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斥中共「黨天下」 儲安平不怕闖禍？(圖)

1956年春，儲安平被委任為《光明日報》總編輯。（圖片來源：看中國合成）

儲安平（1909－？），江蘇宜興人。抗戰勝利後主編過《客觀》《觀察》。1949年9月參加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1954年8月當選為全國人大代表。1956年春，中共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政策後，他被委任為《光明日報》總編輯。1957年4月1日，經各民主黨派協商和中共中央統戰部、宣傳部的批准，在章伯鈞的陪同下，儲安平走進了光明日報社。

改進報紙工作

從現有資料看，儲接手《光明日報》總編輯後的許多辦報思想和膽量，與《光明日報》社長章伯鈞的支持和鼓勵是分不開的。儲安平在1957年7月4日「交代」：4月1日上午9時，章伯鈞陪我去《光明日報》，他在路上向我表示了這樣的意見，希望光明日報以後多登一些人的新聞。他說，舊社會的報紙很重視人的新聞，現在一般報紙都不大注意人的新聞。他又說：「現在什麼事情都集中在幾個人身上，報紙上也就只見到幾個人的名字，這樣一個大的國家怎能弄好？」

此外，他還贊成少登教條主義的東西……到了報社，各部級主任都在歡迎我們，章伯鈞說：「我把儲安平同志帶來了，他是一個作家，增加了《光明日報》很大的力量」。

章走後，儲告訴各部主任：「我到這裡來工作，李維漢部長支持我，是黨讓我來的，黨是我的後臺。」後來，他也在全報社的會上說：「李維漢部長曾對周揚部長說，『以後有人要批評儲安平，你要為他撐腰』。這說明領導上希望我們放手搞。」

4月9日，儲在報社民盟支部會上說：「4月1日來時，心情很平靜而從容。和大家相處如家人感覺，為什麼？是否胸有成竹？有人問我是否有大政方針？是否拉了多少稿？是否摸了底？我卻什麼也沒有……受黨的教育要表現在行動中，並需以誠意待人，向人學習……希多監督我，減少錯誤。」「我有信心，但不可能沒有困難，做得盡力，罵也不怕……辦報就在風浪之中。若是符合事實，風浪也不怕，要登。」

1957年4月19日，中共中央統戰部邀請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協商決定《光明日報》完全由民主黨派來辦，並撤銷黨組，撤出原任黨員總編輯、副總編輯。儲安平開始實際掌握編輯業務。

儲上班的頭三個星期，和94位工作人員交談，瞭解報社情況，還沒有馬上主持報社的日常編務（仍由總編室主任高天負責）。一番交談後，儲發現大家有一個共同願望，「希望我們的報紙在現有的基礎上前進一步」。

5月7日，儲安平在編輯部全體大會上做了《關於改進〈光明日報〉工作的幾點意見》的報告，主要內容有：

①怎樣把《光明日報》辦成一張名副其實的民主黨派報紙。儲認為：「在新的政治形勢之下，我們要更進一步要求把《光明日報》辦成名副其實的民主黨派的報紙。」「我們的報紙今後應該完成兩方面的任務：一方面要經常宣傳黨的政策，號召大家努力學習馬列主義，積極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另一方面要經常反映民主黨派成員及其聯繫群眾的要求。」「在討論中，大家覺得形勢發展的快，思想跟不上。我聽統戰部一位副部長說：毛主席說過，《光明日報》可以和《人民日報》唱對臺戲。請問，大家有沒有這樣的思想準備？有沒有真正擁護和貫徹這一點的準備？來把它查檢一下子。」

②關於加強新聞報導。儲安平說：「舊社會的編輯記者每日必比報：比新聞、比標題、比編排。舊社會報紙重視新聞，採訪的記者如跑一天寫不出新聞就回不得『娘家』，幾天跑不出新聞要撤職，而我們現在的記者半年不寫新聞。我認為，我們每位新聞記者都應該是社會活動家，他們應該目光四射深入報導，他們看的要比別人敏銳。記者要有敏感，『新聞遍地是，妙手自得之』。新聞寫得好不好，新聞多與少，決定於新聞記者的才能，今後，我們的新聞絕對不能再有依靠新華社的思想。在我還未來報社之前，章社長曾經約人座談報紙問題，郭沫若院長說：我們的報紙要減少共同新聞（具體指新華社新聞），要增加自己的新聞。」

③版面和專刊問題。儲安平說：「根據同志們的意見，保留《文學遺產》《史學》《哲學》這三個專刊。上星期已停了《民族生活》《文藝生活》兩個。《政法》《科學》《文字改革》也已經同意從6月起停刊。……停辦的專刊，其中有一部分材料，可以作為新聞的，就按新聞來報導，可以作為文章的，就按文章來處理。」從後來的實踐看，他在任總編期間（4月1日～6月8日），相繼停辦了《文藝生活》《科學》《政法》《民族生活》4個副刊。

