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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 毁了我们的青少年?(图)

2021-06-28 05:56 作者:冯印谱 桌面版 正體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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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青年学生集会
文革中,青年学生不学习,斗争为主课(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看中国2021年6月28日讯】“老三届”,是指上世纪1966、1967、1968届初中、高中毕业生,他们的青春磨难和人生坎坷,一言难尽。

不过,“老三届”有一点还算幸运,至少接受过较为完整的正常的小学、初中,乃至高中教育,夯实了基础。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后,他们中许多人重拾课本,考取了大学,成为令人羡慕的“新三届”。

从1966年到1976年期间,同样在小学、中学、高中读书的,除了“老三届”,还有人数众多的学生,我姑且给他们命名为“老三届之后”。

这批人命运多舛,参加过造反,“破四旧”,此后有的在城里安排工作,有的插队落户,有的回乡劳动,有的被推荐为工农兵大学生,有的考取了大学……情况比较复杂,但没有引起社会的关注。

我就属于“老三届之后”,“文革”爆发,我在农村读小学三年级。

这一时期,正是一个人从少年到青年的成长时期,是学习知识、储备知识的时期,是播种理想种子的时期,是选择人生道路的时期。然而,遇到了极其荒唐的“文革”,原本按部就班求学的路径,被粗暴地扭曲了;原本对未来美好的梦想,被无情地击碎了;原本需要的家庭教育、社会教育、道德修养、文明修养,包括谈情说爱,均被残酷的政治运动颠覆了。

“老三届之后”同样是深受“文革”影响的一代,耽误的一代,摧残的一代,毁掉的一代。“文革”对于我们是冷酷无情的,而我们却以热情和幼稚、盲目和无知拥抱了“文革”!

七制校:缺教师缺经费

“文革”伊始,学校的正常秩序完全被打乱了。取而代之的是停课闹革命,贴写大字报,参加批判会,斗争校长和老师,游行示威,大破“四旧”……原来整天关在教室里读书写字的小学生,一下子像没人管了的羊群,被各种光怪陆离的新奇事物吸引着、激励着,随之狂热地投身其中,寻求刺激,寻求快乐。

首先是学制发生了改变。我们村原来有高小,在校读6年,毕业后报考初中。县里的初中根据考试成绩分批录取,有的设在县城,有的在镇上。考取初中后读完三年,再报考高中,同样按考试成绩上不同档次的学校,高中毕业然后报考大学。“文革”开始后,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最高指示,我们村的高小改成了初中,即小学1—5年级,初中6—7年级。学制比以前的初中毕业整整缩短了两年。

一夜之间,高小变初中,教师从何而来?教学设施从何而来?教育经费从何而来?教学管理从何而来?这一切均谈不上,只是在学校大门口换了一块“丁樊七年制学校”的牌子。这时,国家相应配套的初中、高中、大学停止招生,我们这些农村孩子在本村上完七制校,就学到头了。

我们村子大,学校最多的时候有四五百学生,有20多位教师,公办教师和民办教师差不多各占一半。公办教师多为此前的初中生考取了当地中等师范学校,中师学制二年,比读高中还少学一年。这批教师教小学蛮能胜任,给七制校的六七年级代课,就显得吃力了。而且,“文革”中师同样停止招生,这批公办教师还很稀缺。学校无奈,只好临时招来许多民办教师代课。民办教师有初中生、高中生。高中生多为在初中学习成绩较好,毕业后不愿意或瞧不起考中师,考取了高中,抱负是毕业后报考大学,前途不可限量。

高中生比中师多上一年学,结果大学停止招生,只好回村当农民。而上了中师的,少读一年书不说,毕业后是堂堂正正的公办教师,吃国家商品粮,每月挣几十块工资,这时该轮到人家瞧不起当民办教师的高中生了。在这样的背景下,虽然有的民办教师是高中生,教学水平往往高于某些公办教师。有了教师没有教育经费,民办教师挣的是工分,参加本生产队年终分红,县教育局每月发给几块钱生活补贴,实际等于国家把应该支付的一部分教师工资,转嫁到了农民身上。

语文课:背语录抄报纸

教师如此,教材呢?

