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誰 毀了我們的青少年？(圖)

文革中，青年學生不學習，鬥爭為主課（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看中國2021年6月28日訊】「老三屆」，是指上世紀1966、1967、1968屆初中、高中畢業生，他們的青春磨難和人生坎坷，一言難盡。

不過，「老三屆」有一點還算幸運，至少接受過較為完整的正常的小學、初中，乃至高中教育，夯實了基礎。1977年恢復高考制度後，他們中許多人重拾課本，考取了大學，成為令人羨慕的「新三屆」。

從1966年到1976年期間，同樣在小學、中學、高中讀書的，除了「老三屆」，還有人數眾多的學生，我姑且給他們命名為「老三屆之後」。

這批人命運多舛，參加過造反，「破四舊」，此後有的在城裡安排工作，有的插隊落戶，有的回鄉勞動，有的被推薦為工農兵大學生，有的考取了大學……情況比較複雜，但沒有引起社會的關注。

我就屬於「老三屆之後」，「文革」爆發，我在農村讀小學三年級。

這一時期，正是一個人從少年到青年的成長時期，是學習知識、儲備知識的時期，是播種理想種子的時期，是選擇人生道路的時期。然而，遇到了極其荒唐的「文革」，原本按部就班求學的路徑，被粗暴地扭曲了；原本對未來美好的夢想，被無情地擊碎了；原本需要的家庭教育、社會教育、道德修養、文明修養，包括談情說愛，均被殘酷的政治運動顛覆了。

「老三屆之後」同樣是深受「文革」影響的一代，耽誤的一代，摧殘的一代，毀掉的一代。「文革」對於我們是冷酷無情的，而我們卻以熱情和幼稚、盲目和無知擁抱了「文革」！

七制校：缺教師缺經費

「文革」伊始，學校的正常秩序完全被打亂了。取而代之的是停課鬧革命，貼寫大字報，參加批判會，鬥爭校長和老師，遊行示威，大破「四舊」……原來整天關在教室裡讀書寫字的小學生，一下子像沒人管了的羊群，被各種光怪陸離的新奇事物吸引著、激勵著，隨之狂熱地投身其中，尋求刺激，尋求快樂。

首先是學制發生了改變。我們村原來有高小，在校讀6年，畢業後報考初中。縣裡的初中根據考試成績分批錄取，有的設在縣城，有的在鎮上。考取初中後讀完三年，再報考高中，同樣按考試成績上不同檔次的學校，高中畢業然後報考大學。「文革」開始後，落實偉大領袖毛主席「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的最高指示，我們村的高小改成了初中，即小學1—5年級，初中6—7年級。學制比以前的初中畢業整整縮短了兩年。

一夜之間，高小變初中，教師從何而來？教學設施從何而來？教育經費從何而來？教學管理從何而來？這一切均談不上，只是在學校大門口換了一塊「丁樊七年制學校」的牌子。這時，國家相應配套的初中、高中、大學停止招生，我們這些農村孩子在本村上完七制校，就學到頭了。

我們村子大，學校最多的時候有四五百學生，有20多位教師，公辦教師和民辦教師差不多各佔一半。公辦教師多為此前的初中生考取了當地中等師範學校，中師學制二年，比讀高中還少學一年。這批教師教小學蠻能勝任，給七制校的六七年級代課，就顯得吃力了。而且，「文革」中師同樣停止招生，這批公辦教師還很稀缺。學校無奈，只好臨時招來許多民辦教師代課。民辦教師有初中生、高中生。高中生多為在初中學習成績較好，畢業後不願意或瞧不起考中師，考取了高中，抱負是畢業後報考大學，前途不可限量。

高中生比中師多上一年學，結果大學停止招生，只好回村當農民。而上了中師的，少讀一年書不說，畢業後是堂堂正正的公辦教師，吃國家商品糧，每月掙幾十塊工資，這時該輪到人家瞧不起當民辦教師的高中生了。在這樣的背景下，雖然有的民辦教師是高中生，教學水平往往高於某些公辦教師。有了教師沒有教育經費，民辦教師掙的是工分，參加本生產隊年終分紅，縣教育局每月發給幾塊錢生活補貼，實際等於國家把應該支付的一部分教師工資，轉嫁到了農民身上。

語文課：背語錄抄報紙

教師如此，教材呢？

「文革」伊始，大概出版社編教材的編輯、印刷廠印教材的工人同樣鬧革命了，致使我們連課本也沒有了。語文老師上課，就是在黑板上抄毛主席語錄，抄報紙，課後作業就是背誦和抄寫毛主席語錄。終於盼來了新課本，選編的課文內容有毛主席著作，毛主席詩詞，魯迅雜文，報章社論，革命回憶錄。有一篇讚揚油畫《毛主席去安源》的文章，其中一句說毛主席「微鎖的眉頭，緊抿的嘴角」，至今記憶尤深。

