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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理解的怪事 一个右派竟然是窝囊死的(图)

2022-04-20 08:00 作者:老赵 桌面版 正體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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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派 文革 大字报
一个右派竟然是窝囊死的!图为文革反右的大字报。(图片来源:Richard Harrington/Three Lions/Getty Images)

按:这真是无法理解的怪事!一个右派竟然是窝囊死的。要是当年他和已经要结婚的人结了婚呢?如果没有那几十年非人岁月的洗礼,他会这样病态地窝曩吗?他不甘心被“断子绝孙”,总想要自己的孩子,没有想到……

中央编译局老干部处李处长在电话中告诉我:“老徐于2010年11月15日去世了。我们给举行了个简单的仪式,参加的人只有他的应该是叫‘前妻’的女人,还有那个女儿,那个男孩子也去了。我看见还有你送的一个花圈。”

我回答说:“自从在二炮医院看过他以后,再去就找不到他了,我一直不知道他的下落。你要不告诉我,我哪能知道他去世?那花圈想必是他家谁搞的。最后是在哪个医院?你们几时找到他的?”

李说:“协和医院,人都死了,她(指徐的女儿)能不找我们?”

在旁边的老伴问:“谁去世了?”

我说:“老徐,老徐去世了。”

“唉,老徐真可怜呀!”老伴叹息地说。

这是我今年过年前,和中央编译局老干处李处长的一次通话。

老徐,徐鸣珂,中共中央编译局编审,安徽泗县人,85岁,中共党员。

1957年,在当时称作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作俄译、副科长时,中了“阳谋”之计,没“鸣”没“放”,被“找补”成右派,而且还是极右。

1958年被送“半步桥”,又一同到茶淀农场,又在同一个队,又编在一个组,在一个房间住了大约两年。

刚到农场,他担任了一个时期我们的组长。不久,我就发现他胆特别小,有时候我们在劳动中,刚缓一口气,停下来,他看见队长过来,就慌里慌张的悄声说我:“哎,哎,来了,来了,快动起来,快,快。”其实我是尽了力的,打心里对强迫劳动不满意,他这一说,更引起我的反感,我就是不动,要缓这口气。等到队长过来,也没说什么就走过去了。这时候同组的张志华总会笑着说:“老徐的胆被吓破了。”

我们住在一个房间,劳动、生活整天在一起。彼此处境相同,自然地有了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难友情谊。有时候我们不免对“划右”、“劳教”、“政策”……发些议论,老徐只是在旁边听,不敢多说话。

有一次,他看到我在看家信,他告诉我,在编译局和一个从武汉大学分配来的女同事已经恋爱,并且商量好要在1958年的“五・一节”结婚。结果当然是“棒打鸳鸯”,1958年的2月就把他送到“半步桥”,接着把那位女同事调往武汉。他没有亲戚,孤单地只有他自己一人。谈起这件事,他难过得泪水盈眶。

1959年夏,农场给假三天,让他回北京,处理留在原单位的衣物。结果他只去了一天就回来了,我问起他来,他说:“唉!没法说,已经被开除了,单位谁管你?那些衣服、书籍全发霉了。准备结婚作的一身毛料衣服全完了。连皮箱都发了霉。把你划成右派,同事没人敢跟你说话。我住在一个小旅馆,那服务员看了我的住宿证明信都另眼相看,你说我哪有心思再住下去!?”

1959年秋,我们从茶淀三分场调往“生死场”——于家岭分场。那时候我们已经不在一组。“大饥饿”的时候,我在厕所碰到他,他正摔倒在地,爬不起来,当他听到我喊他时,他勉强仰起脸,那是一张只剩下一层干瘪老皮,消瘦得难以辨认的脸。慢慢爬起来,连掸掉衣服上浮土的力气都没有了。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老赵,我们……怕是回……回不去了,回不去了呀!”

那时候我也成了病号,两腿浮肿,行动滞慢,勉强想拉他一把,却没有一点力气,我只好宽宽他的心:“但愿我们都能回去。”

1961年,我第一批被摘掉“右派”帽子。初冬时候被送回北京养病。当然我不敢和农场任何难友联系。他们的情况和下落我一概不知。

1978年,给右派改正的政策下来了。我那时已经于72年又转成“铁饭碗”的正式工人——木工。上班的单位在西长安街,窗外就是长安街的人行道。斜对面是电报大楼,那是一段外地人来京经常遛玩的街区。有一天没事,我正在单位大门外站着,忽然看见老徐从西边走过来,他同时也看到我,黝黑而消瘦的脸上露出了笑容,紧走了几步,一边伸过手来,一边高兴得说:“啊呀!碰到你了!碰到你了!”