“文革”伊始,大概出版社编教材的编辑、印刷厂印教材的工人同样闹革命了,致使我们连课本也没有了。语文老师上课,就是在黑板上抄毛主席语录,抄报纸,课后作业就是背诵和抄写毛主席语录。终于盼来了新课本,选编的课文内容有毛主席著作,毛主席诗词,鲁迅杂文,报章社论,革命回忆录。有一篇赞扬油画《毛主席去安源》的文章,其中一句说毛主席“微锁的眉头,紧抿的嘴角”,至今记忆尤深。

我上语文课学会“排比句”修辞,来自一篇课文,是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上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大会上的一篇讲话,大意是:“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小将不远万里,风尘仆仆,来到了我们伟大祖国的心脏首都北京,来到了领导世界革命的中心,来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身边……”老师讲解说,这一连串三个“来到了”,文字富有气势,意思层层递进,叫“排比句”。

至于古文,七年级语文课本上选了两篇,一篇是《武松打虎》,选自古典小说《水浒传》》;另一篇是《愚公移山》,至今还记得“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学到的古文知识可见一斑。

数学课:讲政治讲斗争

语文课如此,数学课总该好点吧?其实不然。数学课本中的文字题,通篇不离政治,而且充满了浓浓的火药味。每道文字题之前,常常会引用一段毛主席语录,用黑体字醒目地编排,如“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等。例题内容或是解放前地主霸占农民土地,或是农民向地主交租子,或是人民公社粮食生产大丰收,或是工厂生产多少产品支援亚非拉。网上随手一搜,就有下面这道题:

“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

解放前,地主阶级利用权势,霸田占地,收租放债,敲诈勒索,致使贫下中农“债务丛生,如牛负重”。有一个地主以84%的年利率贷给贫农陈大叔24元,一年后贫农陈大叔欠债是多少?

这绝不是夸张,类似的数学作业题,我不知做过多少。

有段时间,上面要求搞“开门办学”,就是请工农兵上讲台,打破知识分子“臭老九”独霸讲台的局面。我们村七制校邀请过贫下中农代表忆苦思甜,邀请过大队干部讲述土改斗争情况,还聘请大队兽医站李医生讲兽医知识。李大叔原籍河南,多少年了一口河南话没改过来,他挺认真地讲了一堂课,全班学生几乎没听清几句。

学校还搞过“革命小将上讲台”活动,以此来证明革命小将什么都能干。有一次,教我们数学的牛永胜老师让我登台讲课,他既是我的数学老师,又分管学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我是宣传队员,整天在他手下排演节目,他对我比较熟悉。那天,我身穿宣传队的演出服装,黄上衣,蓝裤子,腰扎武装带,头戴黄军帽,脸上还涂了层油彩,神气十足。我大步登上讲台,给同班学生讲一元一次方程的解法。讲解时,教室后面坐满了前来观摩的邻村学校师生。下课后,大家对我的讲课反应不错,连那些观摩者也赞不绝口。其实,我讲的全是牛老师事先一字一句教好的,我照猫画虎,滑稽可笑,实在是一场闹剧。

理化课:没用场不愿学

在本村学校读完五年级,不用考试,全班齐刷刷上了本村七制校的初中。初中语文和数学课程保留,没有开设物理和化学课,改上《工业基础知识》和《农业基础知识》,内容多为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大跃进、农业八字宪法等,两年一晃而过,没学到多少知识。毕业时高中开始招生了,但实行推荐制度,且名额十分有限,有幸上高中的不到10%,其余学生回家务农,修理地球。

我属于“黑五类子女”,自然不会被推荐。后借1973年“智育回潮”的机遇,几经辗转上了阎景中学读高中。这所学校在离我家30里的阎景镇,利用地主兼资本家李子用家族的李家大院做校舍。因为是运城地区直属学校,所以师资力量雄厚,教学设备完善。可是,我们农家孩子目光短浅,觉得上中专、大学靠推荐,且需要高中毕业回乡参加劳动锻炼两年才符合条件,希望极为渺茫。多数同学对数理化不感兴趣,认为学那些热能、加速度、烧杯、试管等,回到农村有啥用场?教物理的畅敬信老师征求学生意见,我们竟然要求讲授如何安装电灯,如何开拖拉机、磨面机等实用技能。你说荒唐不荒唐?到了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这才傻眼了。不少学生报考文科,并非出于喜爱文科,而是数理化课程“抓瞎”,只能靠死记硬背历史地理,“临阵磨枪”,求得一搏。