我上語文課學會「排比句」修辭，來自一篇課文，是當時的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在偉大領袖毛主席上天安門接見紅衛兵大會上的一篇講話，大意是：「全國各地的紅衛兵小將不遠萬里，風塵僕僕，來到了我們偉大祖國的心臟首都北京，來到了領導世界革命的中心，來到了偉大領袖毛主席身邊……」老師講解說，這一連串三個「來到了」，文字富有氣勢，意思層層遞進，叫「排比句」。

至於古文，七年級語文課本上選了兩篇，一篇是《武松打虎》，選自古典小說《水滸傳》》；另一篇是《愚公移山》，至今還記得「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學到的古文知識可見一斑。

數學課：講政治講鬥爭

語文課如此，數學課總該好點吧？其實不然。數學課本中的文字題，通篇不離政治，而且充滿了濃濃的火藥味。每道文字題之前，常常會引用一段毛主席語錄，用黑體字醒目地編排，如「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等。例題內容或是解放前地主霸佔農民土地，或是農民向地主交租子，或是人民公社糧食生產大豐收，或是工廠生產多少產品支援亞非拉。網上隨手一搜，就有下面這道題：

「地主階級對於農民的殘酷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迫使農民多次地舉行起義，以反抗地主階級的統治。」

解放前，地主階級利用權勢，霸田佔地，收租放債，敲詐勒索，致使貧下中農「債務叢生，如牛負重」。有一個地主以84%的年利率貸給貧農陳大叔24元，一年後貧農陳大叔欠債是多少？

這絕不是誇張，類似的數學作業題，我不知做過多少。

有段時間，上面要求搞「開門辦學」，就是請工農兵上講臺，打破知識份子「臭老九」獨霸講臺的局面。我們村七制校邀請過貧下中農代表憶苦思甜，邀請過大隊幹部講述土改鬥爭情況，還聘請大隊獸醫站李醫生講獸醫知識。李大叔原籍河南，多少年了一口河南話沒改過來，他挺認真地講了一堂課，全班學生幾乎沒聽清幾句。

學校還搞過「革命小將上講臺」活動，以此來證明革命小將什麼都能幹。有一次，教我們數學的牛永勝老師讓我登臺講課，他既是我的數學老師，又分管學校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我是宣傳隊員，整天在他手下排演節目，他對我比較熟悉。那天，我身穿宣傳隊的演出服裝，黃上衣，藍褲子，腰扎武裝帶，頭戴黃軍帽，臉上還塗了層油彩，神氣十足。我大步登上講臺，給同班學生講一元一次方程的解法。講解時，教室後面坐滿了前來觀摩的鄰村學校師生。下課後，大家對我的講課反應不錯，連那些觀摩者也讚不絕口。其實，我講的全是牛老師事先一字一句教好的，我照貓畫虎，滑稽可笑，實在是一場鬧劇。

理化課：沒用場不願學

在本村學校讀完五年級，不用考試，全班齊刷刷上了本村七制校的初中。初中語文和數學課程保留，沒有開設物理和化學課，改上《工業基礎知識》和《農業基礎知識》，內容多為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大躍進、農業八字憲法等，兩年一晃而過，沒學到多少知識。畢業時高中開始招生了，但實行推薦制度，且名額十分有限，有幸上高中的不到10%，其餘學生回家務農，修理地球。

我屬於「黑五類子女」，自然不會被推薦。後借1973年「智育回潮」的機遇，幾經輾轉上了閻景中學讀高中。這所學校在離我家30里的閻景鎮，利用地主兼資本家李子用家族的李家大院做校舍。因為是運城地區直屬學校，所以師資力量雄厚，教學設備完善。可是，我們農家孩子目光短淺，覺得上中專、大學靠推薦，且需要高中畢業回鄉參加勞動鍛練兩年才符合條件，希望極為渺茫。多數同學對數理化不感興趣，認為學那些熱能、加速度、燒杯、試管等，回到農村有啥用場？教物理的暢敬信老師徵求學生意見，我們竟然要求講授如何安裝電燈，如何開拖拉機、磨面機等實用技能。你說荒唐不荒唐？到了1977年高考制度恢復，這才傻眼了。不少學生報考文科，並非出於喜愛文科，而是數理化課程「抓瞎」，只能靠死記硬背歷史地理，「臨陣磨槍」，求得一搏。