④關於編排式樣和編排風格問題。儲主張學習《文匯報》對新聞的敏感、時間性抓得緊、採訪新聞的活潑精神、有自己獨家新聞的特點。關於文風問題，他認為「主要是長，工作報告、工作總結式的味道很濃厚。這也許是受了新華社和廣播電臺的影響吧。總是社論首先指出……社論指出……社論接著指出……或是×××說，×××最後說。缺乏人情味，使人看了討厭。這種報導方式，必須受到排斥」。

此外，儲安平還就加強新聞報導、組織機構、工作時間問題做了一些安排。但是，他明確指出「我們民主黨派的報紙當然也不是反對黨的報紙」。

主張「揭露」、「尖銳」、「批評」

儲安平在主編《光明日報》之前，因擔任過《力報》《中國晨報》《中央日報》主筆，主編過《客觀》《觀察》等，故對新聞特別敏感。任《光明日報》總編輯後，他對該報的新聞採編、社論撰寫提出了自己的見解。

儲安平喜歡「獨家新聞」、內幕新聞，要編輯、記者「不怕闖禍」。那些揭發儲安平的言論就間接地反映了這一點。

1957年6月15日，張友在光明日報社務委員會上這樣揭發儲安平：他曾說「報紙就是報紙，報紙過去就叫新聞紙，它就是報導消息的。」不管這些消息報導出去對人民有利無利，是消息他就主張報導。他曾對我們說過，現在辦報最大的矛盾就是代表政府呢還是代表人民？因為有些消息政府不准登，而政府叫報紙登的東西，據說讀者不喜歡。

同一天，高天揭發儲安平時也說，儲安平「否定報紙指導工作的作用，反對報紙宣傳政策。認為不必管什麼政策。他說：報紙與黨和政府存在著根本矛盾，那就是報紙要登消息，黨和政府不許登。報紙『代表群眾』，黨和政府同報紙在這點上有矛盾。」

6月22日，光明日報學校教育部的人揭發說，儲安平主張「有什麼就寫什麼，而且要尖銳」。在民革、民盟光明日報支部聯合舉辦的座談會上，區至培也揭發說，「儲安平強調『揭露』，『有聞必錄』，說是要把人逼到牆角裡擠出東西來」。而張友在6月15日的揭發也說，儲安平採取的具體方針就是「揭露，揭露，再揭露，揭露的越多越好，越尖銳越好」。他還說儲安平曾講過：「我們的目的就是揭露，分析改進是共產黨的事情。」

對於國際方面的報導，光明日報國際部的人在6月22日揭發儲安平，說他「曾一再強調高級知識份子不愛看我報國際方面的文章和文化消息」，「主張多報導資本主義國家社會黨的活動，直接採用外國通訊社的消息」，「少宣傳共產黨和工人黨」。

至於儲安平在社論方面的主張，在光明日報6月6日召開的一次民主黨派實職幹部座談會上，儲安平就說：「就現在的情況來看寫社論是比較困難的。因為，光明日報過去的社論，一種是教條，四平八穩；再一種是說共產黨的好話，歌功頌德。批評監督的社論沒有，要寫批評監督的社論，必須社務委員會支持。光明日報的婆婆多，八個民主黨派是八個婆婆，民主黨派有幾百個中央委員，是幾百個婆婆，一個婆婆一個看法，就很困難。因此，必須社委會受權。在沒有受權之前，只能用個人名義寫這方面的文章。」張友在揭發儲安平時也說：「他說社論不好寫，說共產黨的好話，已經說的很多了，不必再說了；寫四平八穩的表態度的東西，是教條主義，沒有人要看的。唯一可以寫的是體現對共產黨批評監督的東西……」

儲安平也試圖去實現自己的新聞主張。6月15日，高天在光明日報社務委員會上發言揭發儲安平，說儲安平講：「《光明日報》讓民主黨派獨立自主的辦，這句話說得好。但我要看看究竟怎麼樣，看看我到什麼地方就要受到阻力不能前進（做手勢）。」「我要碰」，「我要扛一扛風浪，擔一擔斤兩。」「我要看碰上多少暗礁」。高天還揭發，有人對儲安平說，重大問題要不要向中共中央宣傳部聯繫，他回答，「我們是民主黨派報紙，用不著。」

另外，儲安平還說，中共開始整風後，「黨號召大鳴大放，給黨提意見，幫助整風，而報紙打不開局面。」當4月21、22日《人民日報》發了天津知識份子的座談記錄後，《光明日報》的記者們「總算鬆了口氣，《人民日報》開了頭，我們就好開展工作了」。於是，儲也準備派記者到南京、上海、瀋陽、青島、成都、西安、長春、武漢、廣州、蘭州、青島11個城市去召集民主黨派知識份子開座談會。要求「參加座談的同志根據『放』的精神，徹底敞開，暢所欲言地提出問題，發表意見、批評和建議」。此外，還就邀請對象、座談會題目、會前聯繫等作了靈活的規定。結果，截至「黨天下」發言為止，共在武漢、上海、西安、蘭州、瀋陽、南京、廣州、長春、青島9個城市點了「火」，這後來成為儲安平的「右派」罪證之一。

「搶新聞」

儲任職之初，提出要「搶新聞」。1957年5月25日，他聽到九三學社有一編刊物的朋友說，北大學生出大字報（5月19日開始張貼）。馬上就打電話給報社記者潘文彬，要他去採訪，稿子寫成後，總編辦公室主任高天不同意刊發，但他執意要登，這就是5月26日見報的《北京大學學生開闢「民主牆」》。