他往左右看看说:“找个地方坐下来聊聊。”

我说:“这就是我工作的单位,走,进去。”

他迟疑了一下,怯怯地说:“能行吗?方便吗?”

我和他开玩笑说:“高级单间,还不行吗?”

实际上我虽然是木工,经常在行政科和基建办公室,我把他领到单位后院我好久没进去的木工房。两间房,空无一人。坐下来,他嗫嚅着说:“我……我……还没吃中饭。真不好意思说,我兜里只剩四毛钱了。”

那时候我和单位的工人相处得都非常好。虽然早已开过饭了,我立刻到食堂找师傅给我打了一份饭菜。端回来让他一边吃,一边聊他的情况。

“……我后来体力不行,安排我到葡萄园劳动。文化大革命来了,大概要抓好多人,要送到农场,把右派大都送回了原籍。我老家一个亲人也没有,没有投奔的地方。那也得送回去。到泗县(安徽)农村,谁给你房子?把我安置在一间小庙里。原来根本没人住。屋顶的一角露着天,下雨,下雪都能飘进屋。什么也没有,谁给你家俱?我睡觉的床就是几捆稻草……

当地很穷,我劳动一年只有30几元的收入。

这次落实改正政策,光火车票就花了一半存钱,我来了20多天,单位不接受我,我没钱了,我想明天到单位要一份车票钱,不接受我,我也得再回去呀!唉!真没办法……”

听了他凄苦的倾诉,我十分同情这位老实而可怜的难友。我问他:“你住在哪儿?你能不能解决住的问题?”

“我住在头发胡同一位老乡家,再住十天半月大概还可以。”他说。

我对他说:“你要能解决住的问题。吃饭的事我来帮你。你每天来我这里吃午饭。吃午饭时我也给你买一份晚饭。带回去晚上吃。单位不接受你不符合政策,你得继续找,找以前的头儿。你要自己回去,那你就得继续当农民,说不定你还得住你的小庙……”

聊到快下班,我给他买了一份晚饭把他送走。

编译局的负责人根本不知道老徐当年的情况,原来的局长姜椿芳已经调到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我建议他去找老领导。后来他多次找了姜,姜作为老领导给编译局作了工作。前后拖了十几天,编译局终于决定接受老徐回原单位工作了。对于老徐来说,总算有了活路。

1984年,我被借调深圳工作。这一去就是七年。没和老徐联系。

1991年,我回来,过起了退休生活,才见到老徐。那时候他已经结婚。妻子是再婚,带过来一个五岁的小男孩。婚后给他生了一个女孩。他总想有自己的孩子,这愿望也满足了。

我们住得不算远,他成了我家的常客。我偶尔也去他家看看。他来免不了说些难对他人启齿的话题。他说:

“我领着我小女孩出来,有的老太太逗孩子:‘跟你爷爷上街哪!?’你说这话叫我听了,这叫什么事儿?唉!这一辈子。”

“他们吃饭吃得好,我有时回来晚,给我留的就是面条,有一点菠菜。”

“你怎么那么窝囊,你那儿出胡同就有饭馆,自己买点好的吃。”我说。

他说:“不行,在外边吃了,回家不吃,她要和我闹,吵,怎么办?”

他简直窝囊到家了,什么都怕,好多事都闷在心里。

……

真叫做时光荏苒,大概是2004年,他来了,嗫嗫嚅嚅地说:“你说那男孩都工作了(那个五岁带过来的小男孩,不觉已经体育大学毕业,当了教师,也结了婚。)现在要买车,也得我拿,你说,这这这……这家里一切开销都是我,她(徐妻)的工资全存起来,一文也不出。她娘家的药费、电话费……全是我呀。”

“那是你儿子,你不拿谁拿?”我忽然想起来了:“哎,他的生父呢?超过18岁,你的义务就尽到了。他那生父也不能一点也不管吧?”

老徐说:“他不能管?”

“哎?为什么?”我有点纳闷。

“人家离婚就因为这孩子不是人家的。”

我一听,这问题还复杂了。“那么是谁的呢?”我问他。

“唉,唉,不能说,没法说。反正这孩子不是他的……”

“噢,原来是这样,那是没法说。”我总算明白了。既然明白了,我就得表态,我笑着说:“这倒好,人家是只管云来雨去,不管经济负担。你收养了人家,那就得你掏钱,你不拿钱谁拿?”