課外閱讀：缺書看瞎胡看

在本村七制校讀書，大隊部、公社均沒有一間圖書館和閱覽室。村裡只有學校領導和大隊部訂閱《人民日報》《山西日報》，我們偶爾在學校會議室見到報紙，隨手翻一翻，瞎胡看。我後來上了復旦大學新聞系，第一學期有門課程是《讀報用報》，是葛遲胤老師講的，葛老師態度和藹，講課認真，卻很實用。

那時看課外書籍，全靠同學之間私下相互傳閱，大多為「小人書」連環畫。大部頭小說，有《烈火金剛》《紅岩》《歐陽海之歌》《青春之歌》《林海雪原》《苦菜花》《迎春花》等等，其中有的小說是受批判的毒草，好不容易借到手只能偷偷看。看小說主要對故事性強的、打仗的感興趣，什麼史更新大鬧豬頭小隊長和毛利太君呀，什幺小分隊奇襲奶頭山呀。

那時談情說愛是資產階級情調，學校又不開設生理健康課。個別小說有少量愛情描寫和性愛描寫，既充滿好奇想看，看後又感到害羞，害怕，自責。悄悄秘秘看了一遍又一遍，有的文字都能背下來。比如，《青春之歌》中林道靜跟余永澤在海邊談情說愛的場景；《苦菜花》中杏葉母親跟長工偷情的場景；王柬之跟情婦淑華調情的場景。看了這些，只能默默記在心裏，好像做了見不得人的醜事，不敢告訴任何人。現在想起來，十分荒唐可笑。

閻景中學圖書館藏書不少，遺憾的是批判封、資、修，優秀的圖書，老師不敢借給學生。借出的全是《虹南作戰史》之類新書，政治性太強，可讀性太差。倒是浩然寫的《艷陽天》《金光大道》，反映農村生活，我們讀起來很感親近。

我初讀《紅樓夢》是向教語文的王全軍老師借閱的，囫圇吞棗看過一遍。學校開展批《水滸傳》運動，毛主席說這本書「好就好在投降」，沒看過咋批判，我從同學史誌強那裡借來一本看了看。志強的父親很有學問，家中有不少藏書。

體育課：沒器材練跑步

體育課更有意思。本村七制校的體育設施幾乎為零，單槓、雙槓、鞍馬等一樣也沒有。乒乓球熱過一陣，是磚頭砌的台面，沒用多久就毀坯了。初中畢業前夕，學校操場才安裝了兩副籃板，勉強可以打籃球。沒記得學校開過正規運動會，沒有學過基本的體育常識。上體育課基本上就是練習立正稍息跑步。有次上課，體育老師突然神秘地說：臺灣國民黨空投來一個特務，就在咱們村外，我們去抓活的！同學們來勁了，摩拳擦掌，跟隨老師跑到村外一條壕溝，抓到的「特務」是老師事先安排的一位同學。

至於外語課，在本村七制校壓根沒有開設過。閻景中學設有英語課，卻發生了聞名全國的河南省「馬振扶事件」，「我是中國人，為啥學外文，不學ABC，也能做接班人。」那個自殺學生的遺言，竟然引發我們的共鳴，英語學習再次被澆了一桶冷水。我上大學後，英語基本上是從ABC開始學的。

想一想，這樣的氛圍，這樣的環境，我們學到了多少知識呢？

跟「老三屆」相比，「老三屆之後」從小學、初中直到高中，都荒廢了學業，荒度了青少年年華。倘若不是「文革」，他們中應該有更多的人考上大學，成為各個領域的棟樑之材。

如今都市高樓林立，建造一座幾十層高樓，需要挖掘相當深的地基，用鋼筋水泥一點一滴砌到地面，然後才能做到「萬丈高樓從地起」。1977年高考制度恢復後，有幸考取大學的77級、78級，就包括「老三屆」「老三屆之後」以及少數應屆生，成為時代的寵兒。其中不少人在各個領域頗有建樹。但是，由於先天不足，根基不牢固，絕大多數儘管刻苦努力，孜孜奮鬥，終難產生大師級的人物。

是誰，毀了我們的青少年？！

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曾說過：「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此話不僅針對大學，小學、中學教育同樣需要優秀的師資。

十年「文革」，十年浩劫，耽誤和毀掉的不是一個人，是整整一代或幾代人，是整個國家文脈和科技的塌陷式斷層，是傳統和文化的撕裂和毀滅。那些至今仍然盲目叫喊「接受鍛練」「青春無悔」的人，那些至今仍然盲目懷念「文革」的人，不知是出於無知，還是患了健忘症？！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