课外阅读:缺书看瞎胡看

在本村七制校读书,大队部、公社均没有一间图书馆和阅览室。村里只有学校领导和大队部订阅《人民日报》《山西日报》,我们偶尔在学校会议室见到报纸,随手翻一翻,瞎胡看。我后来上了复旦大学新闻系,第一学期有门课程是《读报用报》,是葛迟胤老师讲的,葛老师态度和蔼,讲课认真,却很实用。

那时看课外书籍,全靠同学之间私下相互传阅,大多为“小人书”连环画。大部头小说,有《烈火金刚》《红岩》《欧阳海之歌》《青春之歌》《林海雪原》《苦菜花》《迎春花》等等,其中有的小说是受批判的毒草,好不容易借到手只能偷偷看。看小说主要对故事性强的、打仗的感兴趣,什么史更新大闹猪头小队长和毛利太君呀,什幺小分队奇袭奶头山呀。

那时谈情说爱是资产阶级情调,学校又不开设生理健康课。个别小说有少量爱情描写和性爱描写,既充满好奇想看,看后又感到害羞,害怕,自责。悄悄秘秘看了一遍又一遍,有的文字都能背下来。比如,《青春之歌》中林道静跟余永泽在海边谈情说爱的场景;《苦菜花》中杏叶母亲跟长工偷情的场景;王柬之跟情妇淑华调情的场景。看了这些,只能默默记在心里,好像做了见不得人的丑事,不敢告诉任何人。现在想起来,十分荒唐可笑。

阎景中学图书馆藏书不少,遗憾的是批判封、资、修,优秀的图书,老师不敢借给学生。借出的全是《虹南作战史》之类新书,政治性太强,可读性太差。倒是浩然写的《艳阳天》《金光大道》,反映农村生活,我们读起来很感亲近。

我初读《红楼梦》是向教语文的王全军老师借阅的,囫囵吞枣看过一遍。学校开展批《水浒传》运动,毛主席说这本书“好就好在投降”,没看过咋批判,我从同学史志强那里借来一本看了看。志强的父亲很有学问,家中有不少藏书。

体育课:没器材练跑步

体育课更有意思。本村七制校的体育设施几乎为零,单杠、双杠、鞍马等一样也没有。乒乓球热过一阵,是砖头砌的台面,没用多久就毁坯了。初中毕业前夕,学校操场才安装了两副篮板,勉强可以打篮球。没记得学校开过正规运动会,没有学过基本的体育常识。上体育课基本上就是练习立正稍息跑步。有次上课,体育老师突然神秘地说:台湾国民党空投来一个特务,就在咱们村外,我们去抓活的!同学们来劲了,摩拳擦掌,跟随老师跑到村外一条壕沟,抓到的“特务”是老师事先安排的一位同学。

至于外语课,在本村七制校压根没有开设过。阎景中学设有英语课,却发生了闻名全国的河南省“马振扶事件”,“我是中国人,为啥学外文,不学ABC,也能做接班人。”那个自杀学生的遗言,竟然引发我们的共鸣,英语学习再次被浇了一桶冷水。我上大学后,英语基本上是从ABC开始学的。

想一想,这样的氛围,这样的环境,我们学到了多少知识呢?

跟“老三届”相比,“老三届之后”从小学、初中直到高中,都荒废了学业,荒度了青少年年华。倘若不是“文革”,他们中应该有更多的人考上大学,成为各个领域的栋梁之材。

如今都市高楼林立,建造一座几十层高楼,需要挖掘相当深的地基,用钢筋水泥一点一滴砌到地面,然后才能做到“万丈高楼从地起”。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后,有幸考取大学的77级、78级,就包括“老三届”“老三届之后”以及少数应届生,成为时代的宠儿。其中不少人在各个领域颇有建树。但是,由于先天不足,根基不牢固,绝大多数尽管刻苦努力,孜孜奋斗,终难产生大师级的人物。

是谁,毁了我们的青少年?!

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曾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此话不仅针对大学,小学、中学教育同样需要优秀的师资。

十年“文革”,十年浩劫,耽误和毁掉的不是一个人,是整整一代或几代人,是整个国家文脉和科技的塌陷式断层,是传统和文化的撕裂和毁灭。那些至今仍然盲目叫喊“接受锻炼”“青春无悔”的人,那些至今仍然盲目怀念“文革”的人,不知是出于无知,还是患了健忘症?!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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