸女方撫養,我孤身隻人,靠街道救濟度日。1979年10月「右派」改正,恢復我行政20級月工資66.50元,1982年普加一級,1986年「右派」按上級有關文件補加一級工資,這樣成了行政18級。1987年9月享受離休侍遇,調至市下城區教育局。

俞致遠小傳

俞致遠,男,1936年浙江富陽出生,1952年畢業於杭初中,55年畢業於杭一中,60年畢業於上海第一醫學院,所讀學校全係名牌。醫學院畢業前夕時逢「中國共產黨」整風,院黨委為完成上級指標,我被「榮幸」相中,即被發配去了新疆生產兵團農四師醫院當醫生,兼職籌建一所全制(三年制)衛生學校,全盤負責。

因為我這醫生是帶「教育的」,必須嚴肅,格外仔細認真,如果發現病歷有錯或病例診冶有誤,一旦選作「實習資料」,必須糾正,因此得罪了不少上級黨員醫生。於是他們事後聯手,直接干涉我的診治工作,並製造事故,強加於我,終於在文革開始時(1966年6月)將我送入監獄長達13年(按反革命報復判8年徒刑,新生就業5年——同一單位兵團躍進鋼廠煤礦)。

得以平反是因我一表姐在中科院數學所競辦工作,她設法讓我去北京,找另一位在全國婦聯工作的副部級幹部及一位更高級的老幹部,要求最高法院複查案情,才得以澄清,真相大白於天下。否則在新疆天高皇帝遠,我則永無翻身之日矣!

 

「往事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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