……

2008年,老徐住的宿舍要拆迁,拆迁单位要给老徐120多万元让他买房搬家。没想到由此竟引出了大事。

老徐的妻子和带过来的男孩子商量:“我们买一套130平米以上的大房。选好的,地区好的。”压根儿不搭理这房子的产权人——老徐。

老徐闷闷不乐,来到我家发牢骚:“这家里好像没有我这个人……”

我还一个劲儿地劝他:“你老了,跑腿的事让他们去办好了。等‘定板’时你再出面。”

不料,一个月后情况大变。老徐带着他的女儿来了。他们说矛盾进一步激化了。老徐妻子和男孩商量说:“给她十几万,叫她嫁人得了。”那男孩说:“给她五万就不少。房子没她的事。”显然要“处理”这女孩。

那男孩有新买的房。老徐妻子已经搬出了,搬到哪儿不知道。拆迁办说:“腾了房子就给钱。”但人家只给“户主”、“产权人”——老徐。她们搬出拿不到钱,老徐父女还“坚守阵地”,没搬家。这一来,矛盾就更大了。

发展到这一步,外人就不好再说什么了。女孩看清母亲和哥哥合起来要处理她。也就铁了心,坚决要跟父亲(老徐)一起过。

这就基本上摆出了不惜离婚的架势。

一周过后,他们离婚了。拆迁费老徐60多万;其妻60多万。

拿了钱就得腾房。老徐和女儿在石驸马大街租了一套房,住了下来。我也去看过他两次。他说女儿已经在编译局附近买了一套二居室单元,正在装修。既然买好了房,正装修。女儿也刚有了一份在博物馆上班的工作。暴风雨过后,情况好转,剩下的就是装修好搬回去,过安稳日子的问题了。

两个月后,我再去看他,那里说他搬走了,搬到哪里不知道。

既然新房在编译局附近,我就去编译局老干处去打听。结果老干处的李处长说,他们也找不到老徐了。把附近的物业公司访查遍了,根本就没有徐鸣珂和他女儿名字的产权人。后来他们觉得不正常,找到派出所报“走失”,派出所说单位没权报,必须是家属才可以报。这就是说,不但我找不到他,他的单位也找不到他了。那位李处长无奈地说:“老赵,咱们保持联系,不管谁找到,通个消息。”

差不多过了三个月,他女儿来电话了,说老徐已经住进人民医院。有了下落就好,我和老伴立刻去看了他。他躺在病床上,瘦了许多。我问他:“为什么搬走不告诉人?”他说:“一言难尽,钱都在女儿手中。不让我见人,见你,见单位的人。”

我问他:“现在你到底住在什么街?几楼?几号?”

“不知道,她着人把我抬进抬出,我也不知道。她们几个年轻人在房间商量事,也不让我听。电话也停了,她们都用手机……”他说。

这叫什么事!?这是一个亲生女儿,外人能说什么?

过了几天,我又去看他。他说:“我不能回家,回去就得死。你想办法让我一直住在医院。我有时想吃蛋糕,没有钱。”我给了那个“护工”200元,这是唯一能依靠的人。可靠不可靠,我只能给他说了些客气话,请他在老徐需要时,下楼帮他买一点零星食品。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再去探望老徐时,他不在了。一位好心的护士告诉我,可能去了“二炮医院”。后来我找到二炮医院,总算找到了他。他已经是“皮包骨”了,哽咽着说:

“你给茜茜(他女儿)作作工作,她太不孝顺了。你赶快帮我想想办法,我不能回去,回去就得死。”

我赶忙去找值班大夫,大夫说:“他现在是体能衰弱,没有症状。在医院主要是‘治疗’,他没有‘症状’,就不存在‘治疗’,应该是疗养的问题。你是他什么人?你们尽快商量一下,最好送他到疗养院。”

换了医院,护工也换了,是一位四十多岁的女性。她说:“每天我和病人,两个人的三顿饭,他女儿只给10块钱,说实话病人能有什么营养?”

我回家给他女儿打电话。手机关机。家在哪儿?不知道。

两天后,我再去二炮医院,护士说:“徐鸣珂出院了。”再问到了哪里。护士说:“不知道。”我又找不到老徐了。

过年前,接到编译局老李的电话,才知道老徐去世了。

他怕回家,他怕死,但他还是死了。

他窝囊死了。唉!窝囊也能死人啊!

要是1958年“五・一”他和已经要结婚的人结了婚呢?

如果没有那几十年非人岁月的洗礼,他会这样病态地窝曩吗?

他不甘心被“断子绝孙”。总想要自己的孩子。他没有想到:那和自己共同育有一女的妻子,似乎根本就没有和他“白头偕老”,共度此生的打算。他更没有想到自己辛勤后半生,爱护有加的爱女竟这样回报他。他最最不明白的,也是他死不瞑目的,恐怕是中国传统的“孝道”怎么会变成这样?

 

往事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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