另一遭人非議的是關於「復旦大學取消黨委負責制」的新聞。

5月6～7日，中共中央統戰部在北京召開了一個座談會，研究清華大學的共產黨基層組織和民主黨派基層組織的關係。座談會開始的第2、3天（即7日、8日），《光明日報》都在頭版頭條以「討論改變高等學校黨委負責制」、「討論民主黨派在高等學校的地位和作用」的大標題，對會上發言作了報導。5月31日，復旦大學校長陳望道在北京參加教育部召開的座談會並在會上發了言。6月2日《光明日報》報導說：本報訊在高等教育部5月31日晚上舉行的座談會上，復旦大學陳望道校長說，復旦大學已取消了黨委負責制，加強校務委員會，以校務委員會作為學校的最高領導機構。他認為這樣容易發揮老師的作用，使黨與非黨幹部打成一片，把學校辦好。陳望道校長並說，因為復旦大學在這個方面比較有條件，中共上海市委也認為這個辦法先在復旦實行較好。

此新聞和儲安平關於「黨天下」的發言《向毛主席、周總理提些意見》都刊登在第一版上。第二天，儲造訪章伯鈞時說：「從前《光明日報》不能獨立辦新聞，現在我們自己搞。我們要搞，就要搞和新華社不一樣的！」「今天的『光明』發了一條關於上海復旦大學校長陳望道談取消黨委負責制的消息。」章連說：「好，好。毛公在最高國務會議上已經講了學校黨委負責制要取消的事情。上海先走了一步。」

但在6月4日，《人民日報》為正「視聽」刊出了《陳望道和楊西光說：復旦大學沒有取消黨委負責制》：本報訊 昨日，正在北京開會的復旦大學校長陳望道，就2日《光明日報》刊登復旦大學已取消黨委負責制的消息，對本報記者說，光明日報的記載與我的發言有很大的出入，事實上並不是「復旦大學已取消了黨委負責制」。我在高等教育部5月31日召開的座談會上談的是復旦大學加強校務委員會的問題。復旦大學的黨、政領導人員為了加強團結和改進學校領導工作，經過黨和非黨的一些同志的商量，提出了關於加強校務委員會的作用的一些辦法。這些辦法正送請高等教育部研究，要經過慎重的討論以後才能做出最後決定，實行這些加強校務委員會領導的辦法以後，學校還是要由黨委來積極領導的，怎麼能說是已取消了學校黨委負責制呢？

儲見此消息後，即以電報詢問復旦大學的盧於道，盧回電：「校委會制，復旦有此方案，但未實行。」

6月5日，《光明日報》登出更正文章《陳望道談加強校務委員會問題》：本報6月2日刊載了復旦大學陳望道校長談的該校取消黨委負責制、加強校務委員會的消息後，引起了有關方面的注意。本報記者於昨日（4）晚上八點多鐘訪問了陳望道校長，請他再談一談這方面的情況。他說：本報所刊新聞與他的談話有些出入，復旦大學加強了校務委員會，但黨委制並未取消。陳望道校長說：我們學習毛主席的報告時，大家就提出了加強校務委員會的方案，起初由學校的黨、政負責人討論，接著又交給各民主黨派負責人討論，經過反覆討論後，對這個方案作了一些修改。後來，我們學校各系也討論過這個方案，並已經把這個方案送給高等教育部。這個方案規定，校務委員會是學校的權力機構，學校的很多重要問題都要經過這個委員會討論，做出決定。現在我們學校的很多重要問題都已經交到校務委員會討論，我們已經這樣做了。不過，這是一個制度問題，關係很大，還要請領導上來做結論，不是某一兩個學校可以單獨決定的。

照穆欣等一些後來批判儲安平的人所說，這是一條「杜撰」的新聞。且穆欣在他的書中，還直接引用了儲安平在「黨天下」言論後檢討中的一些自誣語言。

不過從另一方面看，當年這個新聞還是有一點懸念的。這與陳望道的重新入黨有關。陳望道是中共早期黨員，曾任中共上海地方委員會第一任書記。後因不滿陳獨秀的家長式作風退黨了。6月19日，陳望道又加入了共產黨，不過到1973年8月才公開黨員身份。據《太白之風：陳望道傳》的作者周維強推測，當年陳望道談復旦大學「取消黨委負責制」時，「他任校長的復旦大學取消黨委負責制，這是遵行中共上海市委的決定，或者說是服從黨的決定；而他執行這個決定，是出於對治校的考慮：『這樣容易發揮老教師的作用，使黨與非黨幹部打成一片，把學校辦好』」。從陳望道的入黨情況看，他在《光明日報》發表談話前就已書面提出入黨請求，而中共上海市委向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吸收陳望道入黨的請示報告則是在1957年5月31日，即陳望道發表「取消黨委負責制」談話的當天，這比《光明日報》發表《復旦大學取消黨委負責制》一文早了兩天。因此，周維強說：「這恐怕是饒有深意的吧。」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